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为了工人阶级
1952年8月15日晚，入夜后的申城依旧暑气逼人。市区的许多弄堂里，随处可见手摇蒲扇、谈着“山海经”的市民在“乘风凉”。随着夜色渐浓，许多人收起竹椅板凳，回家睡觉去了。然而，沪西某处的工人聚居区里，新华橡胶厂的女工顾巧娣却仍与丈夫坐在屋外。劳作了一天的他们并非是在享受夏夜的浪漫时光，更无心欣赏孟秋的月色，而是在苦苦盼着自家屋子里能凉快些，再凉快些。那是一间朝北的用木板搭成的棚屋，由于白天的烈日将屋内晒得如蒸笼一般，在里面待上片刻，便会汗流浃背。小夫妻俩就只得等到夜幕降临，利用自然风让室内温度降低后，再进屋休息。整个夏季，除了阴天下雨，他们每晚如此。
望着眼前破旧的棚屋，再想想结婚后的遭遇，顾巧娣的心中五味杂陈。她的婚房原本是一间狭小的茅屋。虽说简陋，毕竟还是属于自己的一片小天地。谁料临解放的时候，一场大火却将她的小屋付之一炬。慌乱之下，夫妇二人一时找不到栖身之处，竟在马路边露宿了3夜。那间冬不能避寒、夏不能遮阳的棚屋还是后来借钱租来的。
顾巧娣的处境只是建国初期上海工人居住状况的一个缩影。这个旧上海遗留下来的城市居所问题使得无数个顾巧娣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只要站在工人聚居区的制高点上，放眼望去，尽是连片的棚户与草房，这就是俗称的“棚户区”。那是一个无水无电、道路泥泞、秽气熏天、终日与附近工厂的烟尘和机器噪音为伴的世界。就算能幸运住进厂里提供的宿舍，也多是拥挤不堪。报章上曾有记载，一幢2楼3底的房屋内，竟住了500多女工。每张床铺分成上中下3层，每个铺位上要挤2个人。(https://www.daowen.com)
然而，顾巧娣或许并不知道，就在8月15日那天晚上，沪西曹杨新村旁的一处工地上却是一派灯火通明、人头攒动的热闹景象。是夜，市人民政府、华东军政委员会建筑工业部和市总工会正在那里隆重举行二万户工人住宅建筑工程开工庆祝大会。全市各大企业职工代表、工商界人士、各人民团体代表等5000余人汇聚于此，副市长方毅等市领导也莅临会场。按理说，开工庆典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仪式，但对于上海60余万产业工人而言，这场看似寻常的开工庆典却是有着里程碑般的意义，因为困扰他们许久的住房难题终于迎来了化解的曙光。
尽管建国之初，百废待举，财政拮据，但尽一切可能改善人民生活、尤其是广大工人的生活成为摆在市政府面前的一桩大事。1951年4月，在市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陈毅市长的讲话掷地有声，他要求市政建设应“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并且首先为工人阶级服务”。会后，市有关方面即着手选择在中山北路以北、曹杨路以西建造成片的工人住宅区。翌年5月，可容纳1002户居民的48幢砖木结构两层楼房全部落成。因地处曹杨路附近，定名曹杨新村。很快，杨富珍、裔式娟、陆阿狗等一批劳模在锣鼓喧天的欢庆声中搬进了上海第一个工人新村。这或许就是建国后上海福利分房的肇始。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件事立刻在沪上引发巨大反响。曹杨新村成了那时上海最令人羡慕的地方。顾巧娣和厂里的姐妹们也都期盼着在那里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顾巧娣的梦想并不是天方夜谭。时任副市长的潘汉年在出席曹杨新村落成的庆祝会上就明确表示：“曹杨新村工人住宅的建造，只是兴建工人住宅的一个开端，政府将继续在沪东、沪西、南市等地建造更多的工房。”1952年4月，经中央批准，一项更大规模的住宅建设计划被提上市政府的议事日程。根据华东军政委员会的指示，上海成立了市工人住宅建筑委员会，由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曾山任主任委员，副市长方毅、市总工会主席刘长胜为副主任委员。单从领导的配备上就不难看出，上海是下了很大决心来解决工人居住问题。该委员会设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规划建设二万户工人住宅。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二万户”的选址与房型设计着实令人费尽心思。就拿选择住宅基地来说，既要照顾工人每天上下班的便利，又要与工厂区间隔适当距离。经过多次实地勘察，最终敲定了位于市区边缘、与工业区保持一定距离，且交通较为便利的9处基地。它们即是日后的曹杨二至六村、甘泉一至三村、天山一村、日晖一村、长白一、二村、鞍山一、二村、控江一、二村和凤城一村等。至于房型，市工人住宅建筑委员会则在充分尊重民意的基础上，着手进行设计。委员会先是组织工人代表参观刚建成的曹杨新村，征求他们对新建住宅的意见；然后从华东建筑设计公司设计的十几种图样中选定一种，在曹杨新村基地先期建筑一幢样板房，再度邀请工人代表现场观摩，听取他们的建议。因而，“二万户”的诞生凝聚了工人的集体智慧。
二万户住宅工程的规模究竟有多大？当年除了市里的高层领导和少数工程规划设计人员外，估计很少有人说得清楚。从下面这组数据中，我们可略知一二。“二万户”的占地面积达4000余亩，几乎与那时的黄浦、老闸两区面积相当，可容纳近10万居民。住宅区铺筑的道路总长约145公里，差不多等于上海到无锡的直线距离。工程所需的50多万吨建材不仅取自华东各地，还远赴中南地区采购。如此浩大的工程，在上海历史上称之为“前无古人”毫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