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促进血吸虫病的研究和防治

老子曰：“祸兮福之所倚。”战争受血吸虫病的严重危害，反过来也给受害者以深刻的教训，从中也促进了血吸虫病的研究与防治。

埃及血吸虫与曼氏血吸虫生活史的发现，是在战争的直接影响下完成的，那是伦敦热带病学院一位名叫勒普（Leiper）的寄生虫学家，被委以中校衔前往埃及作血吸虫生活史研究的结果。证实了孟逊（Manson）博士提出的在埃及有两种血吸虫存在的预见——这是寄生虫病威胁战争，而战争又促进寄生虫病研究并获成功的事例。

美军为了在菲律宾长期驻扎，在驻地的选择改水田沼泽为旱地，并完善了排水系统，从而创立了以改变钉螺生态环境条件为主的防治理论与办法。

1962年，我国军队自陕西调兵入闽，途经岳阳停留，士兵下洞庭湖游泳、洗澡而感染血吸虫病，结果也有两个副产物：血吸虫病潜伏期的准确数据和战事与转移应注意卫生勘查与防护。古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草者，不应单指人之粮马之草，扩而大之，是整个后勤供应与保障，自然包括卫生救护在内，对自然疫源性疾病在未来可能活动所及地区的分布、严重程度、传染方式相关影响因素和防治措施都要预先收集、先期勘查与布置，其价值应置于军事侦察同等的地位。我国军队此次南移行动事出仓促，而且卫生勘查与防护并未引起重视，大多数人并不认识血吸虫病的感染方式与危害，以致进驻福建省连江县后，许多士兵发热、生病了，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感染的。但是并非所有人都漠视与不在意，当时就有一位连长看到湖边木牌上“此地为血吸虫病疫区，禁止下湖游泳”的告示，不准战士下水，所以这位连长率领的62人中无一人受染与发病，同下水者受感染发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认识到血吸虫病是发展经济的拦路虎，在政治上取得独立自主的人民再也不能让这些贫病交加的灾难蔓延下去了。百废待兴，政府将防治包括血吸虫病在内危害人民健康最严重的疾病，当作重要的任务展开不懈的斗争。相关机构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采取查治患者、患牛以减少传染源，查灭钉螺以切断传播途径和改水改厕及个人防护等综合性措施。其中又以突出填埋、改造钉螺孽生地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运动，因而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全党动员、全民动手的消灭血吸虫病的壮观场面。在灭螺工地上，不但有手挥锄头的人群，也有挖土机、拖拉机等机械，动员了一切有利于工程进展的手段，这样大规模的持久战是一个怎样激动人心的浩大场面啊！春风化雨，掌握自己命运的人民发挥无穷的聪明才智，他们以冲天的干劲同病魔作斗争，其气魄和能力是何其伟大，成效是何其显著，呈现在他们面前的胜利果实又是如何令人欢欣鼓舞和陶醉啊！面对此情景，毛泽东主席于1955年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并组织实施；1958年江西省余江县首先取得消灭血吸虫病的胜利。之后又有两广、沪、闽与浙江五省，先后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实现治好绝大部分患者，进而阻断传播的伟大胜利。“东亚病夫”的帽子被中国人民抛入了太平洋（图24）。(https://www.daowen.com)

在我国的湖沼型、水网型和山丘型三种类型血吸虫病流行疫区中，湖沼型分布于两湖、皖赣苏五省几个大湖周围各县，这些地区水草丰美又适宜放牧牛羊，受感染的牛羊粪便排出污染草滩，成为主要传染源，如此反复感染使血吸虫周而复始地循环扩散。长江大坝之建成，退田还湖等措施也扩大了草洲草滩，人们喜好食用牛肉也促使养牛业的发展，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扩大疫区、加重疫情的因素。从1958年取得伟大成绩以后，由于思想麻痹，放松了反复斗争，致使一些地方的“瘟神”死灰复燃，危害卷土重来，防治走了弯路。据2016年统计，全国451个血吸虫病流行县（市、区）中，总人口2.57亿人，已有159个、191个和101个分别达到消除、传播阻断和传播控制的标准，推算患者数54454例。但全国流行区的钉螺面积还较大，部分地区还有一定数量的传染源，本病的流行客观因素、疫情反复和回升的风险依然存在。因此，还要加大防治与监测，还须综合农业、水利、林业、公安许多部门通力合作，持之以恒，群起攻之。所幸随着社会、科学的进步，疫区大力推广以（拖拉）机代牛、减少传染源等措施，使中国大地上实现送“瘟神”“纸船明烛照天烧”的目标早日到来成为可能（图25）。

图24 1958年9月7日毛泽东到安徽省博物馆观看消灭血吸虫病规划

图25 同是这棵树，同是这间屋，三十年间消灭血吸虫病前后两重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