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亲历的事例

六十余年的医学生涯中，笔者亲历的一些事例，足以提示现代医学业绩毋庸置疑。

1960年雅各布森（Jacobson）采用5 ～ 25倍手术显微镜进行血管吻合，明显提高了小血管吻合的通畅率（Surg Forum，1960）。我们也于1962年开始进行显微血管外科的实验研究，在此基础上，1965年取得离断拇指再植成功，尤其是与华山医院杨东岳教授合作成功进行了“游离足趾移植再造拇指”的创举，这个手术要对比火柴还细的动脉、静脉、神经、肌腱进行精细的缝合。如果没有显微外科技术，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1985年我们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下页上图），就是由于“小肝癌的诊断与治疗”的突破，我们能够发现没有症状的小肝癌，使肝癌手术切除后患者5年生存率备增，使肝癌从不治之症变为部分可治之症。追根求源，就是1956年国外发现了甲胎蛋白，其后并证明与肝癌有关。

“小肝癌诊断与治疗”获得突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https://www.daowen.com)

1991年我们获得一个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是由于“不能切除肝癌的缩小后切除”取得成功，实现不能切除肝癌5年生存率“零”的突破。追根求源，是由于国外发现了有先天性免疫缺陷的“裸鼠”，使人肝癌能成功移植上去而不被排斥，使实验性综合治疗能够在动物模型上进行，从而发现综合治疗可出现“1+1＞2”的结果，使大肝癌可能缩小成为可切除的小肝癌。

“转移性人肝癌模型系统”建成并成功应用，获另一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2006年我们获得另一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右图），是由于建成至今世界尚无的“转移性人肝癌模型系统”，从而可以用这个模型进行肝癌转移机制的研究，并筛选抗转移药物。发现干扰素有一定预防肝癌术后转移复发的作用，并用于临床，使病人受益。追根求源，是前人已解决细胞培养技术，对癌转移已提出“种子与土壤”学说，我们通过修正和补充这一学说，创用不同的细胞培养路线，才获得成功。

据2010年笔者所在研究所（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的统计，住院肝癌病人的5年生存率已从1958—1967年的2.8%，提高到1998—2010年的44.0%；有2 613位肝癌病人生存5年以上，其中54.0%来自小肝癌切除。而1971年美国库鲁切特（Curuchet）的报道，1905—1970年全球只收集到45位生存5年的肝癌病人。由笔者研究所马曾辰教授（肝外科原主任）主编的《突破： 88例肝癌患者手术后20 ～ 48年长期生存》一书可见，据不完全统计，仅笔者研究所已有88位肝癌病人生存20年以上，其中59.1%来自小肝癌切除；2018年随访，其中1位曾进行大肝癌切除和后来肺转移癌切除的病人，竟成为103岁的老寿星。疗效是硬道理，这些数据有力提示现代医学业绩毋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