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则“启事”引发热议

3则“启事”引发热议

1924年11月27、28、29日连续3天重复刊登在上海《民国日报》上的3则“启事”，就因为涉及一桩“三角恋”，更由于当事人具有较高知名度，所以“启事”甫一刊出，用今天的话说，即成为“新闻热点”，在上海滩引发热议。甚至“启事”刊出半个月后，上海《晶报》还刊文评论此事；一些偏好“花边新闻”类的刊物，也对这场“三角恋”故事津津乐道，有的还引申说事。

《民国日报》重复刊登的3则“启事”内容，全文如下——

此事之所以会在上海滩一时引发热议，除了当事人的非同寻常和“位高名重”，还因为这则“三角恋”的故事发生在上海，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发生在上海大学。上海大学的前身是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校址在闸北青云路。1922年春由吴梦非等创设。不久，校内发生风潮，学生要求改组，学校也因此更名上海大学。其实这也是中共继平民女校后办的第二个学校。学校原打算请陈独秀当校长，因考虑到其政治色彩较浓，为发展计，遂请国民党人于右任担任校长，但于右任只是挂名，负责实事的为校务长共产党人邓中夏。上海大学实际上成为20世纪20年代国共合作办的革命学校。瞿秋白和杨之华的“师生恋”，即发生于上海大学。

从以上所引第一则“启事”中，我们知道在瞿、杨相恋之前，杨之华已与沈剑龙结为夫妇。而促成杨、沈结为秦晋之好的不是别人，正是杨之华的公公，亦即沈剑龙的父亲沈定一。原来沈、杨两家同为浙江萧山人，沈家系当地望族，杨之华也生于富贵殷实之家，虽然后来家道中落，但论起门第，与沈家也属于“门当户对”，两家长辈从小便为沈剑龙、杨之华订下了“娃娃亲”。所以讲述杨、沈结合至分手，杨之华另嫁瞿秋白的故事，还得从沈定一说起。

沈定一（1883—1928），字剑侯、号玄庐，生于浙江萧山县衙前镇大地主家庭。18岁中秀才及第，20岁时赴云南为官。后因援助孙中山，被人告发而流亡日本，在日期间加入同盟会。后回国从事反清活动。1911年组织“中华国学生军”，参加光复上海之役。1920年5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沈定一亦在其中，并与陈独秀等一起酝酿创建中国共产党，系中共早期党员。在上海参与建党后，沈定一回到家乡创办农村小学，以让农民及其子女免费上学。而此时毕业于杭州浙江女子师范学校、已成为沈定一儿媳的杨之华，顺理成章地进入公公创办的学校当了一名老师。1921年11月，沈剑龙和杨之华的女儿出生。她原名沈晓光，后改名独伊。瞿杨结合后，她便叫瞿独伊。

杨之华与瞿秋白相恋相爱于在上海大学期间。瞿秋白于1923年4月来到上海大学担任社会系主任。杨之华于这年年底考入上海大学，就读于社会系，成为瞿秋白的学生。瞿秋白对于建设“现代中国的上海大学”有着自己的整体设想，尽管他的整体设想最终没能实现，但是社会系还是办成了。在这期间的8月，瞿秋白在南京认识了两名思想激进的年轻知识女性蒋冰之、王剑虹，前者即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丁玲。丁玲曾这样回忆瞿秋白留给她的“第一印象”，他“瘦长个儿，戴一副散光（疑为近视——引者）眼镜，说一口南方官话，见面时话不多，但很机警，当可以说一两句俏皮话时，就不动声色地渲染几句，惹人高兴，用不惊动人的眼光静静地飘过来”。而王剑虹评说瞿秋白则含蓄了许多，她只说“他是一个出色的共产党员”。

之后，在瞿秋白和另一位上海大学教师施存统的劝说下，丁玲、王剑虹进入上大求学。不久，瞿秋白与王剑虹在上大开始热恋。1923年12月，瞿秋白在广州出席国民党“一大”会议期间，曾将自己对王剑虹的绵绵情思，频频流注笔端，化成滚烫的情书，一封封飞至上海，寄到王剑虹手中。其时瞿秋白还写过这样一首爱情诗：

这也可以理解，毕竟当时瞿秋白未婚，王剑虹未嫁，况且二人有着相同的思想认知基础和社会价值观，由相识进而热恋应是情理中事。

王剑虹（1903—1924），土家族，生于四川酉阳龙潭镇。12岁时母亲去世，父亲为同盟会会员，后曾任孙中山广州国民政府秘书。1916年王剑虹考取邻近的湖南省桃源县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两年后，比王剑虹小两岁的丁玲也进入二师成为预科生。丁玲后来曾回忆道，那时“王剑虹已经是师范二年级的学生了……我们的教室、自修室相邻，我们每天都可以在走廊上相见。她好像非常严肃，昂首出入，目不旁视。我呢，也是一个不喜欢在显得有傲见的人的面前笑脸相迎的，所以我们都不打招呼。但她有一双智慧、犀锐、坚定的眼睛，常常引得我悄悄注意她，觉得她大概是一个比较不庸俗、有思想的同学吧。果然，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我们学校的同学行动起来时，王剑虹就成了全校的领头人物……她口若悬河的讲词和临机应变的一些尖锐、透辟的言论，常常激起全体同学的热情。她的每句话，都引起雷鸣般的掌声……”

1921年，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成立改组筹备委员会（同年9月正式定名“中华女界联合会”），王剑虹成为其中23名成员之一。改组后的中华女界联合会创办了《妇女声》周刊和平民女校。《妇女声》也是中共创办的第一个妇女刊物。主要编辑有王剑虹、王会悟等；撰稿人有陈独秀、沈雁冰（茅盾）、沈泽民、邵力子等。王剑虹正是在参与筹建平民女校时，说服尚在湖南的丁玲来到上海进入平民女校，此后两人一起在此就读，并成为挚友。1922年，平民女校与《妇女声》因经费等问题停办，遂有了之后在上海大学的经历。之后，瞿秋白和王剑虹相遇并碰撞出灼热的情感火花。1924年1月，瞿秋白从广州返回上海后，瞿、王便结为伉俪。

此时杨之华也已在上大就读。据丁玲回忆，杨之华与王剑虹在成为上大同学之前就已认识，“她们一同参加妇女活动认识的”。此时的上大已从闸北迁至西摩路（今陕西北路）。但不知是否由于身体孱弱或与沉浸于新婚生活有关，自从与瞿秋白结合后，王剑虹开始逐渐疏离政治，而在感情上则对瞿秋白更多依赖。事实上不久后王剑虹就患上了肺病。一个人得了这病，在当时可是凶多吉少。瞿秋白一则出于怜香惜玉，不忍心让王剑虹感到有压力；再则他整天忙于革命工作，宁愿自己扛着，也不想让王剑虹累着。此后王剑虹的病情愈发严重起来。杨之华曾在《忆秋白》一书中写道，“在生活上，他（瞿秋白）偏又碰到了不幸，他的妻子王剑虹病重了。他们夫妇俩感情是很好的，王剑虹在病重的时候，希望秋白在她的身边，不要离开她。秋白也很愿意多照顾她。一回到家里，就坐在她的床边，陪伴着她。在他的长方形书桌上，常常整齐地放着很多参考书，他就在那里埋头编讲义，准备教材或为党报写文章。从王剑虹病重到去世，我们只看出他似乎有些心事重重，与平时不同，但他从没有漏过会或者缺过课，并且仍然讲得那么丰富、生动。这时，我们对于秋白也更加了解了……”因为有了这层了解，在王剑虹于这年夏天不幸病故后，杨之华渐渐发现老师瞿秋白对她的感情开始升温后，曾经历了一段由最初的惊慌失措到之后逐渐冷静、直至最后理性接受的过程。这时候她便在思考，这或许才是她等待的真正爱情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