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理财高手
在蒋介石的眼里，宋子文是一棵摇钱树，一摇就能掉下银两来。在宋子文的眼里，自己好比绑在蒋介石战车上的一条狗，只有守家的份儿，没有喘气的份儿！
宁汉合流后的1927年。
蒋宋联姻，蒋家受益，宋家沾光，真正实现了“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姐妹孔家财”的蓝图。宋子文投靠了蒋介石，蒋政权也没有亏待他，紧接着复出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在很短的时间内，又直步青云，官运亨通，身兼数职，主要有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副院长、代院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防会议成员，中央银行总裁，特别外交委员会副会长，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以及财政监理委员会、外交委员会、预算委员会、禁烟委员会、首都建设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国军编遣委员会委员等职。
历史把他推到仕途顶峰，成为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又一风云人物。
1928年底，北洋军阀的割据基本结束，南京政府名义上统一中国，但并不太平。蒋介石一上台就遭到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反对。在国共两党这场势不两立的政治斗争、军事较量之外，国民党内的汪精卫系、胡汉民系以及地方实力派不断围攻蒋介石集团。直到1930年10月中原大战结束，地方实力派对南京政府的军事威胁才告解除;再到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抗战，蒋介石的“龙椅”才算放稳。在这四年间，宋子文为蒋介石政权出力甚多。论本职工作，只因南京政府忙于军阀混战，经济建设无大作为，主管财政，当然是为蒋介石战事筹款，时常另有重任，奔走于各派政治和军事力量之间。作为蒋介石军事打击之外的第二条战线，中央军发射的是枪弹，宋子文发射的是“银弹”。
宋子文有使用金钱、收买对手的条件。新军阀混战和国民党内本无本质之争，只是权力、利益分配不均所致。因此只要谁开的价码合适，提供的金钱、职位称心，对手可以握手，对立可以并立。有金钱可以发挥作用的场合，还要有“钱源”。宋子文利用掌握国民党财政的便利，倾中央财政，慷国家之慨，为蒋介石一人服务，专营收买政敌、对手的勾当。宋部长的“银弹”击中不少地方实力派的主将，大大缩短了蒋介石收编作乱军阀的周期，减少了军事围剿的难度。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抗战把中华民族推到最危险的关头，蒋介石没有因此而停止“围剿”红军，继续反共内战，“攘外必先安内”，可统治集团内部却有变化。日寇侵略缓和了国民党上层争权夺利的矛盾，南京政府出现从未有过的统一、合作局面，蒋介石的领导地位走向稳定。
从南京政府成立至此，历时五年，蒋介石在组建领导班子、巩固统治地位的过程中，培植起一批骨干力量，以适应全国统治的需要。宋子文作为老朋友、亲戚，当然成为蒋某优先考虑的人选。宋则不负蒋望，既为自己，也为蒋某，辛勤工作。此五年，打下“四大家族”统治大陆22年的根基，宋子文成为蒋家王朝的创业者。
应该说，宋子文艰难受命，一登台就面临着一个连年兵燹之灾，政府财政拮据，百事待理，百废待兴的局面。如果说宋子文是个难得人才，蒋介石不惜血本相争相挖说是“慧眼识玉”，那么宋子文也果不负蒋望，在此烂摊子上起家，将其财理得有条不紊。在蒋介石的眼中，宋子文好像是一棵摇钱树，一摇就掉下银两来。将滚滚财源不断流向蒋介石横扫军阀和后来的“围剿”共军的金库;在宋子文眼里，“我好比绑在蒋介石战车上的一条狗!只有守家的份儿，没有喘气的份儿!”
宋子文的聪明才智，主要表现在他的视野开阔，在他掌握西方文明国家的财政管理的基础上，将其运用到中国，实现新的结合和应用。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大开了“五刀”，果然是金石开花。这五刀也砍出了他的识、他的胆、他的智。
哪五刀?
一是争取关税自主。关税是近代各国收入的大宗，在中国却是个近百年没有解决的问题。自鸦片战争以来，因受不平等条约协定关税的束缚，我国关税一直是值百抽五，少得可怜。自1858年修订税价后又长期不变，海关征收的税款折合税率还低于值百抽五。使很多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帝国主义国家的银行和口袋，根本无法统计。宋子文曾痛心疾首地说:“协定的约束，产业不能振兴，洋货不能抵制，权利外溢，百业凋残。理财人又不懂此事的重要，是个悲剧。取消协定关税，势在必行，迫在眉睫。”于是，宋子文便从关税开刀做起。
然而开刀谈何容易?情况是宁汉虽然合流，但北京张作霖政府还未覆灭。实际上一个中国等于南北共有两个政府，意见不一，诸端难理。
1928年1月27日，新上台的宋子文首次代表南京政府发表宣言，指出“国民政府现统辖二十一省之十六省，所收关税约占百分之七十。北京政府又不承认政府之法律继承者，国民政府自不能承认任何团体有单独行使管理关税的权利，或有派任何代理人行使此种管理之权。”宣言不难看出，宋子文当时考虑的还不是废除协定关税，而是同北京张作霖政府争一席之地。但也表示出他对关税的重视态度。
第三天(29日)，南京政府代理外长郭泰祺接见路透社记者，解释宋子文27日宣言时说:“此举并无干涉以海关税续付外债之意;至于内债，以在国民政府辖境之关余，供北京政府用作抵御国民军之兵费，似欠公允。”郭泰祺的这番话说明南京政府行使关税权后，将继续以关税抵付外债，请诸国不必为此担心，造成不必要的混乱。
宋子文的海关宣言发表后，署理总税务司英国人易纨士从北京南下。
2月7日，易纨士在上海访晤南京政府外交部长黄郛，略述关税问题的意见，共分四点:一是以前关税会议修正之七级表实行加税;二是由南北两政府各发同文通知书与各国;三是增加数目全国约六千万两，以一千万两留抵提保不确实外债之基金，余数按三七或六四比例分配于南北两府，这样南方可净增年额一千七八百万元;四是第一次南北委员会议地点在大连，以后各次在上海。
2月16日晚，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上海私邸设席宴易纨士。席散后，宋子文乘夜车回南京商定关税问题解决办法，并与北京政府交涉。北京政府从中作梗，致使废除协定关税拖了一段时间。宋子文心里骂娘，因为这是一笔大的款项。
“娘希匹，不行就用大炮轰!”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同年6月，南京政府第二次兴师北伐，张作霖败北，放弃北京。在退往沈阳途中被小日本炸死。此后，协定关税的障碍废除，加快进展。
7月25日，这是一个大书特书的日子，宋子文与美驻华公使马克谟在北京签订了《中美关税条约》。条约规定:“历来中美两国所订立有效之条约内所载关于在中国进出口货物之税率、存票、子口税并船纱等项之各条款，应即撤销作废，而适应用国家关税完全自主之原则。”随后，宋子文又代表政府先后同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荷兰、英国、瑞典、法国、西班牙等国缔结了“友好通商条约”或新的“关税条约”。
在此期间，宋子文规定:凡进口货物均分为7类，按类别分别缴纳一定的税率，以7.5%为起点，1928年最高到值百抽27.5。到1933年5月，南京政府再次修改税率时，最高税额已达80%。长期以来，中国关税税款一直是交给外国在华银行保管的，并且由外国银行经手办理外债的还本付息事宜。自1932年3月1日起，海关税款全部集中存在中央银行，而且由中央银行办理外债还本付息业务。除去偿还外债税款，剩余的全归南京政府自由支配。关税是南京政府的最大税源，超过总收入的一半。例如1932年关税收入是3.88亿元。除去偿还外债2亿多元，还有1亿多元可由南京政府自由支配使用。
关税的解决，使蒋介石看到了灭共的希望，宋子文亦对此充满信心。
宋子文的第二刀便是改革盐业统税。
应该说，中国的海岸线之长，约占国界线的2/3，海盐盛地。并且中国是个大国，人口众多，盐量巨大。早在封建社会即是当局政府的重要收入。民国以后，盐政与厘金、资本税同称为中国的三大恶税之一。
盐政诸弊，当之为首的是包商制度。其制度的最大危害是，它使少数盐商凭一点租资，把千百万人的食盐权利独握在手，借此中饱私囊。每年国家损失亿万之多。
与包商制度关联的是分区和引岸制度。所谓分区，是指当时全中国在盐务上分两淮、四川、东三省、两浙、长芦、山东、两广、河南、福建、云南、甘肃等12个区。各区所产的盐，不得到他区销售，一个地区销售的盐，必须由某一包商从某一指定盐场运，否则即视为私盐;所谓引岸，是指那些不产盐的销盐地区，如湘岸、鄂岸、皖岸等，这些地区销盐也要由某一指定盐包商运来，否则也视为私盐。当时，各盐场的生产条件不一，盐的成本也不一样。照理讲，产盐区和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人民应该吃到质优价廉的食盐，可是由于分区和引岸制度，许多地区的人民只能吃质次价高的劣盐。
盐政诸弊，其次为盐务稽核所的存在。盐务稽核所成立于袁世凯统治时期，是为偿还外国借款而成立的，以中方为总办以洋人为会办，实际权力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开始，盐务稽核所只管稽核造报，后来，把权力扩充到发给引票、编制报告、征存盐税、签支盐税、收放盐斤，成为中国盐政的主管机关。孙中山在世时，曾经痛骂这帮人“无恶不作”，“包办一切，好像小皇帝一样。”
上述盐税中存在的弊端，不只为舆论所谴责，同时也影响了南京政府的财政收入。作为主管税制改革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他秘密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盐税改革的思路。这个思路在1928年7月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上正式公布，他提出“就场征税”的办法作为整理盐税的入手之路。随后，他在《训政时期施政纲领》中，又提出统一收入、统一税率、整理场产、推广销运等四点改革建议。
宋子文这一废除包商制度的改革，普遍受到人民群众和舆论的一致好评。
然而，宋子文废除包商制度，在实际工作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阻力之大也是他难以想像的。当时，一方面官商勾结，官商还与兵匪结伍，严重干扰盐税改革。另一方面，当时南京政府刚成立，百废待兴，财政奇窘，实际上也没有充足的美金以取代盐商，来负责食盐的运销。因而在1931年6月30日新《盐法》公布之前，包商承办仍是广大地区食盐供销的基本方式。新《盐法》公布后，虽然明确规定“盐就场征税，任人民自由买卖，无论何人不得垄断”。但在全国大多数地区，包商仍然存在。据不完全统计，1932年，撤销了江浙地区18县的包商;1933年，废除了山东地区4县的包商，其余仍旧沿袭。
宋子文原主张撤销盐务稽核所，但由于各方阻力，非但没有成功，反在30年代初达到了全盛时期，据1930年9月的统计，其大小机关达1870处，服务人员14815人，经费达16892000元，盐务稽核所实际上已成为仅次于海关的第二大税务机构。
宋子文并非不知道由外人把持的盐务稽核所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是何等恶劣，但他希望通过控制盐务稽核所，以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他规定，盐务稽核所直辖于财政部，由财政部任免人员、制定规章制度，希望以此来控制稽核所。但由于盐务系统长期的稳定性和独立性，财政部对其也难以完全控制。
为了阻止盐务走私，宋子文于30年代筹建了税警团，税警团招募有知识的青年人，并在军校加以培训，素质较高，加上全部美式装备，战斗力较强，税警团共分三团，其中有一团在成立后被蒋介石“借用”到江西参加“剿共”，另两团分驻私盐最猖獗的两淮盐场各地。宋子文还和军政部联系，在税警团无法进行海上缉私时，可以取得海军的协助。蒋介石也是点头同意的。
由于宋子文措施得当，南京政府初期，盐税收增加较快，从1928年度到1932年度，盐税收分别为3000万元、1.22亿元、1.5亿元、1.44亿元、1.58亿元，呈直线上升趋势。除1932年度因东北沦落而损失不少收入外，其他年份都处在稳定的增长之中。所以，宋子文颇为得意地提出:“迨十八年九月，财政部竟能宣布不但能逐年偿还盐债并用余力可清偿旧欠矣。”
如果说宋子文第二刀盐政改革是成功的话，那么第三刀则是税制改革。严格地说，这一刀比盐务改革还要成功。
宋子文税制改革的另一方面是统税制。所谓统税，就是一物一税。具体地说，就是对国内工业产品进行一次性征税后，即可通行全国，不再征收税捐。南京政府成立后，鉴于全国各地举办的具有通过税或物货税性质的“厘卡林立，重叠征收”的弊病，即着手整理国内税务，以便增加收入，稳定财政。
1928年1月，宋子文上台伊始，即颁布《烟草统税条例》，明确规定卷烟统税为中央税，由财政部设立专门机构掌握。2月在上海成立卷烟统税处，随后又在各省设立卷烟统税局。卷烟税率在开征初期，为值百抽五十，已成为国税大宗。1928年冬，宋子文修改《烟草统税条例》，规定洋烟交纳7.5%，土烟为40%，未制成卷烟的熏烟，税率定为每百斤征收国币3.6元。
1929年9月，宋子文在上海设立棉纱统税筹备处，办理棉纱统税事宜。当时我国大机器纺织工厂很少，规模也不大。据1929年调查统计，全国华商经营纱厂只有73家，每年产纱额在130万包左右。宋子文规定:本土棉纱在23支以内者(即粗纱)，每百斤征收国币2.75元;本色棉纱超过23支者(即细纱)，每百斤征收国币3.75元。
1930年，宋子文又主持制订了《征收火柴统税条例》。规定税率为:长度不及4.3公分，或每盒不过75支者，每大箱征税5元;长度在4.3公分以上5.3公分以下，或每盒在100支以上者，每大箱征税10元。同时，还开征水泥税，其税率为:每桶重量380磅者，征税6角;每桶重量不及380磅，其差额在十分之一以上者，按其重量比例征收之。面粉方面，宋子文规定，其税率为值百抽五，即每包一角。
以上为开征时的生产税。实际上，随着统税条例的不断修订，各货物的生产税是变化的。统税的开征，为南京政府开辟了财源，以1931年为例，南京政府的统税收入为:卷烟税0.50018亿元，棉纱税0.15656亿元，火柴税0.04168亿元，水泥税0.01735亿元，麦粉税0.05837亿元，熏烟税0.01584亿元，啤酒税0.00663亿元，以上各项计约8000万元。1931年财政收入为5.53亿元，统税收入约占七分之一。宋子文筹款理财的这些做法，确实为南京政府的财政问题，解决了不少困难。(https://www.daowen.com)
但是，收入增加并不意味着税制改革卓有成效，相反，它在“体恤民间疾苦”的口号下，为人民增加了许多苦难。以盐税为例，就盐税本身而言，根据亚当·斯密征税原则，一种优良的税法必须坚持平等的原则，即收入多，多负担;收入少，少负担，以调节贫富，为大多数人造福。而盐税则不然，它是按消费量征税，而穷人并不因为穷就比富人需要的盐少，对于这种不良税法，南京政府应该加以废除，而代之以所得税之类按纳税能力大小而征收的新税。但宋子文目光短浅，只为保持收入，继承了封建王朝的弊政，致使中国广大的贫苦人民仍不能摆脱长期以来压在头上的经济枷锁。
宋子文的第四刀为建立中央银行，实行金融统制。
宋子文上任之初，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早已有之，只是它不归国民政府而已。中国银行是1905年在北京创立，前身为“户部银行”。1908年改称“大清银行”。进入民国，在“大清银行”基础上，1913年2月，另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在北京成立于1908年，初系清朝的邮传部，主要经营铁路、电报、邮政、航运四项业务的收付款而设立。全国各地已有支行。这两家银行是当时中国金融界独有的银行。和西方文明国家比较，我国的银行业还是显得陈旧落后。
政治的核心是个经济问题，这是经济学家的共识。蒋介石要独霸天下，也知银行的举足轻重。宋子文早年作为广州银行行长，更知其重要。
1928年夏天，是一个酷燥炎热的夏天。
天上有云不落雨，地上无风热死人。
被称中国“四大火炉”之一的名城南京，更是热浪烤人。
白天无法办公，夜间无法睡眠。人们坐着就出汗。
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作为财政部长的宋子文，连续主持召开两次全国大型会议:一是6月的全国经济会议;二是7月的全国财政会议。就是在这两次大的会议上，宋子文同与会人员反复论证了中央银行成立的必要性、紧迫性和重要性。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认可。
会议下来，宋子文又组织班子，冒着酷暑，通宵达旦，起草了《中央银行章程》。
章程共分五大部分。其性质为国家银行;注册资本2000万元，由国库一次拔出2000万元公债预约券作为股本;行址设在上海外滩15号，各地设分行;其特权有发行兑换券，铸造及发行国币，经营国库和内外债;业务范围主要有:经营国库证券、商业票据买卖和兑现，办理汇兑发行期票，买卖金银，接受存款及贷款等;总裁为宋子文，亦称行长，副总裁为陈行;中央银行除设总裁外设有理事会和监事会。
宋子文提出组建《中央银行章程》书面报告，蒋介石极力赞成。报告呈上没有三天，就被批复下来了。
1928年11月1日。
这是个吉利的日子。中国银行终于在上海成立。蒋介石亲自剪彩，总裁宋子文披红戴花，实际上也是蒋宋银行的成立。一切都由他们二人说了算。所谓理事会、监事会不过是摆设而已。
中央银行成立后不久，由于业务的需要，下面又成立一个特殊的棉麦处，是一个独立的半公开的机构。因对外借款关系，不属于业务局，归总裁直管。这是因为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长江洪水成灾，宋子文求援美国，订立美麦借粮45万吨协议，每吨75美元作价，计3375万美元。
接着1934年，宋又凭关系和美国签订棉麦借款5000万元。该机构是个短暂的机构，随着支付的平衡也就随之撤消了。
中央银行的成立，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对金融的重视。其实这不是目的。对于野心勃勃的蒋介石来说，争霸天下才是他的目的。既然要争霸天下就要实行对金融的垄断和控制，因而其第一个猎取的目标就是现有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
中国银行原有资本2000万元。1927年南京政府指令将该行总管理处由北京迁至上海，并修改其银行条例，定资本为2500万元，强行加入“官股”500万元，并指定其为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1928年宋子文又将交通银行总行从北京迁至上海，颁布该行条例，资本为1000万元，加入“官股”两成，即200万元，并指定其为特许的“发展全国实业银行”。这样，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就渗入了“两行”。
宋子文虽然采取了如此手段，但当时“官股”在中国银行股本中仅占1/5，在交通银行股本中只占1/6。就资本、信用的实力而言，中国、交通两行都超过了中央银行，宋子文对“两行”一时还难以驾驭。到30年代初期，宋子文提出修改“两行”条例，分别予以增资。到30年代中期，“两行”中的“官股”已超过半数，宋子文直接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对交通银行也派其嫡系人物任董事长。这样，终于实现了对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控制。
宋子文的第五刀:废两改元，统一中国货币发行权。
废两改元，与秦始皇当年的统一度量衡极为相似。因此宋子文的功德也就在这里。
所谓废两改元。就是废除银两，改用银元。中国原来使用白银货币，其单位为两。称量银两的衡器为“平”。清代国库所有的“平”称为“库平”。一两等于37.3125克。废两改元前，中国各地使用的银两单位，主要有海关两、库平两、规元两三种。自16世纪以来，外国银元开始流入中国。鸦片战争后，在通商口岸已流行西班牙、墨西哥、英国、香港和美国贸易银元。原有的银两标准既不一致，新进的银元重量也有差别。银两与银元之间的折算称为洋厘。通常1银元折合7钱左右银两，依市场上银元与银两的多少而浮动。1882年吉林机器局首铸银元，1889年广东亦设局铸造，其后各省仿之，市场较乱。1914年北京政府颁布《国币条例》，铸袁世凯头像银币，重7钱2分，通行全国，起到过主币作用。但市场上仍是银两、银元并用，有碍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1928年3月，浙江省政府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统一国币应先实行废两改元》，其意见是“我国货币之紊乱，至今日已达极点”，“自民国建立以来，银元需要既繁，流通亦广”，“现元宝数量又如此之少，实无沿用银两之必要”，请示废两改元，“积极实行，以立我国币制之基础”。
这一提案呈送到南京政府财政部部长的办公桌上时，立即引起了宋子文的高度重视。
1932年上半年，内地银元大量流入上海，达5447万元。较之以往，增加很快。一般舆论也认为废两改元时不可失。上海工商界的代表也致电国民政府，表示:“对于废两改元之原则莫不一致赞同，切盼实现”。因此，废两改元的条件渐趋成熟。
1932年7月，宋子文在上海果断召开银行界会议，讲座废两改元问题。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废两改元之原则:
一、废除银两，完全采用银元，以统一币制;
二、采用银元制度时，旧铸银元仍照旧使用;
三、每元法价重量决定后，即开始铸造新币。
上海钱庄闻讯后，即召开会议，并致函财政部，表示原则上同意废两改元，但需假以时日不应操之过急。7月22日，宋子文决定组织废两改元研究会，就废两改元之事进行专门研究和试点。
1933年3月1日，宋子文发布《废两改元令》，提出:“为准备废两，先从上海实施，特规定上海市面，通用银两与银本位币1元，或旧有1元银币之合原定重量成色者，以规定7钱1分5厘合银币1元，为一定之换算率，并自本年3月10日起施行。”上海从3 月10日起，各行各业的交易往来，一律改用银币计算。
上海废两改元之后，国民党政府又于1933年4月5日和6日，先后发布废两改元的布告和训令，规定4月6日起，所有公私款项之收付与订立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须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有银两者依照《银行本位币铸造条例》办理。其主要内容是:“银本位之铸造权属于中央造币厂。银本位定名为元。总重26.6971公分，银88%，铜12%，即含纯银23.493448公分。”
宋子文为使废两改元顺利实现，还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财政部委托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代为兑换银币。中央造币厂还要铸一些厂条，以适应市面巨额款项收付之用。
第二，对各行庄宝银进行登记及兑换。至当年12月15日，登记宝银总计14621万两，即按成开兑。至1934年7月，共兑进宝银2794万两，兑出新币3907万元。
第三，经财政部批准，暂设立冶金小炉，将碎杂银冶炼成银饼，送到中央银行估价兑换。
从1933年3月1日起，国民党中央造币厂开始铸造银币，银币正面为孙中山半身像，背面为帆船图案，俗称“孙头”和“船洋”。
中央造币厂一经成立，就由美国“造币专家”葛来德担任顾问，成立中央造币厂审查委员会，审查铸币的重量和成色。自1933年3月到12月铸2806万枚。1934年铸7096万枚，1935年上半年铸3356万枚。自1933年3月至1935年6月铸13258万枚。1935年下半年实行法币政策后，未再铸造，改印纸币。
废两改元的实施，规范了中国币制，活跃了流通，方便了人民，搞活了经济，拓宽了中央银行活动的规模。同时也为以后法币制度的实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权威人士评说，这是继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后中国的又一大货币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