第六章 中山逝世
孙中山病危北平，宋庆龄悲痛至极，唤来孔祥熙说，发电广州，让宋子文过来吧。于是，宋子文成了总统遗嘱的见证人，并在遗嘱后签上了“宋子文”三字，随后他也成了名人。
公元1924年11月13日，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
广州军港。
孙中山偕同夫人宋庆龄健步登上永丰舰，向送行的党政军要员挥手致意。随着舰长令发，汽笛长鸣，永丰舰缓缓离岸，向墨蓝色的深海域驶去，任重而道远，目的地——北京。
这次孙氏夫妇的北行，是应北京“基督将军”冯玉祥之邀，共商和平统一大计。冯玉祥是直系将领，虽能征善战，却受到吴佩孚的排挤。20天前，他趁直奉大战正酣之时，倒戈回师，发动了北京政变，赶走了由“猪仔议员”贿选出来的总统曹锟，还捎带着把已经退位的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逐出紫禁城，一举控制了北京。
政变成功后的第二天(10月25日)，冯即召集政治军事会议，决定暂由段祺瑞主政，同时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时局。段祺瑞、张作霖也致电表示欢迎。
孙中山一直关注着北方的局势，接电沉思良久，宋庆龄心里也犯犹豫。
孙中山痛恨军阀混战与割据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不愿放弃一线和平统一的希望。为了扩大国民革命的影响，加速和平统一，便毅然决然接受冯玉祥等人的北上之邀。
对于这么大的事情，或吉或凶，宋庆龄吃不准，找来宋子文商议。宋子文亦感到事非一般，他讲:“此人(冯玉祥)靠不住，再说他也不是一个好东西!这次北京政变，是冯捣了他的上司吴佩孚的鬼。邀总统北上，不知又在耍什么鬼把戏?”
孙中山先生力排众议:“不管他们有没有把戏，为求得全国统一，纵是刀山火海，我也得跳!”
孙中山先生已经决定，宋子文还能说什么，只是提醒孙中山说:“长途跋涉，社会动乱，路上要多加注意。”
宋子文说的不无道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一致反对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千方百计欲将其扼杀在摇篮中。因此北上之途困难重重，险象环生，有些问题难以预料。
“这些我已考虑了，是否能活着回来还很难说，不管怎么说，我到那里是进行斗争。一路平坦的话，还要我们革命者干什么!”孙中山的话颇有几分悲壮，说到这里，又话题一转，“不过，我们还要防备万一。路线可以调整，先到香港，再由香港搭日本邮轮绕上海，后到日本神户，再到天津驱车进北京，另外，多带些卫兵，加强防备力量。”
“希望你多想些困难。”宋子文再次叮咛道。
临登舰前，孙中山夫妇又在黄埔军校作了短暂停留，受到了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和欢送。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孙中山和蒋介石都讲了话，那是个何等激动人心的场面啊!
刺刀闪亮，军旗猎猎。
孙中山缓缓走到军校检阅台上。
迎面可见大字标幅:“镇压商团，巩固广东革命发源地!热烈欢送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国事!”
学员们排成整齐的队列，精神饱满，手持苏式步枪，朝气蓬勃，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正步通过检阅台，以崇敬的目光注视着孙中山。
汪精卫看着这场面感慨万千地说:“镇压商团，黄埔学生军初试锋芒，冯玉祥在北京政变，又邀请先生主持国事。局面总算日趋好转!”
廖仲恺走到孙中山身旁，恳切地说:“请先生训示。”
孙中山摇一摇头，沉默。
军旗随风飘动。
廖仲恺再一次劝请:“先生还是说几句吧!”
孙中山右手按着肝部，凝望着这支军容整齐、生气勃勃的新型军队，不禁心潮激荡。在他眼前交替地出现了一幅幅图景:火奴鲁鲁的华侨兵队的操练;头包红巾的惠州起义军蜂拥冲来;臂缠白布的黄花岗之役的敢死队拼杀向前;辛亥革命时期的各路军民汇成汹涌的海洋……叠印的记忆又化为阳光下行进的黄埔军。他的声音哽咽，似乎是对自己说:“我可以死而瞑目了。”
廖仲恺等沉默，面容戚严。
码头上站满了欢送的人群。
军人们一齐向孙中山、宋庆龄敬礼告别。
黄埔校歌高唱，响彻珠海:“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
孙中山深沉的目光，凝视在革命军战士身上。
战士们望着缓缓离去的舰只，热泪盈眶。
永丰舰当天抵达香港，再由香港换船，经过四天四夜的航行，抵达上海港。在上海孙中山夫妇一行受到了三万群众的热烈欢迎，盛况空前，令孙中山先生感叹不已。他们在莫里哀路寓所住了下来，看望者、拜访者络绎不绝，再加上开会商讨国事，忙得整天团团转。本来停留主要是为了休息一下，缓解途中之疲劳。宋庆龄面对这种应接不暇的情况对孙中山说:“还不如路上休息好。”因此，他们在上海只停留了四天，就又起程了。
12月4日中午，朔风怒号，船到天津大沽港，二万余名前来迎接的各界群众，已立于码头和主要街巷。孙中山夫妇立在甲板上，同欢迎的群众见面，挥手致意。在这数万群众中，其中也有一名女大学生，后来成为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她在回忆中写道:
我在欢迎行列中，看到为推翻清朝帝制、为中国独立、自由、民主而奋斗不息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坚定沉着，虽显得年迈，面带病容，仍然热情地向欢迎的人群挥帽致意:同时看到亭亭玉立在孙先生右侧的宋庆龄。她那样年轻、美貌、端庄，安详而又有明确的革命信念。她以一位青年革命女战士的形象，从那时就深深印入我的脑际，至今仍然清晰如初。
可就在这天晚上，孙中山突发高烧，肝病暴发。连日的旅途劳累和多年的忧愤积劳，终于使他病倒了。
孙中山一行在北上之前发表的《北上宣言》中即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解决时局问题的主张，并明确指出此会必须有工农代表们参加。但段祺瑞却故伎重演，召集了一个只有旧式的将军和政客们参加的“善后会议”，作为抵制。他还擅自照会各外国公使馆，声明“外崇国信”，尊重历年来和帝国主义所签订的一切条约。此时已卧病在床的孙中山怒斥道:“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的条约，你们在北京却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孙中山百思不得其解。
平津线上，载送孙中山入京的专列奔驰着。
专列冲破迷雾，减速驶过一个小车站。小站两侧站立着稀落的欢迎人群。他们在寒风中颤抖着，手摇各色小旗。孩子们瘦骨嶙峋，睁着失神的眼睛，依在大人们身旁，注视着列车。
孙中山从卧榻上撑起身来，向窗外频频招手。
孙中山一行到京后，冯玉祥却一直没有见面。冯玉祥所以如此，有其难言之隐。在北京政变刚开始时，确有一番革命新气象，但是后来局势逆转，政变的革命意义逐渐消失，北京的情况一天不如一天。冯玉祥不得已乃急流勇退。当孙中山到京时，冯玉祥先在天台山，后在张家口，两地均与北京相距不远，不是没有可能与孙中山晤面，而冯玉祥所以没有前去晤面，是因为当时的北京，已经是段祺瑞的天下。段祺瑞对孙中山用尽一切手段进行抵制，使冯玉祥感到如果与孙中山过于接近，必会招致段祺瑞的更加猜疑和不满。特别是冯玉祥很明白孙中山所以北来，是由于他的真诚相邀，等到孙中山抵京的时候，北京局势已与政变初期相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即使见了面，又将如何谈起呢?后来冯玉祥每与副将鹿钟麟谈及此事，总是耿耿于怀，似有不胜愧对孙中山先生之感。
因为冯玉祥主动邀请孙中山北来，当孙中山到京时，冯玉祥虽不在京，而国民军早即准备好举行盛大的欢迎，但因孙中山累于病，不能出席，乃临时中止。国民军将领为了表示欢迎，特在1月6日于西车站食堂宴请孙中山随行人员，赴宴的有汪精卫等数十人，从下午6时开始，直进行到8时始散。
孙中山移住协和医院的当日下午5点，即施行手术，医生诊定为肝癌，确认是不治之症。当时虽用镭锭疗治，仅可减少痛苦，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宋庆龄真正的痛苦不在孙中山先生得病的时候，而在她亲眼看到大夫在化验单上的癌症签字，那字虽小，却宣判了先生的死刑。痛苦中的宋庆龄含泪对孔祥熙说:“子文还在广州?”
“夫人的意思是让子文也过来?”孔祥熙道。
宋庆龄点点头:“让子文也过来吧，帮你一把。”
宋子文得知这个不祥的消息，心急如焚，饭也没吃，午夜径赴北京。他一面安慰二姐，一面跑里跑外，请大夫，买药品，竭尽全力，关心和照料重病中的孙中山。
1925年2月24日，孙中山病危，宋子文、孔祥熙、汪精卫、孙科心事重重地进入病房。(https://www.daowen.com)
孙中山从昏迷中醒来道:“汝等前来，将有何言，不妨直陈。”
宋子文犹犹豫豫，不敢言语。过了一会儿，汪精卫说:“1月26日先生入院后，诸同志皆责备我等。想请先生留下些教诲之言，如先生的病痊愈无所说矣，如不痊愈吾等仍可永听教诲也。”
孙中山听后，沉默良久，然后说:“我何言哉!我病若痊愈则所言甚多，吾先至温泉休养，费数日之思索，然后分别言之。假使不幸而死，由汝等任意去做可矣，复何言哉!”
宋子文四人再次请求说:“我们仍愿听先生之吩咐也。”
江精卫说:“我等今已预备一稿，读与先生一一请听，先生如肯赞同，即请签字，当做先生之言。如不赞成，亦请别赐数语，我可代为笔记。”
孙中山闭目片刻，然后道:“可，汝可试读之。”
汪精卫立即取出所拟文稿，即著名的《总理遗嘱》，低声慢读。
孙中山听毕，点头说:“好，我极赞成。”
汪精卫取来笔具，请孙中山签字。
孙中山说:“汝暂时收存可也，今日不需签字，俟数日后再酌。吾总还有数日之生命。”
3月11日，孙先生再次报病危。
这天是星期三，孙先生要求把他从那张舒适的床上移到行军床上。宋子文、孔祥熙、孙科等围绕在病榻旁。汪精卫将预备好的《总理遗嘱》呈上去，孙中山先生因手力甚弱，不停地颤动，无法持笔。晚9时，夫人宋庆龄含泪托起孙中山先生的手腕，执钢笔签上“孙文”二字。
宋子文又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陈友仁起草的《致苏俄同志的一封信》轻声读了一遍，先生听过后，用英文签上自己的大名。
3月12日，这是一个无风的日子。
上午9时30分，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溘然长逝，走完了一生坎坷不平的路。终年58岁。
这样，宋子文以见证人之一的身份，在孙中山的两份遗嘱上签名，并且参加了全部治丧事宜。这使宋子文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随着报纸铺天盖地的宣传，宋子文的名字渐渐引起了国人注目。
苏联公使馆立刻下半旗志哀。苏联政府为表示友谊还从莫斯科运来一口特殊的带玻璃盖的漆成黄色的钢棺材，这种奇形怪状的新玩艺儿不符合中国的传统。不过也运来晚了，被放在一边未曾使用。
由于宋子文与孙中山的亲戚关系，加上宋庆龄对宋子文的特殊交待，便被推为主办治丧事宜。在宋子文的建议下，在西总布胡同住宅里，专门腾出一间房子存放挽幛花圈。
3月19日，由宋子文安排，宋家为哀悼这位远行的亲人，私下举行了一次未做公开宣扬的丧礼。
接着，又在北京协和医院的小礼堂举行公开丧礼。仪式由加拉罕做主祭人，由前司法部长许崇智致悼词，充满着浓郁的基督教风俗。悼词宣读完毕。一队穿白色法衣的唱诗班打破了肃静，走过来了。他们是由燕京大学的学生自动组成，手持点燃的大蜡烛，唱着孙中山生前喜爱的歌，“甜蜜的和平，上帝博爱的礼物……”他们排在灵柩旁，在优美、壮观而简朴的仪式进行过程中，一直站在那里;在外面，成千上万的人等待着，一直等到唱诗班把送葬者从小礼堂里领了出来，哭声也从小礼堂里引了出来。在哭声中，宋庆龄悲痛得不能自恃，不得不让人搀着。
宋庆龄身穿丧服，臂戴黑纱，是那样虚弱和哀痛。她的小妹宋美龄和孙科扶架着她的双臂，后面还有宋子文、孔祥熙夫妇以及其他亲友。再后面是24个护棺人抬着巨大的灵柩。
巨大的灵柩通过北京十里长街时，街道两旁挤满了数十万送别的人群。人们早就汇集到这里，从凌晨3点到上午10点，整整七个小时。他们在寒风中等待着和伟人告别的那一刻。最后，巨大的灵柩通过十里长街，伴着人们的哭声移至坐落在白皮松林中的西山碧云寺大殿。
3月24日，发表致祭，前后参加致祭悼念的多达14万余人。整个葬礼期间，宋子文忙前忙后，不但担任葬礼的全盘主持，还兼顾着对姐姐宋庆龄的照顾和安慰。
葬礼结束后，宋庆龄含泪把宋子文叫到身边做了一番安排，宋子文即匆匆赶回广州，因为广州政府已处在群龙无首的状况。
广州的天空越来越暗。
广州的雨一下就是几天。天空中有种白滢滢的东西，似雾又似雨，正像先生的逝世一样给人压抑。街面上水明明的，似是很滑。路上很少有人行走。偶尔有一两人，都是打着蘑菇般的小伞。宋子文匆匆忙忙地赶回广州，正遇上这个鬼天气。
这雨、这天、这雾，似是对先生的哀悼。不过广东革命政府的形势还是好的，这是先生生前几经奋斗的结果。经过镇压广州商团叛乱、两次东征，击溃陈炯明反革命军队，平定滇军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两部的叛变，革命力量得以壮大，革命根据地得以巩固和迅猛发展，为宋子文施展理财筹款的才能提供了一个天然的机遇。
宋子文回到广州不几天，宋庆龄一行也回到了广州。人们化悲痛为力量，工作有声有色。同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广东省政府依照国民政府所颁布《省政府组织法》改组成立。广东省政府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商务、农工、军事七厅，宋子文出任商务厅长。8月20日，国民政府部长廖仲恺遇刺身亡。9月20日，国民党中央任命宋子文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并仍保留中央银行行长与商务厅的兼职。
国民党“二大”在汪精卫的主持下，于翌年1月1日至19日在广州召开。会议决定以孙中山的遗嘱作为国民党永久的基础，宣布孙中山的在天之灵永远是党的灯塔。
会议从258名代表中选出了36位新的执行委员会委员，其中7位是共产党人。毛泽东是其中之一，他负责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另外，中共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在广东负责国民党党务。宋子文也被选为执行委员，主管财政。会上，宋子文报告了他的财政计划，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明确提出改善广州国民政府财政制度的任务，要求在短时期内迅速统一国民政府的财政，上一台阶，并向各军政单位提出三点紧急要求。这便是当时有名的“宋氏钱袋”。虽有几分讥讽的含意，却为当时的财政危机解决了大问题。
“宋氏钱袋”大体内容有三:
一是核算军政各费，确定预算案。这是孙中山先生在世时宋子文就提出了的，但并没有真正执行。
二是实行统一财政，无论何种部队不得从中截留。
三是高级机关以下及各军各部队的财政公开，并实行军需独立、金库独立。
宋子文是位学者型的官员，干起工作是讲效率的。因他受西方教育较长，时间观念较强。接着国民政府还于1926年3月27日公开宣布了修正统一军民财政条例，严禁擅自征收或截留钱款。
随后，经过宋子文的努力，颁布了一系列条令条例，真正显示了他的超人才能。这些条令是:
——清理田赋。由于“田赋之册籍湮没”，无法稽考，宋子文特设立田赋清查处，进行登记清理工作，他还责成各县县长将旧欠新粮，按章征收，解交国库，并要求扫除浮收巧取之弊。对各县长解缴钱粮作为“征收考绩”。成绩显著者，予以奖赏;违章县长，分别予以记过、记大过和罢免处分。这样，从1925年10月至1926年9月，国、省两库共收301.8万元，超过上年近一倍。
——清理厘捐。当时厘金税捐，名目繁多，稽核困难，国民政府遂建立改良税捐委员会，逐渐取消苛捐重税及一切不良征收制度。将商人承包饷税制，推广到各厘税局，公开竞争投票，并将土丝出入酌收保证金。这些办法颇有成效，全年厘捐增加，每月平均达100万元，“实三倍于前年”。
——整顿盐务。广东国民政府在歼灭军阀邓本殷的反动军队、完全克复粤南后，即恢复了沿海各销售区的原状，并改组了盐务行政与稽核公权的隔阂，裁并运署及稽核所，将盐务总处直辖财政部，招商承包运销，“均能抽出溢额”。在盐场产地，国民政府清查产量与盐户丁口名额，取缔产场走私，并发给场业盐证。这样，产地运销配套联络一气，因而产销两旺，“比较前一年增加盐税近百万元。”
——改革印花税。印花税原本是很丰富的税源，以前由于管理不善，虽缴款领票但并不粘贴，这就给一些人以可乘之机，乱收滥罚。国民政府“徒蒙恶名”，而税收还极其微薄。1925年12月，印花税归财政部接办后，宋子文一面重新公布税法，加强宣传教育，使商民养成粘贴印花习惯，一面派员认真检查，遇有违反漏贴情况，即依法处理。对于“奥可加、爆竹、烟、酒各项印花，改由检查所代贴。”仅此项收入，一年间竟达304万元。在烟酒奢侈税方面，过去招商承办，起色不大。财政部派员设局，加征烟、酒牌照等级税及出产入境税。结果，1926年各月税收，已过30万元。
——整理沙田耕地。广东沙田多是海滨淤地。1926 年4月，国民政府财政部派出人员，先从沙田最多的中山、顺德两县着手，按户升科，“已熟之田，限期登录，占筑沙坦，查催补价”。1925年9月、10月间月收入仅数千元，经苦心经营，逐渐加增，全年收入，有64.5万余元。
——设立筹饷局。在1925年12月以前，各项防务军饷，多被驻军把持据收，或任意将饷款截留。为了保证供应北伐军需粮饷，1925年12月，国民政府设立筹饷总处，宋子文派出人员多次向驻军进行交涉，陆续收回了一些款项。同时，还将原来归军队附征之保护费，呈准咨请军事委员会通令取消，充作正饷。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征饷工作有了起色，在1926年的一段时间，“每月收数已达140余万元。”
——募集国内公债票与金库券。广州士敏土水泥厂(附砖瓦厂)系1908年建立，年生产水泥约15万桶。辛亥革命后，由广东省政府接管，1924年因为战事不断，经费奇缺而停产。广东省财政厅、商务厅为帮助士敏土厂开工以及建筑黄埔商港，通过募集国内公债票与金库券，共收有2428万元，与1924年全年库收789.6万元比较，增加9倍。
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宋子文整理财政的措施，如期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国民政府的收入消灭赤字逐年增长。1923年政府收入为1031.6万余元，1924年为798.6万余元，1925年增至2518.2万元，而1925年10月至1926年9月底猛增至8020万余元;1926年全年收入则为10013.6万余元，1927年为10876.8万余元。
庞大的天文数字令人难以想像。殊不知这里投入了宋子文多少智力和心血!宋子文不是靠吹牛而是靠实干。宋子文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也不是靠其亲属关系，而是像其父亲一样，凭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三朵姐妹金花”固然可爱绚丽，但也掩盖不了宋子文的功绩。难道这组数字不是最好的证明吗?
政治并不等于经济，但政治的核心是经济。经济发展会影响政权巩固。成绩使人欢欣鼓舞，宋子文也颇为满意。正如他自己所说，前半年尽其全力，将各军队及支出机关之财政权，收归本部直接管理。后半年废除庞杂无定之组织与其管辖之移置，明确系统而便稽查。然后取消不良之管理，改善租税制度。正是宋子文的卓有成效的努力，使广东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状况好转，取得突破性的长足进展。如果孙中山先生有灵，也会倍加赞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