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兵抗日
在这亡国亡家之时，宋子文急忙把自己的心肝——税警团拉上抗日前线，可见他的赤子之情可映五洲明月；宋子文亲自颁布作战命令，亲自督促训练，亲自接见官兵，可见他的抗战热忱。
公元1931年9月18日深夜。
没有星光没有月亮。黑夜掩盖着罪恶，罪恶伴着黑夜发生，炮声、枪声交加，曳光弹在夜幕中拖着长长的尾巴，把人们从酣睡中惊醒……
原已根据不平等条约而驻扎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突然发动进攻。第二天，日本军队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沈阳、长春等二十多座城市。二十多座城市同时飘起了日本的国旗。继而，四个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东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亡国惨痛之中。
翌年1月28日，日本在中国东北宣布成立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执政”(改称皇帝)的伪“满洲国”。
应该说，事件的突发，是蒋介石南京政府长期奉行不抵抗政策 而把主要精力用于与汪、胡政治“分赃”和“剿共灭共”的政策上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面对突发的九一八事件，宋子文是震惊的。想当初，作为南京政府要员的宋子文，只看到英美之大，而忽视了小日本侵略的潜在危机。正是由于这种认识不足的原因，宋子文在九一八事件前夕，对蒋介石1931年8月16日电致张学良“不论日本军队以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不予抵抗，力避冲突”的政策也未提异议。所以他对蒋介石调张学良东北军主力入关攻打石友三后仍留驻河北，不回撤东北驻防，表示支持。正是由于南京政府的这种妥协退让的政策，给日本关东军以可乘之机，才使日本得寸进尺，导致了九一八事变的全部爆发。
事变的爆发令国人大哗!
日本亡我之心不死，国难当头已迫在眉睫!
日本帝国主义武力打进中国本土的事实，使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动。中国的工人农民是要求反抗日本侵略的。青年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经过四年多的低沉状态后，也纷纷行动起来要求抗日，沉寂多时的城市重新沸腾起来。北平、南京、广州、武汉等地的学生、工人和市民群情义愤，纷纷游行示威，罢课罢工，发表通电，强烈要求南京政府抗日。
1931年9月28日，上海、南京的学生几千人前往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对日宣战，痛打外交部长王正廷。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这时也有明显变化，开始积极行动起来。上海《电报》和《新闻报》刊登学生的抗日宣言。上海、汉口、天津等地的商号抵制日货，要求“实行对日经济绝交”。在被日军占领的东北，兴起了为数众多的抗日义勇军，他们在白山黑水之间展开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声援。而南京政府在日本的大举侵略面前一再退让。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关东军不过1万多人，中国东北军除在中原大战后期调进关内7万人外，仍有16.5万人驻在东北。但蒋介石在这年7月已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坚持以主要兵力“围剿”主张抗日的工农红军。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南京政府采取这种态度，使日本帝国主义无所顾忌地用武力大规模进攻中国。由于民族危机已到严重关头，国民党阵营内部也出现分化和破裂。宋子文是亲美派，也是主抗派，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表示愤慨。
他虽是西装革履，却有民族风骨。
他虽是党国要员，却有民族气节。
他虽是西学学子，提倡开放，却不媚外。
主抗派有主抗派的姿态。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国民抗战高潮的推动下，宋子文积极开展国际外交，谴责日本侵略罪行，争取道义声援，并依靠“国联”出面解决东北领土一事。
经过宋子文多方努力和争取，9月30日国联理事会终于做出决议:要求日本政府于10月10日前“将其军队从速撤退至铁路区域以内”。
日本政府宣布接受国联理事会的决议，但又以“中国政府不能担保东北日侨生命财产之安全”为理由，拒绝撤兵。国联对此协调受阻。
南京政府对“国联协调结果，道德上固属胜利，实际成为僵局”深感忧虑。为此10月初，政府成立对日交涉特种外交委员会，宋子文任外委会副会长。为研究对日政策，宋子文连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商讨对策，周旋国联……
——10月14日宋子文召集外委会的成员顾维钧、颜惠庆等开会。
——10月15日，宋子文邀请蒋介石，召集戴季陶、顾维钧等人在宋宅开会，继续讨论对日政策。
——10月17日，外委会议确定了对日提案大纲预备方案:在国联监视下，日兵退出占领区，中日将来一切交涉必须在国联照指之下进行;交涉地点在日内瓦或欧美各地;中日将来一切交涉必须在国际公约原则——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之完整、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为维持东亚和平计划，不得用武力行使国策下进行，日本必须负此出兵责任;无论日本提出任何条件，中国皆有保留修正及另提案之权。此项提案中强调“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实际是为了讨好英美，企图借英美的力量压制日本。
——10月24日，国联安理会采纳中国提案并通过一项新的决议:要求日本政府于11月6日前撤兵完毕。日本投反对票，拒绝接受。宋子文闻息，再次邀请外委员成员顾维钧、颜惠庆、邵元冲、孔祥熙等商讨对策。会议决定发表宣言和声明。“相信日本尊重世界公意，于11月6日前将军队撤尽，其他问题可循序进行”，以留与日接洽余地。但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置国联决议及中国政府的提案于不顾，于11月22日，又开始向锦州发动进攻。
——10月25日，施肇基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建议，由英、法、意等中立国军队据守，日军于“中立区”成立后15日内撤出占领区。同时宋子文便召集外委会讨论锦州问题，宋子文认为锦州若能保全，则日本尚有所顾忌，否则东北难保。但由于英、法、意等国不提供军队据守“锦州中立区”，以及日本提出划锦州在日本管辖区内的要求，国联理事会于12月7日决议放弃“锦州中立区”计划，并要求双方各守现地。南京政府依靠国联调解计划破产后，12月8日，宋子文、顾维钧致电张学良，请其勿抽调驻锦州部队入关，坚守防地。
1932年1月，国联成立调查团，准备赴中国东部进行实地调查。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五国组成，由英国代表李顿任团长。调查团赴中国东北并非为了彻底阻止日本侵略，使之退出东北，而是希望使东北由日本独占而变为由国际帝国主义共管。
日本占领东三省后，便开始策划成立“伪满洲国”，使东三省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为了转移国际舆论和中国人民的视线，1932 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又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蒋介石不予积极抵抗，仍希望能依靠国联干涉，得到“和平解决”。1月29日，蒋介石确定应付“一·二八”事变的原则为“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在方法上，交涉开始以前，对国联与九国公约国先与接洽，及至交涉开始时，同时向九国公约国声明。对日本先用非正式名义与之接洽，必须得悉其最大的限制。在程度上，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限度，此限度至少不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即不损害《九国公约》之精神与不丧失国权。又确定以“十九路军全力守上海”，“前警卫军全力守南京”。并以宋子文留驻上海，所有上海行政人员归其指挥。
在这些日子里，宋子文坚守上海，从外交交涉转移到实地抗战，二者兼顾。
2月6日，上海英海军司令克莱访问宋子文，提出中日停战及划定和平区等办法，并表示愿与顾维钧、郭泰祺洽谈。当天下午，宋子文召集顾维钧、郭泰祺、孔祥熙、吴稚晖等表示，应接受英美全部调停办法，乘机谋得中日问题的总解决。2月7日，克莱偕英国领事到宋宅续商双方停战退兵事宜。克莱表示“注重上海租界之安全，欲谋上海问题之局部解决”。但因宋子文等坚持上海问题为中日问题之一部分，须照英、法、美、意四国提案办事，以致形成僵局。
因宋子文这一主张与蒋介石的方针相违背，而遭到蒋介石的严厉批评。蒋希望上海问题先解决之后，再谈其他问题。因此2 月8日何应钦致电宋子文，指责他说:“昨英海军司令在沪会商调解，闻诸同志中多主张……连同东三省问题整个解决，以致毫无结果，失此斡旋良机，深为可惜。请兄等在沪诸外委，从速设法先求停止战争。”
蒋介石还未来得及给宋子文下指示，2月18日，上海日军司令植田谦右、总领事村井仓松分别向十九路军和上海市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限中国军队20日下午5时前撤退。中国方面未予答复。3月1日，日军向上海驻军发起全线进攻。
天亮后不久，大片大片的火光掠过天空，震天动地的炮声撕裂了晨霭，在震耳欲聋的坦克和装甲车的重压下，碎石铺成的路面惊惶不安地颤动着。一架架漆着太阳旗的飞机贴着江面飞来，抖抖翅膀，扔下一颗颗重磅炸弹;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日本海军“名取”、“氪思”、“得内”、“由良”号巡洋舰也一齐开火，顿时繁华的市井化为一片火海。
此后，战火弥漫了大上海。
上海的天空，一片燃烧的天空。
同时，大上海保卫战开始了。
一群群市民，在中国军队的掩护下，奋不顾身，顺着街区往前奔跑，奔向枪声最剧烈的地方。
胳膊上缠着红十字标记的年轻护士，平时手无缚鸡之力的市民，今天却一个个抬起了担架;刚从工厂里出来的工人，顺手抄起太平斧，端起锋利的钢钎;无法读书的大、中学生，挨家挨户募集门板、棉被，送往市郊加固工事。戴眼镜的教书先生，把长袍掖在腰间，不顾吱吱横飞的流弹，跳上方桌，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
越来越多的市民涌上街头汇成了一股股汹涌的人流，涌向前方。叫喊声、咒骂声、命令声此起彼伏:
“到闸北去!到闸北去!”
“杀尽鬼子!杀尽鬼子!”
“鬼子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叫长官给咱们发枪!给大刀片也行，老百姓能打仗!”
“保卫大上海!上海不能失!”
人们的呼喊声压住了机枪的射击声，压倒了坦克的履带声和迫击炮弹尖厉的爆炸声。几艘冒险驶入苏州河的日本汽艇，还未抛锚，便连人带船被平射炮弹掀翻在江中。那些落水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刚从水里冒出头来，眨眼间便被岸边扔过来的石条石块砸成了肉泥，喂了河里的鱼虾。
日本海空军发狂了。
从巡洋舰“出云”、“川内”号上起飞的九二式水上攻击机，犹如大雷雨前的扑灯蛾，不顾死活地扑进上海市区。它们那宽大的机身，几乎擦着美丰洋行的屋顶，见工事就往下投炸弹，见人就往下扫机枪。
“嗒嗒嗒”，苏州河岸上蹿起更多的火苗。四下蔓延，烧得焦枯的洋槐树上挂满了断臂残肢，暗红色的血液在马路上流淌……
偌大的祖国没有制空权。(https://www.daowen.com)
上海遭空袭!
上海人无处藏身!
伤员增加，无处安排……一封又一封的加急电报发往南京;一声一声呼叫着——“南京，南京国民政府……”
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的第十九路军奋力抵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由于上海、南京是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当日本大举增援后，南京政府迫于形势也派出第五军军长张治中率部赴上海参战。可是蒋介石的基本方针依然是求和，害怕战事扩大，引火烧身。
作为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不顾蒋介石的反对，依然决定调税警团参战，配合十九路军抗击日军的进攻。平心而论，宋子文是文官，他手中没有兵权，所能拥有的或能指挥调动的只有税警团。
说起税警团，应该交待一下。它是一支非正式部队，是宋子文财政机关的警卫部队，主要负责保卫财政机关正常工作和安全。它的指挥和调动权由宋子文一人说了算，无须与蒋介石商量。
“一·二八”事变前夕，税警团大部分驻守在上海、浦东一带，第一团驻徐家汇，第二团驻南翔，第三团驻闸北，第四团驻浦东，总部设在徐家汇。
在这亡国亡家之时，宋子文急忙把自己的心肝宝贝——税警团拉上去，可见他的赤子之情可映五洲明月。
宋子文亲自颁布作战命令，亲自督促训练，亲自接见官兵，听取他们的汇报，可见他的抗战热忱。
不靠天不靠地，只能靠我们自己!这是宋子文经过一系列努力后所得到的结论。
税警团参战，还有一难题。由于税警团的一些经费是由八国银行团拨给，如果税警团参加抗战，八国银行团会表示反对，并将停发其余经费，所以税警团不便用自己的名称参加抗战。为瞒过八国银行团的眼睛，2月中旬，淞沪抗战正打得激烈之时，宋子文找到蒋光鼐、蔡廷锴等磋商，决定将驻闸北的税警三团和南翔税警二团，归第十九路军指挥，参加抗战。因此，当第五路军增援上海抗战时，税警团的参战部队就改名为第五路军第八十七师独立旅，以原税警团总团长王庚为旅长，受第五路军指挥。因此，淞沪抗战自始至终，报上不见税警团参战的名字。
税警团虽不是正规部队，但其编制、装备及士兵素质并不比一般正规部队差。税警团参加了守卫龙华机场和庙行镇等战斗，许多官兵英勇无畏，奋勇杀敌。税警二团二营官兵在战斗中，几乎全部壮烈牺牲。但是由于税警团指挥官内部不团结，从而严重削弱了战斗力。
这事得从税警三团团长张远南说起。
张远南是宋子文的小舅子，不然他也进不了税警团，公子哥儿出身，自恃与宋子文有裙带关系，骄横霸道，根本不把税警团总团团长王庚放在眼里，说庚王有十大罪行，想取而代之。此事败露，王庚知道后又拉拢另外两个团长，合谋赶走张远南，以雪平日之恨。因此，他们合伙在宋子文面前告张远南在日军进攻时挖墙逃跑的罪行。宋子文果然大发雷霆:
“我要撤张远南的职!”然而撤他的职好说，让谁干呢?宋子文一时还定不下来。
接着，莫雄和王庚一同又去找宋子文。宋子文明白莫、王二人的来意开口说:
“张远南是无胆匪类，怕日本人怕得要命，不能当抗日的团长，我决定撤掉他!由你莫雄接替他的团长职务，以免将来丢人!”
“我……”
“我看你行。”
莫雄也是精明人。他不是不想干，他顾虑的是张远南毕竟是宋的妻弟，现在宋火气上头撤他，火气过后，难免又要用他。与其现在去接替张远南，代他在战火中拼命，替别人火中取栗，倒不如卖个人情。想到这里，莫雄对宋说:“张团长是部长的亲戚，人所共知。当此抗日战事这样激烈的时候，突然撤职，名誉扫地，他在社会上怎样见人，如果你认为用得着我，我不在乎当不当团长，也不一定事实上要当团长才能指挥部队作战，平时就做王庚总团长的幕客吧。想是王团长也会同意的?”
王庚虽想撤掉张远南，但也有所顾忌，一听莫雄这话，也插嘴说:“这个意见很好，请即委莫雄为总团部总参议吧!”
宋子文不加考虑地连声说:“同意，同意。”立即亲笔委莫雄为税警总团部总参议，并说:“马上到差。”
从此，莫雄就以总参议的名义指挥第三团参加淞沪抗战。
2月下旬，王庚参加军事会议，散会后带走会上发给的第十九路军“部署地图”和“作战计划”各一份。王庚当晚跑到租界舞厅跳舞，被日军侦知，将王庚逮捕，并搜去该项军事文件。第二天，日本报纸吹嘘俘虏第十九路军团长王庚云云。王庚是美国军校毕业，与美国有来往，当晚被日军扣押数小时，即由美国领事馆取保释放。
王庚出事后，宋子文命莫雄为代理总团长，即战时的独立旅长。莫雄指挥税警总团参加了淞沪抗战末期的战斗。
尽管如此，这支部队还是给侵沪日军以重大杀伤。宋子文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能以国家利益为重，主张抗战，这一点与蒋介石是有明显不同的。而蒋介石的消极抗战已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不满。
时间到了1932年10月，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之后，因手中无兵权，所以处处受到蒋介石的节制，蒋、汪矛盾再次激化。汪精卫不满蒋介石的专制独裁，于1932年10月愤然离职出国。汪精卫出国后，蒋介石委任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具有抗日倾向的宋子文正好想利用这个机会，来改变蒋介石的对日政策。
12月，宋子文联络孙科等人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提出一个议案，以达到抗日目的。该议案要求将军队集中于“热河、察哈尔和河北地区，以抵抗侵犯中国领土的日军”，如有可能，“军队进入满洲收复失地”。议案号召全国民众一致抵制日货，并谴责全国大同盟对付日本侵略的行动缓慢。“中国人民必须效法奋勇抵抗日本的十九路军和第五路军”。但是该议案又被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否决了。
1933年初日寇开始向热河进犯。
1月6日，日军进攻山海关。山海关守军何柱国部奋起还击，安德馨营全体官兵三百余人力战殉国。长城抗战爆发。但因孤军无援，没有抵挡住日军陆海军的联合进攻。
1月8日，山海关沦陷。之后，日军开始向长城一线推进。张学良退至热河、河北。山海关战事一开，张学良便知，如再不抵抗，热河、河北就不能保住，于是决定调长城以内的东北军四万人进入热河布防。但是张学良对抵抗没有把握，便致电蒋介石求援。
1933年2月11日，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受蒋介石之托开始北方之行。随行的有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长黄绍竤、参谋部次长杨杰等。专车经徐州陇海路经郑州，再转平汉路到达北平西站。宋子文抵达北平后，即在阜成门内原清朝顺承王府会见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张学良，听取前方情况的汇报。
2月18日，张学良陪同宋子文视察热河。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在承德热情款待宋子文一行。在一次欢迎会上，宋子文慷慨陈词:“本人代表中央政府，敢向诸位担保，吾人绝不放弃东北，吾人绝不放弃热河，纵是敌方占领我首都，亦无人肯做城下之盟。”
在此期间，宋子文、张学良等人在承德清宫清音阁召开一次军事会议。会议期间，宋子文、张学良联名致电日内瓦中国驻国联代表团，表示中国军民“决心抵抗日军之进一步侵略”。张学良还与宋哲元等二十余名高级将领发出通电，表示抗战到底，呼吁国人支援。
为了确保热河的防守，回北平后，宋子文还与张学良拟定了《热河保卫战计划草案》，决定成立两个集团军，每集团军辖三个军团。第一集团总司令由张学良兼任。第二集团总司令由张作相担任，辖孙殿英、汤玉麟各一军团和张廷枢的第十二旅及冯占海等义勇军。
2月21日，日军纠合伪军共10万人，分三路进攻热河，一路由绥中攻凌源，一路由锦州攻朝阳，一路由通辽攻开鲁。当地守军20万人，不做抵抗，望风而逃。日军长趋直入，于3月4日以百余骑兵先头部队突入承德，热河失陷，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装满了二百多辆汽车，运往天津租界，他本人也跟着逃走。
热河失守，全国舆论哗然。张学良自知失职，曾表示要亲率王明哲等军去与日军拼杀，收复热河失地，结果落空。
全国上下，一致谴责南京政府，并要求对张学良、汤玉麟等按军法处置。迫于舆论的压力，张学良于3月8日电请辞职，以谢罪于国人。南京政府同时发布命令:“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身兼边疆重任，兼统军旅，乃竟于前方军事紧急，忠勇将士矢志抗敌之时，畏葸弃职，贻误军机，深堪痛恨。着即先行逆职，交行政院、监察院同军事委员会彻底严缉究办，以肃纲纪。”
此后，全国舆论攻击的矛头开始指向蒋介石。蒋介石深感自己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必须迫张学良下野，为自己代罪受过。蒋介石要求张学良下野也有多种原因:一是北方的阎锡山军队和冯玉祥的旧部都因张学良曾在中原大战中与己作对，所以不听张学良指挥。这就无法靠张学良在北方指挥各军抵抗日寇，而中央军又不能调往北方。二是因为张学良体力不支，精神颓丧，统率诸军精力不济。三是蒋介石要张学良为自己代罪受过。张学良也曾说道:“蒋先生认为，热河失守之后，我守土有责，受到全国人民的攻击。中央政府更是责无旁贷，他首当其冲。正如同两人乘一只小船，本应同舟共济，但目前风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以避浪潮，可免同遭沉没;将来风平浪静，下船的人仍可上船。若是与守不舍，势必同归于尽，对自己对国家皆没有好处。”
3月9日，蒋介石约张学良在保定会晤。张学良抱着蒋介石可能决心抗日，并补充给东北军充足的弹药，以便让自己戴罪立功，收复热河的希望，从北平赶往保定，面见蒋介石。张学良到保定后，首先与先期到达的宋子文会面。宋子文转达了蒋介石的旨意:“失东北，丢热河，中央与张均责无旁贷，全国舆论指责于委员长与总司令必须有一人下野，方可以平民愤。”
张学良只得表示:“既然如此，请立即免除我本兼各职，严予处分，以谢国人。”
3月9日下午4时，蒋介石的专车到达保定，张学良在宋子文的陪同下上车与蒋介石商谈。蒋介石不待张学良开口，首先用很严肃的口气对张学良说:“我接到你的辞职电报，知道你的诚意。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决定同意你辞职，待机会再起。”蒋介石要求张学良于次日飞往上海，免部下夜长梦多，并说张学良到上海后赶快出洋治病，出洋的名义和手续，他已办妥。张学良表示:“我不该丢失东北，早应引咎辞职，以申国法，振军心……”张学良还提出，“日本野心要吞并中国，希望中央迅速调劲旅北上，收复热河保卫华北。”
蒋介石连声说:“好，好，好!”
蒋介石离去之后，张学良失声痛哭，并与随从说:“蒋先生对日仍以外交为主，并想用黄郛(亲日派)到北平来主持政务，专办对日外交”，“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我记得仿佛林肯有几句话，说人民是欺骗不了的，我只不过是个替罪羊，代人受过罢了”。
1933年3月21日，张学良通电下野，宋子文为其办完了出国手续。
4月11日，张学良启程赴欧洲考察。
宋子文送走张学良后，蒋介石对宋子文说:“你为此事帮了忙。听说你与张学良的交情不错，做了不少工作。张学良这张牌还要打，等一定时机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