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治理运动的分化与衰亡：1933—1949年
自1933年哥伦比亚大学团队分裂后，技术治理运动就整体上分裂为激进和温和两派。激进与否的关键在于是否与资本主义政府合作，技术治理公司是激进派的代表，大陆技术治理委员会是温和派的代表，它们各自有理论主张、战略措施和组织方式，相互竞争技术治理运动的领导权。
（1）技术治理公司的活动
技术治理公司由斯科特领导，1933年在温哥华成立，初始会员约350人。该组织招募并培养了一批受过专业训练的技治主义者，纪律严明，成员统一着装。他们继承凡勃伦“工程师革命”的主张，试图在时机来临时取代价格体系管理社会。该组织目标有二：第一，准备在资本主义价格体系崩溃之时，全面接管政权。为迎接历史时刻，该组织成员每天工作9小时，集中学习、演讲和研讨；第二，由工程师和技术专家取代资本家和政治家掌握管理社会的权力，训练接管政权的“有纪律的部队”。
技术治理公司的理想社会是充满乌托邦幻想的，力图根据生产而不是利润的原则来重新组织社会，通过科学和技术发展生产并实现均衡分配，使人们能够在一个和平、富裕且精神积极向上的社会中进行理性的生活，每个人都懂得如何操作机器是该社会发展的基础。在该社会中，所有人均能分享到社会富足的利益，共同致力于创造效率与和谐；工程师和科学家将会取代商人、金融家、公务员和政治家管理社会。
技术治理公司通过出版和巡回演讲传播自己的主张。该组织颁行了一些影响颇大的政策文件，比如《科学对抗混乱》，由斯科特于大萧条时期所写，指出大萧条除了罢工和恐慌之外还会带来饥饿、暴乱、疾病和死亡，只有技术治理和技治主义才能有效解决混乱危机。
（2）大陆技术治理委员会的活动
大陆技术治理委员会先后由劳滕斯特劳赫和小说家哈罗德·勒布领导，倾向于政治改良，是技术治理运动政治活动的主力，并得到罗斯福政府的赞助，哥伦比亚团队大部分成员留在了大陆技术治理委员会。该组织积极参与罗斯福新政，也向政府请求资金支持，几乎成为政府智库。许多成员后来加入政府成为技术性官员，一些政府项目也是由该组织构思的。
勒布从1932年开始信奉技治主义，将技术治理视为实现富裕和自由的方法而不是最终目标，认为资本主义可以通过改良而继续存在。大陆技术治理委员会的成员由技术专家和其他领域的精英构成。勒布最终放弃技治主义，转向自由主义。1935年，大陆技术治理委员会改组为大陆经济富裕委员会，1936年正式解散。
（3）技术治理运动的衰亡
大陆技术治理委员会解散后，技术治理公司成为运动的主体团队，并经历了短暂的繁荣。二战爆发后，技术治理运动逐渐衰亡，标志性事件是斯科特发动应对二战的“总征兵”计划，导致加拿大的技术治理活动在1940—1943年间被政府禁止，因为加拿大政府认为技治主义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武力推翻国家的政府和宪法，于是对其发布禁令，没收技治主义的所有标志和档案，重创了技术治理运动。(https://www.daowen.com)
斯科特发动的“总征兵”计划仍然是为技术治理服务的。战争对经济的影响被认为可以加速价格体系崩溃，所以他才视战争为技治主义重振旗鼓的好时机。该计划不是为战争而征兵，而是为技治主义征兵。“总征兵”也被描述成“总动员”，技治主义者认为科学研究和专家资源是战争胜利的唯一途径，并号召美国和加拿大政府将其人员、机器、物质和金钱投入技术治理中，并实行强制的非功利的国家服务。技术治理公司因此被某些人视为“北美法西斯主义”。
二战后，技术治理公司影响力骤减，更招募不到新的成员。该组织内部独裁和宗派盛行，有成员开始挑战斯科特的领导地位，要求改组技术治理公司。1949年3月，该组织分裂，600余名成员自发成立“技术民主主义”组织，而原组织变得更加极权，成员们被要求宣誓效忠斯科特。此后，技术治理公司再没有重要的活动，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技术治理公司今天仍然存在，但基本被改组为教育组织，目标惟一地集中于研究和传播技术治理思想，主要关注的问题有：环境可持续性、生产和分配、全球展望、废物管理、技术冲击和经济稳定性。
技术治理运动高潮时期持续时间不长，对北美社会和政治产生的实际影响也有限，但对于技术治理观念和技治主义的传播却意义重大。
案例评析
当代科技以效率和实用为基本价值目标，而政治活动是各种价值之间的博弈、妥协和平衡，试图将科技蕴含的价值目标作为政治活动惟一价值理念的乌托邦式技术治理工程，实质是试图将政治运作理解为科技运作，把整个社会当作需要全面重构的实验室或试验场。激进派的斯科特认为，技治治理是新的政治统治形式，意味着“科学和技能的统治”这种总体主义的理念，在实际政治活动中很可能走向极权和专制，甚至是某种形式的法西斯主义，这从技术治理运动中激进派的表现可见一斑。对于技术治理的问题，人文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历史主义者和新卢德主义者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值得人们警惕。并且，技术治理运动主要参与者并非普通民众，而是社会各届精英，尤其是科学技术精英，目标也是要将更多政治权力赋予工程师和科学家。在技治主义者看来，理想社会应该以科技知识标准来赋予政治权力，这虽然相对于血统世袭、金钱购买和暴力抢夺而方言更为合理，但与民主制主张的选举赋权是不一致的。因此，技术治理运动是精英主义的运动，强调通过教育将精英与民众区分开来，主张由接受精英教育的人来治理社会，必定得不到普通民众的拥护。这也是技术治理运动旋起旋灭的根本原因。
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高新科技对当代政治已经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世界范围内政治活动科学化的趋势日益彰显，一定程度的技术治理已然成为当代政治的基本特征。这一源自西方的政治理念由来已久，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政治活动中对“真理城邦”的向往，即追求社会运行尤其是政治运作的理性化，柏拉图的“哲学王”就是其标志性思想。显然，政治科学化不过是政治理性化在当代的新形式，“真理城邦”在当代变身为“科学城邦”，而技治主义乃是“科学城邦”的理论蓝图，充满浓重的如培根《新大西岛》中“所罗门宫”般的乌托邦气息。虽然技术治理运动中，技治主义者极力否认技治主义的乌托邦倾向——“技治主义不依赖人的情绪、愿望、希望或者理想，而乌托邦主义依赖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愿望”——但多数研究者均视其为一种乌托邦理想，如阿代尔称技术治理运动为“千禧年主义的涌现”，即人类历史是受某种目的论支配的，不论面临多少苦难，最终会达到一个绝对完美的黄金时代。作为乌托邦的“科学城邦”把整个社会视为可以精确量化、拆分和控制的巨大机器，把社会治理视为纯粹的科学问题，把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视为政治运行的根本原则，把人简化为完全理性而无非理性的主体，显然是不符合真实世界的，因而注定不可能完全实现。
不过，技术治理运动中温和派的活动说明：虽然乌托邦式技术治理不切现实，但技术治理是可以作为社会治理非常有效率的工具、方法或手段为更高的公共治理目标服务的。实际上，温和派基本是将技术治理作为实现理想社会目标的手段，为提高公共决策和行政活动效率服务，进而帮助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技术治理运动试图建立一个功能性的社会控制体系，通过教育培训使人们能够掌握基本的技术操作，满足技术性社会的生产要求，避免失业问题泛滥，消除社会因为财产不均而划分的等级结构，最终让人们过上有尊严、无贫困、无犯罪、无浪费的富裕和谐生活，对当代社会治理活动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技术治理运动提出的一些具体措施，如社会测量、能源调查以及专家智库等，当时就被政府接受，今天基本上成为普遍的治理技术。在大数据时代到来之际，由于信息收集、传输和计算越来越便捷，技术治理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将越来越明显。因此，对技术治理、技术治理运动以及技治主义的具体细节研究，将给公共治理科学化的落实提供实用性的参考。
从更广泛的社会背景看，19世纪下半叶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科技和文化事业中，科学家、技术专家、工程师，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专家，以及人文科学家、作家、记者、艺术家等“知识分子”的数量以几何级数增长，并成为所谓“中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看，技治主义是崛起的知识阶层的意识形态主张，技术治理运动是知识阶层要求更多政治权力的“革命运动”，因而突出体现了知识阶层的特点，尤其是两面性和分裂性。所谓两面性是指，一方面知识阶层对资本家掌权不满，但另一方面又害怕布尔什维克式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这在技术治理公司既宣布反对革命又建设“有纪律的部队”的矛盾行为就可见一斑。所谓分裂性，是指知识阶层内部经济地位和目标并不完全一致，因而观点差异很大，在是否与统治阶级合作问题上很容易发生分裂，这正是技术治理运动中所实际发生的。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可否作为独立的阶级，是有疑问的。因此，知识阶层试图在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外独成一派，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外寻找“第三条道路”，最终必然走向革命和静止之间的改良主义道路。在技术治理运动中，虽然激进派观点鲜明，对于宣传技治主义作用突出，但对社会产生实际影响的工作主要是主张与政府合作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的温和派所完成的。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分子不是具有一致经济地位、一致目标诉求的独立阶级，要么依附于资本家，要么与工人阶级合作，是无法独立领导和完成社会革命的。这一点为技术治理运动所证实。
总之，对于技术治理运动尤其是技术治理的主张要辩证地看待。如技术治理运动中激进派所表现的，技治主义容易演变成某种极权主义，而温和派的活动则说明了技术治理与民主制有结合的可能。在技术治理的实施过程中，警惕总体主义、极权主义以及极端精英主义，寻找适合实际情况所主框架下的技术治理模式，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在某些乌托邦技治主义者的观念中，大多数人被认为没有进行社会管理的知识、能力和资格，因而必须由专家进行统治。这种反民主的技术治理思想与当代政治发展的主流趋势相违背，技术治理应该为民主制服务，而不是相反。当然，必然承认专家在社会治理尤其是涉及复杂科技问题领域公共决策中的特征作用，并且这种问题在未来会越来越多，因此，应该选择渐进的而不是乌托邦的技术治理模式，将技术治理置于民主制的控制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