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颂汉诸篇的各家之说
《论衡》颂汉诸篇，在整个近代以前的《论衡》评论史上，都没有被作为问题提出来过。这说明在近代以前，《论衡》颂汉诸篇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即使不能说是什么优点，也不能说是什么缺点。唯一的例外是明代的谢肇淛，他曾对《验符篇》提出过疑问，《文海披沙》卷一“《论衡》相背”条说：“《论衡》一书，掊击世儒怪诞之说不遗余力，虽词芜而俚，亦称卓然自信矣!至《验符》一篇，历言瑞应奇异：黄金先为酒尊，后为盟盘，动行入渊；黄龙身大于马，举头顾望；凤皇芝草，皆以为实。前后之言，自相悖舛。此岂足为帐中秘哉!”他敏锐地感到《验符篇》与《论衡》全书的宗旨有矛盾。不过，不知为什么，他只是以《验符篇》为说，而没有顾及充满着同样内容的《齐世》等篇；而且，他只指出了矛盾的现象，却没有试图去解释其原因。这也足以说明，即使像谢肇淛这样的能够提出《验符篇》问题的人，也未能进一步以颂汉诸篇的产生原因作为问题。至于宋代黄震《黄氏日抄》卷五七《读诸子》三“《论衡》”条所不满于《宣汉》、《恢国》的“抑殷周而夸大汉”，乃是基于厚古薄今历史观而作的批评，清代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七《跋<论衡>》所说的“而《宣汉》、《恢国》诸作，谀而无实，亦为公正所嗤”，也不是以颂汉诸篇的产生原因为问题的。由此可见，颂汉诸篇的存在，在近代以前是被视作当然的。顺便说一句，在近代以前成为问题的，主要是《问孔》、《刺孟》等批评传统文化中被视作圣人的孔、孟的文章，其原因我已在别处作过探讨，兹不赘述。
到了现代，《论衡》颂汉诸篇开始被作为问题提了出来。其中原因其实非常简单，这是因为和近代以前认为歌颂封建王朝乃是理所当然之事的看法相反，现代的观点认为歌颂封建王朝是不合理的。基于这个原因，现代的《论衡》研究者纷纷提出了《论衡》颂汉诸篇的问题，并尝试作出不同的评价与解释。一种最趋极端的否定看法，旨在通过否定《论衡》颂汉诸篇而否定《论衡》全书。如童默庵的《王充是农民阶级的思想家吗》[1]一文认为，王充“狂热地、无条件地歌颂汉王朝”，“在王充看来，东汉王朝是完好无缺，必须歌颂的”。他认为，《论衡》的写作动机，一是“歌颂汉帝，宣扬汉‘德’，论证汉统治的合理性”，二是“为汉统治献计出谋”。这可以说是现代关于《论衡》颂汉诸篇乃至《论衡》全书的最严厉的否定意见。不过，他没有将颂汉诸篇和《论衡》全书区别对待，而是以偏概全，以点概面，其思想方法既带有众所周知的时代特征，也带有像历代以《问孔》、《刺孟》否定《论衡》全书那样的传统特征。而且，这种看法只是简单地否定《论衡》颂汉诸篇乃至《论衡》全书，而没有对《论衡》颂汉诸篇的写作动因作出合理的解释。
除了上述这样的趋于极端的否定意见外，现代对《论衡》颂汉诸篇的看法，虽说基本上也是否定性的，但却要宽容得多。这无疑是因为现代对于《论衡》的整体肯定，制约了人们对于《论衡》颂汉诸篇的评价基调，使人们在处理这组文章时，不得不小心从事。一般的学者，都倾向于把对《论衡》颂汉诸篇的评价与对《论衡》全书的评价区别开来，并在大力肯定后者的同时，把前者视为王充思想局限性的一种表现。如孔繁《关于王充思想的评价问题——与童默庵同志商榷》[2]一文认为：“王充毕竟还是地主阶级思想家，他的进步是有局限性的，他在政治上是软弱的，因而给他的学说带来不少不彻底性。”这种“局限性”和“不彻底性”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诸如颂汉诸篇之类的文章。又如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认为：“他对汉朝统治者所作的歌颂则是过分的……这是为统治者粉饰。在《宣汉》、《恢国》等篇甚至说汉代符瑞之多也是胜过前代。这就背离了他反对谶纬迷信的立场了。这些说明王充的历史观的进步性是有很大局限性的。”[3]蒋祖怡《王充卷·前言》认为：“王充的盲目颂汉……有他的阶级原因……他的这种思想上的矛盾，正是王充所处的社会阶级地位的矛盾在他思想上的反映。”以上这些说法，与童氏之说不同，都看到了颂汉诸篇与《论衡》全书之间的差异，并肯定了《论衡》全书；但在否定颂汉诸篇这一点上，却与童氏之说并无不同，这说明对封建王朝歌功颂德在现代乃是深受非议的。不过，一般都认为这是王充阶级地位的局限性的表现，是与《论衡》全书的宗旨相矛盾的。这种看法，比起全盘否定《论衡》的看法来，自然要更为合理一些。不过，假如歌功颂德果真仅仅是王充的阶级局限性的表现的话，则这种局限性也应该反映在《论衡》其他各篇中，不应该以断裂的方式仅仅存在于颂汉诸篇中。而且作为一种解释，所谓“阶级局限性”也似嫌过于空泛，不足以作出明确的判断。(https://www.daowen.com)
由于受对《论衡》整体肯定态度的影响，试图连颂汉诸篇也一起肯定，或至少肯定其中有合理因素的看法也不是没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王充是为宣扬厚今薄古的历史观而作颂汉诸篇的，或至少颂汉诸篇中包含了厚今薄古的历史观，所以值得肯定。如张宗祥认为：“《齐世篇》专为尊古轻今而发，故接以《宣汉》、《恢国》、《验符》、《须颂》诸篇。不信古，不薄今，此仲任最出色之处。”[4]孔繁同上文认为，王充“高汉于周”的观点，“并不仅仅是为汉王朝歌功颂德，而是包含有与当时占统治的复古主义历史观作斗争的意义的”。《中国哲学史》认为：“当时的崇古非今论者，宣传历史倒退，今不如古……王充和这种观点进行了斗争，提出了‘高汉于周’的发展进化思想。”“和崇古非今论者相反，王充反对一代不如一代，今不如古的历史倒退论。”“两汉时期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水平的发展，疆域的开拓，都超过了前代。王充说汉代胜过周代，这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5]朱谦之《王充著作考》认为：“《论衡》之人本有今代胜前代的思想”，这些文章中“实包含着历史的进化观”。钟肇鹏《王充年谱·引言》认为：“在社会历史观上，王充进步的地方是反对复古主义……所以他作《宣汉篇》就在论证‘高汉于周，拟汉过周’(《恢国篇》)，这就具有历史进化论思想的萌芽。他还极力称颂东汉王朝，这里面还夹杂了好些吉验祥瑞等不科学的成分，但他的主要目的在于证明‘今胜于古’。”蒋祖怡《王充卷·前言》认为：“王充根据他历史进化的观点，提出‘周不如汉’论点。他说：‘夫实德化则周不能过汉，论符瑞则汉盛于周，度土境则周狭于汉。’(《论衡·宣汉篇》)他所举的三点之中，前两点，分明是错误的，后一点，却是有理的，总的来说，处于上升时期的封建社会的汉代，比之处于奴隶制没落时期的周代，在历史上是进步的。”上述这些说法，都对颂汉诸篇的写作原因提出了旨在宣扬厚今薄古的历史观之说。与阶级局限性说相比，这种说法对颂汉诸篇持肯定态度，或至少持部分肯定态度。不过，在这种说法中也存在着某种混乱，即或认为宣扬厚今薄古的历史观是王充写作颂汉之文的目的，或认为厚今薄古的历史观只是颂汉诸篇中所包含的进步因素。这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如果是前者的话，则无法解释厚今薄古为什么一定要歌功颂德；如果是后者的话，则颂汉诸篇的写作动因仍未能揭示出来。
除此之外，关于颂汉诸篇的写作动因，还存在着另一种解释，即认为王充是为避祸而作颂汉诸篇的。孔繁同上文认为：“他害怕遭到政治迫害，害怕他的著作遭到禁毁，也使他采用某些自相矛盾的说法。”朱谦之《王充著作考》认为，“这为着免罪而作的几篇”，“是在专制主义统治之下，不得不作褒颂之文”。钟肇鹏《王充年谱·引言》认为：“另一方面，由于王充批判的战斗精神，同当时的统治思想及时俗矛盾很大，他在《宣汉》《恢国》中讲些符瑞也可免于在政治上的迫害。”蒋祖怡《王充卷·前言》认为：“在《论衡》里，有几篇歌颂汉朝，特别是歌颂章帝的文章……很清楚，他颂汉主要是为了‘免罪’。他希望自己用毕生精力来批判‘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之说的、以及对孔、孟有所抨击的著作能够不被禁止而流传下去。”以上这些说法，都着眼于王充的避祸动机，是关于颂汉诸篇写作动因的第四种说法。相比之下，作为写作动因，避祸说恐怕是最接近事实真相的说法。不过，关于王充究竟要避什么祸，则上述解释大都失诸抽象空泛，似乎都没有说到点子上。这主要是由于对于王充写作颂汉诸篇时所处的具体环境还缺乏比较明确的了解之故。
总而言之，在近代以前从未成为过问题的《论衡》颂汉诸篇，因其宗旨与现代观念有所歧异，而引起了现代学者的关注，并诱使现代学者对其产生原因作出如上所述的各种解释。但这些解释，或简单地全盘否定，或笼统地归诸阶级局限性，或误将因素视作目的，或空泛地强调避祸，总之，都不能尽如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