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之战的时间、规模和性质

对赤壁之战的讨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仅仅有个别学者提出怀疑的意见，如郭沫若在《替曹操翻案》一文中说：“旧剧中的曹操形象主要是根据《三国演义》的观点形成的。要替曹操翻案须得以我们的观点中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重新塑造……例如，以‘赤壁之战’而言，在史籍上就有不同的说法。曹操遣孙权书云：‘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魏书·武帝纪》也说：“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到底哪一边是历史事实呢？我们很难判断。翦伯赞说：“根据历史记载，曹操从小就很机警，又有权数。到了赤壁之战的时候，曹操已经是在政治和军事活动中久经考验的人物，他不会那样愚蠢，以致对敌人丧失起码的警惕性。实际上，对于曹操来说，战争就是他的诗歌，他不会在强渡长江的号角声中，失掉节奏”（1959年2月19日《光明日报》）。吴晗说：“公元208年赤壁之战这一仗打得不好的事实，但也有不同说法，我们不能听片面之词，打官司也得有原告被告”（《灯下集》）。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多篇讨论文章，如尹韵公的《赤壁之战辨》、李友松的《曹操兵败赤壁与血吸虫病关系之探讨》和闵和顺的《赤壁之战新论》，以及围绕这几篇文章的讨论文章。尹文的主要意见是：从时间和军事角度上排除赤壁之战无大战，乃曹操带五千兵马在赤壁同孙刘联军发生的遭遇战。这既可以从史料中众多的有关曹军为疾病所苦的记述及战后曹操无伤元气，仍在大举征战中耀武扬威来佐证之。

在尹文发表后半年的时间里，《光明日报》先后收到一百多篇稿件和来信，由于版面所限，只发表胡宝国一篇《〈赤壁之战辨〉质疑》以示存异。他分析结果认为：赤壁之战未必是小战，特别指出不能从赤壁之战后不影响曹操力量的观点来判断曹军在赤壁之战是小战小败，因为赤壁之战是决定曹操能否统一全国的战役，却不是曹氏政权生死存亡的事件。对于尹文提出的曹操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军中流行严重疾病的说法胡文完全同意，他说：“正如尹文正确地指出：曹操在赤壁失利主要不是被打败，而是军队遇疾疫”。几乎在尹文发表的同时，李友松从史籍中有关曹军在赤壁为疾病危害的记述，以血吸虫病流行病学资料说明赤壁之战战场是重疫区，从古尸中发现血吸虫卵说明本病早已有之，以及从交战双方对血吸虫感染免疫与抵抗能力的不同，提出曹军败于赤壁的主要原因是疾病猖獗流行所致，而这种疾病是血吸虫病。该文发表后，引起莫大的关注，许多报刊转载或摘登。一年之后有季始荣、田树仁、初德维、冷其材、陈胜崑、彭兴等提出不同意见，李友松对这些不同意见又分别撰文辨异。本书即是根据这些讨论的主要观点铺开叙述的。(https://www.daowen.com)

闵和顺的论文将赤壁之战的时间扩大为自建安十三年七月至次年十二月，并分为4个阶段，从地域上分别以襄阳、江陵及以合肥为中心的西、东部战场。接着分析曹军兵力的组成（约1.5万人），同周瑜的3万人相比，处于弱势，所以认为曹军东进的意图不以战为主，而在于制造声势。适军中发生疾疫而烧船自退。从根本上看，赤壁之战不但孙刘得胜，而且曹军并未因之伤元气，相反，在此战中尚有所得益，如他获得北部荆州的江夏、南阳等七郡，造成“分荆割益，曹氏之气势已盛”。且又阻止了孙权合并刘备而成三国鼎立。

按闵和顺的论述赤壁之战中各方都是赢家，没有输主。说曹军并未因之伤元气似牵强，曹军不但失去南征时的气势，而且至曹操去世前再也没能发动类似规模的征战；其所获七郡同他消灭孙权、刘备势力的预想相差甚远；本想一统天下的南征为三国鼎立所取代，此结果同他的兵力、初衷、预期、目的都有巨大的距离，应该将之看作是一次不成功的远征。这样看来，对赤壁之战的时空似不能作过于严格的限定，而应该放松与扩大些。从时间上，应自公元208年秋南征至年底曹操退回北方为止，而不是限于曹军在赤壁的有限时间，在短时间里是无法调动数十万计的兵马和展开轰动千古的战争。同样的道理，地点上亦应由曹军跨越河南进入襄阳，破荆州，占江陵，顺流而东到巴丘、赤壁，退乌林，最后败走华容北归。应有比较长的时间跨度和较大空间范围，即所谓赤壁之战时空广义论的主张。这种广义论不无道理，但似过于泛指，好在还有赤壁狭义论使之更为具体、准确。两者相映，不是相互矛盾，而是互相包容。总之，尽管讨论的观点、角度有这样那样的差别或不同，但对曹军在赤壁之战失利的主要原因已从沿袭已久的“火烧”观点中解脱出来。在史料中对导致赤壁之战胜负原因的描述中既有火烧，又有疾病，在不同的场合、不同人物有不同的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