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宿命

“二次革命”被袁世凯弭平以后，应夔丞带着相好到了北京，他也不管与袁世凯之间隔了多少个阶位，拿出泼皮光棍的脾气，投书一封给袁总统，请予兑现“毁宋酬勋”，开出价码是“勋二位”和现金50万元。“我应夔丞是什么人？他敢拿我怎么样？”事情倒也是，要不是他们杀了宋教仁，连带着弄出以后的动静，袁世凯也不至于有今日这般独掌朝政的境地。

刚到北京，应夔丞就发现情况不对，连忙逃走。在天津杨村车站，应夔丞被军政执法处侦探长郝占一和侦探王双喜追上，他们在头等车厢里将应夔丞乱刀砍死。

早已为宋案辞职离任的赵秉钧知道了应夔丞的死讯以后，叹说了一句“以后谁还敢替总统办事。”此语既可指袁杀人灭口，也可指“体仰上意”却下场悲惨。一个多月以后，赵秉钧服用中药，半夜腹中阵阵剧痛，随之上吐下泻。这时赵秉钧伏在儿子的肩上，“一阵辛酸，涕泪交流”，不久便鼻眼流血而死。

洪述祖坚避青岛租界不出，嗣后潜至上海，为工部局巡捕房侦知逮捕，随而引渡给北洋政府。1919年3月，洪述祖被处死刑。其时刚好从英国进口了一架绞刑机，正好就让这个洪述祖来“开洋荤。”因为操作生疏加上洪述祖身躯肥胖，又或许是命该如此，施行绞刑时，绞索竟生生将他的脖子勒断，弄得现场血污狼藉。

正如圣经所说：“谁首先动剑，必死于剑下。”几个卑劣的人物，死有余辜，但是南北和议共治的政治架构，却就此遭遇破局，民主政治于曙光初现之际，即坠入黑暗。宋教仁被刺，似属偶然，可是又孰知不是冥冥之中的历史宿命呢？诚如梁启超所说，宋氏之死，是中国民主政治“不可规复之损失，非直为宋君哀，实为国家前途哀也”。

另一方面，1913年3月25日，孙中山从日本到达上海，即就与黄兴召集陈其美、居正、戴季陶等党内高层在福开森路393号的寓所召开会议。孙中山道：“宋案证据既已确凿，人心激昂，民气愤张，正可及时利用。否则时机一纵即逝，后悔终嗟无及！”同时，军事行动宜速不宜迟：“袁氏手握大权，发号施令，遣兵调将，行动极称自由。在我惟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先发始足制人！”

黄兴虽然也认为刺杀宋教仁的幕后主使是袁世凯，但是在解决方案上，黄兴又认为现在已是民国时期，国家进入了法治时代，不能轻易动用武力，应按法律程序寻求解决，“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

戴季陶反对黄兴的意见，主张军事讨伐，提出了“二次革命”。(https://www.daowen.com)

孙中山毅然说道：“若有两师军队，我当亲率北上问罪！”

其时，张謇、赵凤昌、蔡元培等人竭力向各方发出呼吁，“持之镇静”、“法律解决”，并且开始进行南北调停。

上海的绅商阶层连带许多职员市民，曾经在辛亥年里与革命党同举义旗，然而对于此次“兴兵讨袁”，上海总商会却以投票表决的方式，予以反对，并且发出通电。

上海的各派报纸对兴兵讨袁逐日辩论；颇能代表主流舆论的中立大报如上海《申报》，也不赞同国民党遽下定论，更言称就此起兵反袁，实为出师无名。

梁启超、蔡锷等人，也公开声明，反对“二次革命”。

7月，江西、上海先后打响讨袁之战，南方多省随即纷纷“独立”。

两个月后，“二次革命”尽数败北，北洋势力大举南下，袁世凯就此将中国再次拖入到了专权体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