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国族主义（Aesthetic Nationalism）的兴起与中国风的衰落
博达伟（David Porter）此书的导论以“Monstrous Beauty（怪异之美）”为题。这个标题以悖谬（paradox）的方式暗示了英国受众对于中国风的矛盾态度。一方面，英国人钦慕中国艺术之美（beauty），大肆购置产自中国的瓷器、漆器装饰居室，甚至欧洲的仿制品都令他们如痴如醉；但另一方面，正如“monstrous”一词所隐含的意思：1）very wrong，immoral or unfair，2）unusually large，3）unnatural or ugly and frightening（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在醉心于中国风格的艺术品所带来的异域之美的同时，不少英国文人的内心又泛起一丝不安与惶恐。用当下流行的词来说，就是“纠结”（ambivalence）。丝绸缎面的绣花鞋固然精致美丽，可以拿在手里把玩，但一想到鞋里那双畸形的三寸金莲，想到女性为了取悦男性受了几多苦，几多压迫，英国人身上的绅士鬼就开始发话了：尔等焉能耽溺于如此邪恶乖张之美（perverse aesthetic）。如果让中国风（Chinoiserie）就这么泛滥下去，大英国危矣。所以不少英国（男）文人，一改昔日对中国艺术品和文化的推崇，转而对中国风恶语相向，抑或声称某些艺术和建筑风格（如园林）并非中国舶来，而是英国本土产生。博达伟认为这种“纠结”心态，在18世纪英国对中国异域文化的接受经验中，占据了中心的位置。英国人对于中国器物的消费、收藏、展示、钦慕、嘲讽、批评，并非只是浮泛的时髦潮流，而涉及性别、国族、欲望、审美等方面的深刻转变。
钱锺书先生就曾注意到这种悖谬。他在《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里指出，在18世纪的英国，中国文化在物质层面（material level）广受欢迎，但在话语层面（discursive level）却遭到严厉贬斥，两者间有着显著的差异。[1]钱先生的文章，主要是用语文学的方法考辨源流。钱先生引了不少例子来佐证这一差异，但对导致差异的原因，并未多着笔墨，而只是将其归结为文化风尚的变幻莫测。‘This discrepancy is only another example of that inscrutability of the whirligig of taste，and the inevitable loose-jointedness in generalizations about the spirit of the age．’（Qian 143）．博达伟此书则抓住这一差异充分展开，通过对四个著名人物（William Chambers，William Hogarth，Horace Walpole，Thomas Percy）的个案考察，生动地揭示了导致差异的原因在于18世纪英国aesthetic nationalism（姑且译为“美学国族主义”）的兴起。他进一步认为，中国风并非过眼云烟，中国器物也并非浮于英国社会之表，而是深深介入英国现代美学趣味的形成。在英国美学现代性的建构过程中，中国风扮演了一个强大的“他者”角色；而这一“他者”角色，也为英国女性所分享，因为上流社会的妇女是中国器物最大的消费者。中国风以及由其引发的英国女性对异域文化的狂热，对英国社会的审美风尚造成了巨大的挑战，两者一起对男性主导的美学趣味带来冲击。正是在英国（男）文人对中国风的吸收、转化与批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强化了英国现代的审美趣味。(https://www.daowen.com)
英国（男）文人对现代美学趣味的话语建构既促使了双重的压抑的形成又受到这一压抑的影响：对于中国文化的压抑和对于英国女性的压抑，而这两种压抑是互为表里的。对女性审美观的否定是通过对中国风贬斥完成的，而与此同时中国风则被女性化（feminize），边缘化，逐渐为强调无功利（disinterested）、超越性（transcendental）的现代审美观所取代。而这些，恰恰促进了英国美学上甚至文化上国族主义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