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预防历史背景

过去的一个多世纪经济、科技、医学的快速发展成果超越了既往两千年的历史，青霉素等抗生素的发明使得细菌性感染得到有效的控制；各类疫苗的广泛应用使得天花、结核病、脊髓灰质炎等传染性疾病不再是威胁人类生命的“不治之症”；纤维内窥镜、计算机断层扫描及摄影（CT）、磁共振成像（MRI）、胸腔镜、腹腔镜、达·芬奇机器人（Leonardo's robot）等诊疗设备的普及，彻底改变了人类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模式，发达国家人均寿命达到了80岁。医学研究水平已达到细胞、分子及基因水平，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更是揭开了组成人体4万个基因的30亿个碱基对的秘密，由此医学家们预言：传染病将逐步被消灭、慢性非感染性疾病（包括肿瘤）将得到有效控制，人均寿命有望突破100岁。(https://www.daowen.com)

一个健康、长寿的美好愿景，让老百姓甚至科学家们对当今或未来的医疗技术充满期待。而科学家们的自信其实主要来自对传染病和感染性疾病控制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因为传染病和感染性疾病得到有效控制、人均寿命的延长以及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和社会问题，人类的疾病谱发生了巨大变化：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遗传和代谢性疾病成为我们面临的新的挑战。而就目前的医学水平来看，人类对此类疾病的治疗手段捉襟见肘，恶性肿瘤更是成为人类的梦魇。

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1年颁布了《癌症法案》以向癌症宣战，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机构（NCI）因此获得了巨额科研经费，并希望在10年内攻克肿瘤。而今不仅美国，全世界也没有打赢这场战争，并且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过去几十年里仍然呈现上升趋势，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2016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赫捷院士在CA：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s杂志上发表了中国癌症统计数据，并指出：在中国癌症已成为疾病死因之首。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因为人类自身处在一个身体健康与社会快速发展的悖论世界里。社会的快速发展已成为全世界各国政治领袖的“执政之本”，尤其是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带动了医疗基础和临床研究的一次又一次的革命，人类对于疾病本质的认识越来越微观化，生命密码的解读似乎“跃然纸上”，新的研究文献和新的诊疗技术确实给肿瘤患者带来了一丝希望，这是一种进步，但这种进步是可悲的，最终的结果是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仅仅收获微薄的生命价值。人类社会和个人对疾病治疗的投入是巨大的，甚至不堪重负。而对疾病预防的重视，仅仅停留在理论高度。只要提到疾病预防，上到政府下到黎民百姓，大家都知道“预防重于治疗”，但为何肿瘤预防仍然任重道远？因为社会快速发展的原始动力是“逐利”，医学的发展同样如此，诊断和治疗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而肿瘤预防产业目前仍然处于“薄利”甚至需要政府公益支出的阶段。因此，肿瘤预防要真正获得人们的重视，从根本上讲，“肿瘤预防产业”必须首先成为一个有“钱景”的产业，吸引社会资本来投入，同时让百姓真正认识到“肿瘤”就在他身边，对于肿瘤预防的投入是保障家庭和社会长远发展的根本，没有健康就失去一切。目前，环保技术和设备的快速发展、健康养生教育服务机构的普及、肿瘤专项体检和肿瘤遗传易感性基因检测项目的产业化已显示出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2016年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健康中国2030”规划，认为：只有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健康基础。而肿瘤防控则是当前面临的重大挑战。

我国自《黄帝内经》就提出“上医治未病”，《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提到“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这比西方医学卫生学预防概念的提出早了近2 000年。其医道“治未病”的思想源于中国古代哲学，《老子》七十一章指出：“以其病病，是以不病。”而《礼记·中庸》中的“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则从哲学高度阐明了疾病预防的重要性。“治未病”的内涵主要包括未病先防、既病防变、愈后防复，与现代医学肿瘤三级预防策略不谋而合，并结合晚期肿瘤的综合治疗提出肿瘤四级预防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