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西医结合”要重视中医理论精髓，防止废医存药
为什么笔者说“中西医结合”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甚至需要几百年的时间？这是因为实现中西医结合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1956年毛泽东曾经说过：“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96年］其实他在1954年就已经说：“掌握中医中药，必须要有西医参加，也要吸收有经验的中医，靠单方面是不够的，单有西医没有中医不行，有中医没有西医也不行。”［《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258页］这就是说，“中西医结合”既需要中医，也需要西医，而西医又必须学习中医。然而西医学习中医又存在若干具体问题，例如体制问题（现在没有固定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制度），职称晋升问题，机构问题，舆论导向问题，等等。其中在学习西方的大潮中，“民族虚无主义”是一个重要障碍。这个问题，毛泽东在1954年就已指出：“西医要向中医学习。第一，思想作风要转变。要尊重我国有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看得起中医，也才能学得进去。第二，要建立研究机构。不尊重，不学习，就谈不上研究。不研究，就不能提高。”［《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245页］所有这些问题解决之前，提出“中西医结合”研究，就容易犯忽视中医理论精髓，出现“废医存药”倾向。
（1） 需要凝炼出最主要的中医理论精髓： 笔者已是耄耋之年，对当前西医与中医的医学动态有所疏远，但仍有一些总体印象。
1） 关于国内中西医关系现状的管见： 西医学界中，早年曾经参加“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并曾从事中西医结合研究者，多已年迈或离世。当前西医临床中曾系统学习过中医者已寥寥无几，大多对中医中药知之甚少。西医的临床医生，正以大部分精力追赶西方医学的进展，加上求职和晋升的压力，不少正致力于追求发表高影响因子的SCI论文，而中医或中西医结合研究的相关论文又很难刊登在高影响因子的SCI杂志中。西医的医科大学或大学的医学院，虽也有一些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机构，但从事研究者也大多是没有深厚中医功底的西医。西医的医院中，虽也都有中医科，但越是高层次的西医医院，越不倾向临床使用中医中药；即使使用，也往往是您用您的，我用我的，互不联系。在舆论场，听到看到批评中医中药的多，而能够一分为二地看待中医中药者少，而且批评者大多都是没有深入学习过中医者。
中医学界中，倒是有不少“中医学习西医”的。目前中医药大学的学习课程中，西医相关学科的比例远大于西医大学中的中医相关学科比例。短短几年的大学课程，既有中医课程，又有不少西医课程，可以想象，两者都难以深入。笔者遇到不少曾到中医医院看病的患者，其病历资料中，西医相关的检查诊断资料，一点也不比西医医院少。由于笔者老伴（大学同窗）曾参加两年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跟随过20世纪50—60年代上海最有名的老中医，如黄文东、裘沛然、张耀卿、张伯臾等，笔者也有幸跟随老伴拜访过这些老中医。给笔者印象深刻的是，这些老中医所开处方的药味一般都不超过10味。笔者老伴后来开的中药处方也大多6 ～ 7味。笔者也知道过去“经方”只有4味药。前不久一位癌症友人来访，说他去看中医，所配中药要用麻袋去装。确实，笔者看到一些给癌症病人开的处方，竟有30 ～ 50味中草药。几乎所有所谓“有抗癌作用”的中草药都收录在内。再者，中药的质量也大不如前。笔者祖籍广东新会，新会陈皮是有名的，放一小片便满屋香。而现在中药陈皮，看似晒干的橘/橙皮，毫无异香可言。关于中医药的现代化研究，笔者多年前曾参与国家自然基金资助项目的评审，曾看到过用最新的基因组、蛋白质组研究中医的课题，然而目的性不明，思路不清，似乎只是赶时髦。提示这些懂中医者，未能深入学西医。
总的印象是，“西医没有中医化”，而“中医已明显西医化”。不过近年国家已出台一些中医药相关的政策，相信这些政策将有助于中医药的复兴。
2） 中医的理论精髓是中医中药精华中更重要的组成部分： 笔者不是中医，不敢妄议。中医学有四大经典著作： 《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和《神农本草经》。前三本论医，最后一本论药，四者不可分割。这好比前三者带有“软件”性质，后者带有“硬件”性质。一台电脑，如果只有硬件，没有软件，那电脑就无异于一堆废铜烂铁，因为无法操作，无法产生效益；当然，如果没有硬件，再好的软件也无法运作。如同下棋，如果双方都有车马炮，兵力（硬件）相当，则胜败决定于棋手的棋艺（软件）。同理，如果承认电脑的“硬件”是基础，“软件”是灵魂，那么在中医中药精华中，中医的理论精髓便是更为重要的东西。我们说中医的理论精髓，也可理解为中医的“核心理念”。随着屠呦呦获诺奖，一时掀起中药热，不少人以为“传统中药+现代科技”，就是传统医学可能为世界做出贡献的切入点。笔者承认，“传统中药+现代科技”是值得研究的，而且存在巨大空间。然而，这只是中医中药精髓中的一部分，而更重要的部分则是“指导药物应用”的“中医理念（软件）。”
3） 中医的理论精髓需要有深厚功底的中医去凝炼： 笔者在本书第四章的“重读《黄帝内经》有感”部分写了8点读后体会（本书第89 ～ 99页），不过这8点倒也反映一名西医医生的理解，尤其是感受到很多不同于西方医学理念的方面。在第六章“东西方医学可能互补的若干方面”（本书第139 ～ 187页）中，更具体地罗列了笔者认为有助弥补西医理念不足的一些“东方医学理念”。然而所有这些都不足为据，因为笔者作为西医，对西医不足之处有所认识，但对“中医的核心理念”则认识不深。这就是为什么笔者提出“中医的理论精髓需要有深厚功底的中医去凝炼”。正像前面曾说过的，“洋为中用，力求超越”，其中也可以从“中国崛起”中去寻找，去凝炼。中国崛起已是世界公认的事实，所以能够崛起，必有其奥秘，但需要凝炼。尤其是需要曾经参与“中国崛起”实践的人去凝炼。笔者以为，凝炼出“中医的核心理念”，也是现代中医学界的一项历史使命，也是提振中华民族自信的重要内涵。诚然，在当前学习西方的大潮中，提出让一部分人重回到故书堆里，是否有点本末倒置呢？但笔者以为，正是因为中医药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实践的凝炼与积累，而且“中医的核心理念”也反映了中国古典哲学，是仍有现实意义的、深刻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所以这项工作只能抓紧，而不能放松。(https://www.daowen.com)
4） 中医的理论精髓需要有深厚中医功底的西医去研究： “中医的核心理念”即使得到了进一步的凝炼，但仍将是一个内容广阔的范畴。根据笔者的有限认识，“中医的核心理念”有很多与现代医学的理念迥异。即使如同笔者在第六章“东西方医学可能互补的若干方面”介绍的那样，也有12项内容（本书第139 ～ 187页），而且每项都是一个十分巨大的领域。我们不能再犯“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弊病。而要扎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去研究，才能为创建“中国新医学”这所大厦增砖添瓦。以笔者管见，这项任务需要有深厚中医功底的西医去研究。所谓有深厚中医功底的西医，就是既有扎实西医基础又有较好中医功底的西医医生。这样才能站在比较客观的立场上去评论、去取舍。例如很多西医所公认的评价指标，就很不适合中医方面的研究。这也是为什么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中药中筛选出的“抗癌药”寥寥无几的缘由。因为西医的评价指标只看肿瘤大小，凡肿瘤没有缩小的都不认为有效；重“无瘤生存”，不重“带瘤生存”，而后者常是中医中药的长处。
5） 中医的理论精髓可能给“中国新医学”带来关键特色： 所谓“中国新医学”，其核心就是“中国特色”。就拿2017年7月习近平同志的讲话来说，他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全党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显示了特色，这个特色的一个关键就是没有“全盘西化”。现在就看我们医务界能否显示中国医学的“特色”。笔者坚信，“中医的理论精髓”可能给“中国新医学”带来“关键特色”。其中如“整体观”“扶正祛邪”“疏堵结合”“复衡（适度）取代多益”“非战取胜”“以柔克刚”等理念，可能有重大意义。当然，所有这些都要等待细致实践的结果。
（2）“废医存药”最终将使“中西医结合”走进歧途： 在我国有限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废医存药”的偏向，这是值得警惕的。这主要是由于研究“中西医结合”者没有深入了解中医，尤其是中医的精髓，从而导致用西医的思维、方法、评价标准等去研究中医中药。诚然，屠呦呦获诺奖提示中药也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有大量处女地需要去开发。通过最新的现代科技，必将挖掘出更多有用的现代化药物。然而这绝不是“中西医结合”的全部，更不是“中西医结合”的核心。“废医存药”最终将导致“中西医结合”走进歧途，让这个意义深远的使命半途夭折。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更多西医学习中医、了解中医。
（3） 中药西药化只是一个方面，不是全部： 接着屠呦呦获诺奖的话题。青蒿素之所以获诺奖是由于有重大社会效益，如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所说，非洲150万人免因疟疾致死。而青蒿素是源于中医中药古代的线索，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便已有“青蒿杀虫”的记载；明代《本草纲目》载青蒿加味可治疗虚疟、温疟、截疟。青蒿素在研发的关键时刻也是中国古代文献给予了灵感，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载“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本草纲目》也说要“捣汁服”“煎酒服”，提示不耐高温，水煮无效，可溶于酒精，从而得以应用现代科技，通过乙醚提取等技术，研制出可静脉注射的青蒿琥酯、可肌内注射的蒿甲醚和口服的青蒿素衍生物，所以青蒿素的最终研发成果是我国古代医药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产物。
这一成果证实了毛泽东所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也提示“学了西医的人，其中一部分又要学中医”的正确。笔者管见，这一成果还提示： 在西医向“微观”继续深入的同时，在“宏观”领域也同样可以出成果（青蒿素并没有因为在分子水平发现了什么而获奖）；提示在西医强调的“由理论到实践”（如搞清癌的靶基因，再设计分子靶向治疗）的路线，应该和“由实践到理论”（我国几千年积累了大量经实践验证的资料）的路线两条腿走路，这样我们可走的路子就更宽；还提示要重视“高精尖”与“多快好省”并举的方针。
诚然，从上述这条“中药西药化”路线图出发，我们有可能继续研发出更多有现代医药价值的药物，以贡献于世界。然而，如果从“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医学以贡献于世界”出发，则“中药西药化”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更不是全部。其理由前面已说过，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