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梳理用最新科学技术研究中医的思路和方法
笔者之所以热衷于“中西医结合”，是由于六十多年西医生涯，既看到西医的长处，也看到西医的不足；又因为笔者老伴是“西学中”，看到不少中西医可以互补的实例（第一章中“值得思考的临床小故事”，本书第14 ～ 41页） ；还因为笔者晚年也从事了少量中西医结合的研究（第二章“中药小复方‘松友饮’延长人肝癌模型生存期及其机制”，本书第61 ～ 76页），看到存在的问题，真是“难之又难”！
从发展中国新医学出发，笔者想来想去，在学习西方医学的基础上，只有从中医中药中找思路、找方法，才是康庄大道。前面说过，所谓中国特色，就是“符合国情+中国思维”。而中医中药就是医学上“中国思维”的集大成者，其中主要的精髓，已经千百年实践的检验，无须我们另外去找。当然限于过去的历史条件，中医中药中既有精华，也必有糟粕。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说过：“中医理论是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不是现代意义的自然科学。”［1983年3月17日致黄建平，《钱学森书信选（上卷）》，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年6月，0044页］为此，要把中医理论变成自然科学，就像毛泽东所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为此，需要梳理用最新科学技术研究中医的思路和方法，这是中西医能否有机结合的核心难题。
（1） 循证医学如何解决“复方”（综合）的研究方法： 中医中药的精髓之所以难被现代医学所接受，原因很多，最终的关键恐怕是哲学思维的异同。2009年6月17日《参考消息》有一篇题为“东西方思维大比拼”的文章（下页图），这篇由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写的文章说：“东亚人在大背景下观察物体，西方人则更关注眼前；东亚人在判断时对周围环境的依赖性更强，西方人在判断时则更独立；东亚人更倾向于整体思维，西方人则更善于分析。”笔者认为，这也大体上反映了东方医学与西方医学明显区别的渊源。但笔者以为重要的是他的结论：“谁把握了东西方两种世界观的长处，谁就会在21世纪获得更大的成功。”这也是笔者写这本册子的初衷。
《参考消息》2009年6月17日刊登的文章
（2）“复方”研究不能单从化学上研究，要与临床研究结合起来。回到本节的主题： 循证医学如何解决“复方”（综合）的研究方法。最近10年，笔者领导的小组针对杀癌疗法的负面问题，寻找干预对策，做了不少干预相关的实验。我们发现，如果只研究一个药有没有作用，则我们只要安排两组动物就够了（A对照组，B治疗组）；如果要看两个药合并应用能否增效，则要安排4组动物实验（A，B1，B2，B1+B2）；如果要看3个药合用的结果，则要安排8组动物实验（A，B1，B2，B3，B1+B2，B1+B3，B2+B3，B1+B2+B3）；如果要研究一个含多味药的复方，那随机对照研究就很难安排，不仅工作量大，而且也还未能解决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问题。更不用说一味中药本身就含有多种成分。再者，笔者过去有限的实验研究发现，有的中药越提纯，效果越差。为此，要弄清机制，就要降低疗效，这也是一个矛盾。因为不是行家，但也听到网络药理学与生物信息学应用于中药复方机制的研究，并成功发表在影响因子较高的杂志上（亦即为西方学者所接受）的报道。
1954年毛泽东曾说：“对中医的‘汤头’不能单从化学上研究，要与临床上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提高中医。”［《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258页］钱学森不仅在“系统科学”方面有重要贡献，他在我国医学发展方向方面也有诸多论述。笔者从网上摘录了这些语句：“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把中外医学的好东西结合起来，用系统科学来促使中医现代化，即医学现代化。”［1983年11月29日致邹伟俊，《钱学森书信选（上卷）》，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年6月，0052页］他又进一步说：“既然人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我们研究人体科学，就要应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这是一个根本的观点和方法论。”［钱学森. 对人体科学研究的几点认识，《中国人体科学》，1991，1（2）： 53页］这里提到“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也许是解开这个难题的钥匙，实际上也提示要将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
（3）“复方”研究，要允许“黑箱”与“白箱”并存： 由于疾病的复杂性，“综合治疗”已成为多数疾病治疗的必由之路，即使中医的“经方”，也有数味药。尤其是当前发病率呈上升趋势的很多慢性病，更是复杂多变。如癌症就是内外环境失衡（相关因素多得不可胜数）导致的机体内乱；其基因组的改变不仅限于癌细胞（而且是多基因的改变），还影响到微环境；而微环境又受到全身的调控，全身调控又包括神经、免疫、内分泌、代谢、遗传等；从而难以用单一的治疗来解决。中医治疗以复方为主，也是千百年实践积累的结果。为此，解决综合治疗（复方）的研究方法，不仅是中医的需求，西医也应有此需求。
现代医学强调“由机制到实践”的路线，即弄清机制后再针对机制设计实践方案，然后进行实践。这和中医“实践有效，有条件再弄清机制”（如三氧化二砷治疗一种类型白血病有效，再研究弄清其分子机制）刚好相反。笔者以为，西方更强调要弄清“黑箱”里面的东西才能用，这就丢失了大量经过实践有效的苗子。可以说，现代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已从过去的“知之不多”到“知之增多”，但还不能说“知之较多”。人类周边的事物，大量的仍处于“黑箱”状态。大家都喜欢花草，尽管现在已进入基因水平，但为什么不同的花颜色各异，千姿百态，恐怕谁都说不清。仰望星空，尽管已注意到黑洞、暗物质，但仍然是谜团万千。为此，应允许“黑箱”与“白箱”并存，实际上两者并存早已是事实。(https://www.daowen.com)
（4） 循证医学如何解决“辨证”（动态）治疗的问题： 前不久，一位笔者早年的学生从美国回来，说他想做一件事，就是看到国内很多病人和家属，走了不少弯路，付了不少冤枉钱。他想根据美国的循证医学指南，编写一些通俗读物供国内病人和家属参考。笔者说这是好事，又婉转地说不过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美国的循证医学结论是否符合国情；二是循证医学的结论是否也有些是值得商榷的。其实，这两个问题恰好涉及中国特色医学中“符合国情+中国思维”的核心。
1）“循证医学”也要一分为二地去看： 笔者虽已耄耋之年，但仍不时参加大查房。每遇到结直肠癌术后肝转移的病人，笔者都要问病人：“您手术后做过什么治疗吗？”几乎每位病人都回答说：“每月一次6个疗程的化疗都已用过。”笔者对跟随查房的医生说，看来术后化疗至少对这些病人是无效的。而跟随的医生说，术后化疗是有循证医学证据的。2017年8月，笔者曾在昆明召开的“中国器官移植大会”上，做了题为“质疑是超越的前提”的报告。我们看看科学发展史，从牛顿、爱因斯坦到霍金，如果没有质疑就不会有科学的进步。那么“循证医学”是否也需要质疑呢？笔者以为，质疑不是否定一切，而是“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世间任何事物既有其正面，也有其负面。这包括任何新生事物、任何最新的科学成果、任何所谓公认的“评价标准”。只有找到该事物的负面问题，并找出解决的办法，我们才可能继续前进。
前面曾经说过，笔者看到国际上一本权威杂志的一篇文章，讲的是结肠癌术后辅助治疗随机对照研究的10年随访，结果发现，对少量残癌，生物治疗（卡介苗）未必比化疗差。关键是如果只随访5年，则化疗的无瘤生存率优于卡介苗；但如果随访10年，则卡介苗的总生存率较好。所谓总生存率，意味着包括“带瘤生存者”（见前文第一章第三节图，本书第36 ～ 37页）。近年又看到另外一篇文章，也出自有名的《柳叶刀》（Lancet）杂志，是关于用三苯氧胺（内分泌药物）作为雌激素受体阳性（ER+）乳腺癌术后辅助治疗的随访结果。其结论是“连续用10年比用5年者，10年后死亡率减半”（见下页图）。换言之，如果这个临床随机对照研究只定在5年，其结论很可能是阴性的。为此，所谓“循证医学”的结论，也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而不一定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规律。例如，当前很多癌症相关的临床随机对照研究的结论，受到设计者思维的很大影响，如“终点（end point）”定在“总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 OS）”，还是“无瘤生存率（disease free survival, DFS）”，结论可能就不一样。中医中药治疗的优势可能在总生存率，而且用药和观察时间要长，如果用西医的观点去设计，就可能获得阴性的结果。
《柳叶刀》杂志2013年的一篇文章认为，内分泌干预需观察更长时间
笔者之所以提倡对付癌症要“消灭与改造并举”，就是因为癌症不同于传染病的“外敌（病原体）入侵”，而是机体的“内乱”，因为癌细胞是由正常细胞变来的。这好比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性质上是不同的一样，不同性质的矛盾，就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然而过去近200年，西医对付癌症是建立在病理学的基础上，即一旦显微镜下看到“癌细胞”，就千方百计把它当作敌人去“消灭”，而较少想去“改造”它。在这样的思维指导下，“临床随机对照研究”的指导思想、评价标准等，自然都围绕着“消灭”这两个字。然而从辩证法的角度，既然正常细胞可以变成癌细胞，那么癌细胞也应能变回为正常细胞。要达到这个目的，可以从《孙子兵法》中的“用间篇”找出路，如策反敌营（即分化诱导治疗等）；可以从毛泽东《论持久战》中找出路，如将“游击战”（如改变不良生活方式）提到战略高度，重“根据地”建设（强化机体的抗病能力），等等。显然，其评价标准就不能用打“阵地战”的评价标准（消灭多少敌人，攻占多少城池等）来衡量。
《自然》杂志2013年、2015年的两篇文章皆认为癌细胞处于不断动态变化的过程中
2）“辨证论治”需要用创新的循证医学去评价： 我们再回到正题，循证医学如何解决“辨证”（动态）治疗的问题。“辨证论治”是中医治疗的“精髓”，就是说中医治疗因人、因地、因时、因病情变化而异。笔者老伴对急性病开的中药方一般只有2 ～ 3帖，然后根据病情变化更改处方。实际上所有疾病都是处于不断动态变化的过程中，即使癌症，国际上也已认识到是一个“移动的靶”（见上图）。这好比打仗，不能应用一种固定不变的战略战术，而要根据战场上瞬息万变的态势来调整我们的打法。这种不断变动的打法有多少呢？孙子说“奇正相生，如环之无端”，就是说，办法是不可穷尽的。然而也不是完全“无迹可寻”，因为之所以能取胜，是“奇正相生”的结果。其中“正”是已知的，是基础。例如现在大家都在重视的“诊疗规范”就是“正”，而所不知的是“奇”，就是不同的医者如何灵活运用“诊疗规范”，则各有奇招。反正最终能把病治好，都离不开“正”。中医的“正”，在《黄帝内经》已有诸多论述。例如说“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如果把阴阳也搞错了，就谈不上“正”；又如说“实则泻之，虚则补之”，如果把补和泻都搞错，也谈不上“正”；对付肿瘤，《黄帝内经》说“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过者死”，如果用药不能适可而止（过度治疗），也同样谈不上“正”。
总之，中医的“辨证论治”，比起固定的复方，有更多的“变量”，这是难题，可能还需要数学家去思考，然而它能把病治好，这就值得去研究。笔者既不是“循证医学”行家，也不是中医“辨证论治”行家，更不是“数学家”，只能提出问题而无法确切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