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与俗，及如何让物说话（how to let things speak）
此书关注的问题和研究方法都令我耳目一新。18世纪（启蒙时代）中欧之间的文化交流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在我有限的见闻中，早期的研究偏重于思想和文本层面（如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以及上文提到的钱锺书的文章），研究方法也以在文献中寻找和考辨“影响”的证据为主，对于物质和视觉层面则相对忽视。这或许跟不少学者重“雅”轻“俗”的心态有关。例如有学者将十八世纪欧洲的“中国热”分为雅俗两个层次：“所谓雅，是指学者、思想家等知识分子对中国所表现的巨大兴趣、关注和研究。……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文化的理性思考”；而“所谓俗，是指下自市井细民、上至王公贵族对中国所表现的狂热，这种狂热或为好奇心所驱使，或出于对异国情调的追逐，较多表现为购买中国商品，收藏中国器物，了解有关中国的奇闻趣事，模仿中国人的建筑、园林、装饰和衣着等等”。[2]这种雅俗之分固然有着分析上的便利，但这样的分类对认识和把握整体的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危害也是不轻。器物、建筑、园林和衣着能够实现跨地域的移植，必然和这两个地域之间的物质、文化和社会差异有关。这就要求我们要整体地看待“物”在大的历史背景下的位置和作用。
受到文化研究、新文化史的影响，我想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不会再囿于这种雅俗之分的局限，不少文学研究者也开始关注物质文化，文学作品跟印刷、出版和图像的关系也成为新的学术热点。其中，“形象”（image）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经典路数，但大多数著作处理的“形象”，都是文字描述的形象，对于真正的视觉“形象／图像”，如书籍的封面、插画以及器物上的图像，却大多沉默。沉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学科意识的限制（对视觉图像的研究一般属于艺术史的范畴），也有研究材料的缺乏（例如想要研究外文书籍史，国内大多数地方的图书馆都不具备条件；博达伟的研究也得益于他四处探访图书馆及博物馆），但更难的恐怕在于因为缺乏相关的训练，我们缺乏让器物／图像说话的能力。文学系传统的细读训练，着重于文本，即便今天文本的范围早已扩大，容纳了电影、广告、建筑等等，但对于视觉形象的解读仍缺乏足够的重视。
博达伟在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两方面都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第一，他的研究不局限于发掘所谓中国文化在西方的“影响”，也不纠缠于西方对中国认识是否存在偏差，而是将中国风的盛衰置入英国本土现代美学兴起的大背景下来考察，使得这一研究不是就事论事，而能够与思想史的研究进行对话；第二，他在中国瓷器上的图案、器型，英国绘画中所呈现的中国饰物，以及英国上流妇女消费中国瓷器的方式上大做文章，通过跨媒介比较（例如第五章中式假山［Chinese scholar's stone］与流言［Gossip］的比较）让物说话，从而弥补了文献资料的不足。(https://www.daowen.com)
他的某些具体分析和结论，我们尽可持保留的态度（例如他说中式茶壶和茶杯与女性乳房在颜色、形状与尺寸上十分相似，易引发性联想），但他的分析视角和思路却值得借鉴。例如，18世纪的英国女性如何看待中国瓷器？购买、使用、收藏和展示中国装饰品对于她们的生活，乃至身份的建构究竟有什么影响？要回答这些问题，目前缺乏足够的文字资料。博达伟则别出心裁地通过让物说话，再通过联结其他的证据来试图解答：
第一，妇女是中国瓷器的最主要的消费者，中国风的饰物最重要的展示空间就是上流社会妇女的居室。它们常常与罗曼司小说并置于书架上。然而，在欧洲国族主义勃兴的18世纪，正如罗曼司小说的美学价值被置于古典诗歌和戏剧之下那样，中国瓷器的美学价值也被戏剧性地贬低，并同样被置于古希腊的雕像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之下。在执意塑造国家美学传统的理论家们看来，欣赏美的能力是需要习得的。一个人需要具备足够的学识才能够欣赏和充分理解伟大的艺术作品。而中国瓷器带来的是异国情调、新奇和困惑，并不需要仰仗学识就能够沉醉其中。也同样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瓷器被女性化。在强调超越和理性审美的文人（如Sir Shaftesbury）看来，耽溺于中国瓷器的女性只是满足感官需求，属于低层次的美。这反映的实际上是18世纪英国国族主义与男性地位的同步上升，以及非国族文化和女性地位的同步下降。当然，这种情况不是英国独有，19世纪的美国也是如此。
二、西方古典绘画中的女性大多裸露身体，或是处于暴力场景之中，成为男性的牺牲品。而中国瓷器上却有大量仅有女性出场的绘画。即使有男性在旁，也多是儿童或老人。女性之间宴饮、游园、读书、对弈的场景在许多中国器物上都有出现。与此大致同时，英国女性文学中也出现了与此相关的作品。在玛格丽特·卡文迪什（Margaret Cavendish），玛丽·阿斯特尔（Mary Astell）和萨拉·斯科特（Sarah Scott）的剧作中，女子学院或乌托邦社群（Female Academy or Utopian Community）是经常出现的主题。围绕在凯瑟琳·菲利普斯（Katherine Philips）周围的女士们则创作了大量表达女性友谊的诗歌。博达伟认为英国女性对中国瓷器的欣赏与她们的文学创作互相呼应，共同为女性创造出更多的自我意识和想象空间。女性的自我觉醒与乌托邦的社群想象，对男性主导的文化秩序具有颠覆的意味。因此，在建构和使用正统的美学趣味去教化女性的同时，英国（男）文人也边缘化了来自中国的异国情调。他们需要的是纯正的英国趣味，容不得半点来自东方的杂质。他们对待中国风如他们对待女性一样，又爱又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