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科技与道德关系的历史考察

在西方早期的文化理念中，人们总体上认为知识（智慧）与道德互融互通、基本一致，或者认为智慧包含有道德的意义存在。比如在古希腊人们就曾将“智慧”“勇敢”“公正”“节制”作为四大传统美德。虽然当时形而上的知识（智慧）形态未必是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但是显然当时将对知识（智慧）的追求作为道德的重要部分，这对于人类摆脱充斥着巫术等迷信活动的原始宗教社会功不可没。在柏拉图的《美诺篇》中，就记载了苏格拉底与美诺的对话，阐明了苏格拉底美德就是知识的思想。柏拉图继承了其师的观点，他也认为：“善的典型是最高的知识。”由于在这个时期人们对知识的探求主要是对道德知识的探求，他们用求真之德作为重要精神支撑孜孜不倦地探求智能知识，不断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当时，一批哲人包括泰勒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诸多知名学者都以追求知识作为最高的追求和历史使命，他们强调在追求“真”的知识过程中不应有任何外在目的，应该放弃所有的个人财富与权力的得失，这里其实就已经蕴含了求真至上的命题，已经隐喻了科技与道德分离的滥觞。

进入中世纪，此时的科学技术沦落为神学的婢女，科学技术成为证明上帝存在和维护宗教统治利益的工具，它与道德的分离非但没有有效弥合，而且走得愈来愈远。近代以后，借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大潮，自由和理性得到更加充分张扬，特别是以近代实验科学方法与逻辑论证为知识划界标准思想的兴起，进一步巩固了科学知识的纯洁性与独立性，将科学知识与艺术、伦理（道德）知识等非科学知识更加明显地区分开来。最早做出这种区分的当属英国哲学家休谟，他指出在知识体系中存在两种不同判断，即“是”或“不是”的事实判断和“应该”或“不应该”的价值判断。这两种判断是分离的无逻辑联系的，也是不可随意过渡通约的。他曾明确指出：“事实的错误本身不是罪恶，而是非的错误可以成为不道德的一种。”受到休谟这一思想观点的巨大影响，德国哲学家康德继进一步提出所谓的“事实与价值二分”，他指出自然哲学所探讨的全是“是什么”的问题，而道德哲学所探讨的是“应该怎样”的问题。康德把人类的理性法则划分为自然法则和道德法则，把科学认识问题的实现归为“纯粹理性”，把艺术、道德和宗教问题的实现归结为“实践理性”。他毕生都在渴望认识“头上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这种区分看似成功地将两个领域做了定位，但实际上这种区分使得事实与价值的鸿沟因此更加扩大，就像仰望星空的康德和沉思道德律的康德，完全被割裂为两个人一样。

在启蒙之后，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西方文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科学技术逐渐获得了社会的认同和尊崇，科学技术逐渐被套上了神圣的外衣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人类生产生活实践中的科学技术与道德二者之间渐行渐远，甚至走向背离。用牛顿的话说：“科学之所以能够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主要是因为它揭示出了上帝的威力。”由于现代科学技术不断拓展着我们能够做事情的范围，威力日显强大，科学技术去道德化的倾向开始显露无疑，科技与道德的不平衡发展使得人类文明的“机理”开始失调。这种现象也引发一些思想家的隐忧，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就曾对道德的堕落与科学技术的进步的关系有深刻认识，他指出“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天边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这种现象在各个时代和各个地方都可以观察到”“我们的灵魂正随着我们的科学和我们的艺术之臻于完善而越发腐败”。但这种担心并未有效阻止科技与道德分离的脚步，特别是工业化日益深入以后，道德越来越成为科技的外在之物，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大踏步前进，失去了应有的道德规范与道德约束，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信仰危机等全球性问题。(https://www.daowen.com)

面对现实问题，人类该如何完成自我救赎，应该如何控制和评价科学技术实践以及后果，越来越多的人对科学技术与道德关系开始重新关注和反思。很多学者开始批判质疑“科学技术与道德分离无涉”的观点，明确提出科学技术不是一种纯粹事实判断的个性工具，而是出现于特殊的社会背景之中的复杂事业，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人们必须要对科学技术的后果从道德的角度进行比较和衡量。科学技术知识体系本身就渗透着道德和道德判断的因素，科学技术研究实践过程中是不能脱离道德判断的。正如美国科学哲学家普特南认为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而我们的每一个价值也都负载事实”。

科学技术确实是个复杂事物，要对其进行细致分类梳理才能看清它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有些部分可能涉及道德，有些部分可能与道德无关。当今时代背景下，不论如何，科学技术与道德二者不应该是对立的两极，科学技术超脱于道德之外或者科学技术沦陷于道德之中这两种观点都是荒谬的。科学技术具有某种道德取向，道德以特有的方式影响制约科学技术，绝不是笼统的以道德涵盖和决定科学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