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廷采“尊王崇刘”的学术思想
邵廷采的一生主要从事教育活动与研究经史之学,其学既得姚江书院派的嫡传,又得浙东学派的血脉,对其理学思想的阐释,也要从姚江书院派的学术主旨的变迁说起。
姚江书院派是明末清初的心学流派之一,当时在浙东的影响仅次于蕺山学派。但姚江书院派的学术宗旨,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书院主事的更换,前后有所不同的。书院初创,沈国模之所以要创义学,是“愤举业陷溺天下之士不知圣学”[191],沈氏所谓“圣学”,是指阳明学。姚江书院派和蕺山学派尽管都是心学流派,但在为学主旨上两者相互对峙,两派之间的差异,主要是对“致知”和“诚意”的先后关系认识不同。刘宗周主张“诚意”是首要环节,“致知不先主诚意,必有知非所知之病”[192],而姚江书院派则恪守“致知”是首要环节,“学不从良知入,必有诚非所诚之弊”[193]。沈氏“教人当下识取良知”[194];史孝咸“以主城为第一步”[195];邵曾可始“主敬”,待其师史孝咸后,“专守良知”;韩孔当也“以致良知为宗”[196]。这表明,此时的姚江书院派是正统的以“致良知”为学宗旨的阳明学流派。
姚江书院到康熙初年韩孔当主院事后,学术宗旨渐有变化。韩氏“持论较师说亦颇阔,恪遵濂、洛,兼综群儒,以名教经世指勖学者”[197],“直从文成溯洙泗,逮濂洛,朱、陆异同并收,期于躬行有所得力而已”[198]。邵廷采理学思想虽然源出于姚江书院派,但在韩孔当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下,他跳出了狭隘的学派观念。在他看来,“立名真伪,学术异同,海内后贤自有定论,吾党不任其责”,主张在学术上破除门户私意,“随事得师,虚心广见”[199],其理学思想虽源出姚江书院派,但又不完全相同,有自己的特色。首先是以阳明、蕺山之学为指归。“为阳明辨心体,为蕺山证慎独”[200],这是他的为学宗旨之一,形成了邵廷采具有自己特色的既信奉王学、“尊王崇刘”又言会众端、兼综诸说的理学思想。
1.“以经世务为验”的为学宗旨
邵廷采20岁从学于王学传人韩孔当,在韩氏的教授下开始系统学习王学,体悟阳明心学之义。王阳明的经世致用思想对其影响极深,奉其为治学之旨,“经、史、子、集,淹贯惟今;丧、祭、冠、婚,典型由古。凡士习民风之大,并人心天理之微,要归当事之施行,宁止书生之空论”[201],主张“明经将以致用”,反对今人治经“不唯其用之为,徒贪多务得;思攫取词藻,雷同剿说而已”[202]。后来他师从施博时,读到孙奇逢的《征君语录》后,开始以经世之志为治学之宗旨,反对空疏浮躁的学术之风,讲求真知实用的治学精神。
邵廷采继承姚江书院派躬行实践的一贯传统,主张为学不在辩说而在力行,一方面力薄宋明诸儒空言心性之非,倡用“物格知至”来避免王学走向游谈无根;另一方面又跳出书院四先生设定的躬行修德的狭窄圈子,直接张起其师韩孔当“究当世之务”的赤帜,主张以实学发为实用,尤强调事功。他在《刘门弟子传序》中指出：“世之论王子者,概之以事功,不知其事功由学而出,王子之事功,斯真事功;真事功,斯真学也。论刘子者,概之以节义,不知节义本学而成。刘子之节义,斯真节义;真节义,斯真学也。”[203]
他认为王刘之学贵在脚踏实地的事功节义,这与黄宗羲的道融事功、节义于一体的思想颇为合拍。这使他特别推重浙东事功学派陈亮的议论主张,而对“宋儒讲说每略事功……恒多不满”。正是在这一点上,邵氏的理学思想更接近于黄宗羲。[204]
同时,邵廷采还继承了韩孔当“致知之心学”的思想,提出致知存心,兼综朱王,欲熔理学、心学于一炉。康熙时代,扬朱贬王思潮泛起,一时朝野之士哗然响应,邵廷采是当时学界为数不多的王学维护者,他艰难地支撑着行将衰败的王学残局。他反对搞朱陆之争,认为“洛、蜀本是一家,无容阋墙,见讥外人”[205];“攻王以卫朱”,或者“斥朱以附王”,“訾朱子与訾阳明,其失也均”[206]。他调停朱陆之争的立论有二：一是主张王学即经学。认为经学与心性之学本出一源,倘于经学之外别求心性,必失圣人作经之意,“而不得圣人之心”[207]。二是主张“夫学术各有沿流,固非作者之过”[208]。认为阳明学和朱学一样,都有自己的末流,本身没有错。调停朱陆之争,也是清代浙东学派特色之一,就以上两点来说,可见邵廷采的理学思想,是传承黄宗羲而来的。[209]作为“姚江末学”的邵廷采,提出以“合一”的观点来探究阳明“致良知”学说,他强调“致良知”三字,实合致知存心于一功,即在注重认知主体素质培养的前提下,强调认知主体对于客体的极致活动,无疑是对师说的进一步发挥,具有某种新意。但邵廷采的合一,是以心学会合了理学,即其自我标榜的“阳明真学”。
更重要的是,邵廷采对于王学的维护,并非仅仅只是站在捍卫阳明之学学理正确性的高度上来说的,而是从“担当开廓”“天下大物”的“真儒”的高度上来认识的。他感到两千年间的所谓“儒”,只不过是“传先民成说,守规矩绳墨”[210]而已,那些空谈心性的理学家,“以为得不传之绝学,尽拒一世之人于户外”[211],实在是气局太狭,不足以有为于天下。显然,邵廷采已经突破了姚江书院派固有理学藩篱,具有在理学心性之外求儒学之道的倾向。因此他提出：“学者当学为人,不当专学为儒,天下大物,不是本领宏大,如何担当开廓得去?”[212]他在《答蠡县李恕谷书》中说：“夫设一格以名儒者,拒千百世之英杰于理学心性之外,道之所以不行不明盖为此也。若此类岂敢为宋儒讳,又何独为阳明护乎?”[213]他想要造就的能够“担当开廓”“天下大物”的“本领宏大”的人才,与朱舜水呼唤能够“开物成务、经邦弘化”的“巨儒鸿士”,黄宗羲呼唤“经天纬地”的真儒,均反映了清初不同派别阵营的浙东学术的共同趋向,表达了清初最强烈的时代声音。[214]
2.“为阳明辨心体”
邵廷采为阳明辨心体,和康熙时期的倡朱学、抑王学的政策有关。康熙初期,以孙承泽、熊赐履为首的朝廷要员对王学展开激烈攻击。孙承泽是吏部侍郎,熊赐履是皇帝的经筵讲官,位居显贵,他们皆以辟王学为己任。由于他们的鼓动,康熙帝大力奖励程朱理学,熊赐履在康熙十四年(1675年)一度入阁为大学士。由于皇帝与大臣的极力提倡,“一时学士靡然向风”,尊朱抑王成为思潮。在清初一派“尊朱黜王”的呼喊声中,邵廷采艰难地支撑着行将衰败的王学残局。在他的著述中阐述王学的作品占了很大比重,如《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王门弟子所知传》《明儒刘子蕺山先生传》《刘门弟子传序》《征君孙钟元先生传》《姚江书院记》《姚江书院训约》《姚江书院传》《谒毛西河先生书》《答蠡县李恕谷书》《复友人书》等文章,有的是以叙史的形式阐述王学的发展演变,论述间于其中;有的是与友人的讨论商榷,坦见胸中之意,从而竭力阐释王学学理切合儒学正统性,竭诚维护王学学派的历史地位。对此,邵廷采在学术上主要做如下努力：
其一,称颂王阳明和孟子、程颢、朱熹一样也是孔孟之道的嫡派传人。作为姚江王学的忠实信徒,邵廷采对王阳明非常推崇,认为王阳明提出“良知”说是针对科举取士以后性理之学成为谋取利禄工具之弊,并非为了与程朱之学唱反调,因此,具有挽回孔孟之学衰弊的作用,有大功于“圣人之道”,同样是孔孟之道的嫡派传人。他说：
沿及于明,用经义取士,浸以性理,开利禄之门,人心苟趋科目,不以修身体道为事,庠声之设虽赊,先贤余泽衰矣。
浙东承金华数君子后,名儒接出。正德、嘉靖之际,道统萃于阳明。阳明气象类孟子、明道,至出处就功之迹,知觉先民之意,则往往近于伊尹。闵学者久牵文义,特本原性善,开迪良知。良知加之以致,必有事焉。……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孟子曰：“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阳明祖述孔孟,直示以“万物皆备”“人皆可为尧舜”之本,曲成诱人,于是为至。其与朱子“存心致知”之教蔑有二也。[215]
这样,王学既然是“圣学”嫡派,肄习王学、从阳明学入手进修完全可以达到圣贤的境界。
其二,推崇阳明之学与孔孟、程朱之学一样都是成圣之学。邵廷采还认为,王阳明之学的精华“良知”说,是孔孟等圣贤的一贯思想,与《大学》《中庸》的基本精神一脉相承：
先生思振其衰敝,以为人皆可尧舜,独恃此不学不虑之良知;而作圣之功,不废学虑。孩提之不学不虑,与圣人之不思不勉本体同,而求端用力在于致。《大学》“致知在格物”,《中庸》“致中和”“致曲”,推而极之,举天下之能事。至于天地位,万物育,而非有加良知也。[216]
邵廷采还特别指出,阳明与朱熹都在于教人成圣,其实是殊途同归。他说：
阳明之所云致知者,摄于约礼之内,始学即审端一贯;朱子之所云致知者,散于博文之中,铢铢而称,两两而积,其后乃豁然贯通焉。此同归中有殊途之别。世之学者不究其同归,而喜摘其殊途,所以从朱从陆,杳无定见,去圣愈远,毕累世而不能相合也。[217]
其三,说明王阳明的阳明之学与王门后学的心性之学有根本区别。邵廷采认为王阳明是一位“体用俱备的大儒”,他本人的学说没问题,王学流弊问题出在后学末流,认为主要是后学不能持守师说：
至于“四无”之说,流失在龙溪。而天泉夜论,其师不以为不然,故滋后人口实。然其中正有可详求者。阳明之所为“四无”,固异于龙溪之所谓“四无”。龙溪之所为“四无”,以无为无者也,荡而失归,恍惚者托之矣,故其后为海门,为石梁,而密云悟之禅入焉。阳明之所谓“四无”,以无为有,以有为无者也。前乎此者,濂溪之“无极而太极”;后乎此者,蕺山之“无善而至善者”。“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形而上者谓之道”,是不可名者也。故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致良知实功唯为善去恶,故曰：“致知在格物。”其小异于朱子者,正心诚意之事摄入格致中,举存心、致知不分为二,是固中庸、尊德性、道问学之本旨也。[218]
阳明说“无”,是“无中生有”,是在于揭示从良知这个“无声无臭”的根本中,掌握“知善知恶”的现实途径;而王畿说“无”,是“以无为无”,其说教最终使人在善恶问题上“荡而失归”,两者有根本区别。他指出：
然当是时,禅宗盛行,门人不能谨持师说,每以禅宗所得举归之师,而墨守朱传者,则悉以圣人之精微让之佛氏。又阳明天资卓绝,高明者自闻其说,辄不喜为积累集义之学,矫枉则直必过,固当为后人受其咎也。[219]
所以,以王畿的“四无”之说,来指责阳明之学堕入空门、近于禅,是对于阳明之学的误解,阳明不过是代人受过罢了。
其四,论说将王学与朱学对立起来是因为不知经学即心学的道理。邵廷采还从学理上分析说明了人们之所以将朱学与王学对立起来,是因为不知道经学即是心学的道理。他认为：
经学与心性之学本出一原,圣人作经,皆以发挥心性。《易》道阴阳易简,《书》记政事,《诗》别劝惩好恶,《礼》顺秩叙,《乐》涤邪秽而荡渣滓,《春秋》辨是非。今于经学之外别有心性,则道无统纪,而不得圣人之心。于是乎逐事物,溯源流,求同异,解愈繁而经愈晦。讥朱子流之弊,其弊乃甚于朱子也。故先贤不可苟訾,必归之心得。訾朱子与訾阳明,其失也均。[220]
在他看来,经学即是心学,诸如《易》《书》《诗》《礼》《乐》等说的都是人之为人的人生之道。如果将心性之道和经学区分开来,如此这样来看待和研习经学,就会见物不见人,就事论事地讲究学理的来源、异同,其中的道理愈解释愈晦暗,陷入空谈、考据之途,不能真正从中获得“圣人之心”。更何况“朱之去今已五百余岁,王之去今亦百有六七十岁,两人杰然各为一代功宗,今之议之,则何为也?”[221]所以,以朱学的理论来指责王学,或以王学的理论来指责朱学,都是不适当的。
总之,在邵廷采看来,王阳明处于朝政昏乱之期,尚且能发挥安邦定国的重要作用,是一代可与孔孟比肩的千古大儒。他称颂说：
昔孔子作《春秋》,空文当行事。孟子游事,梁齐阔其言弗用。汉董、贾,宋周、程、张、邵、朱诸贤,未得大展所为。阳明遭际运会,值昏乱之朝,而能以勋名完立,卓然为一代安国家、定社稷元臣。即其初谪龙场,亦有一纸书剪安之烈,使天下见儒者经纶无施不可。盖皆其学之厚积有以发之。[222]
因此,他认为作为后学,要“不避狂瞽,极思明辨”,将孔孟到阳明的思想统一起来,让世人了解“圣道昭垂,殊途一致”[223]。
3.“为蕺山证慎独”
在王学学派中,除王阳明外,邵廷采最推崇的就是刘宗周,他对好友说：“弟于明儒,心服阳明而外,独有蕺山。”[224]在他的心目中,王阳明是挽救朱学末流之弊的先贤,刘宗周则是振兴王学衰势的大儒。他对刘宗周之为人处世十分钦佩,“伏见郡城蕺山刘先生者,性成忠孝,学述孔、曾,立朝则犯颜直谏,临难则仗节死义,真清真介,乃狷乃狂”[225]。邵廷采对于刘宗周及其学说的推崇,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称颂刘宗周是真正继承阳明集宋明理学诸儒之大成者。邵廷采十分敬崇刘宗周,认为其最大的功绩,就是提出了慎独之说,修正阳明后学对于阳明之学的种种曲解,从而真正将阳明之学传承下来。他指出：
蕺山不沿良知而揭慎独,谓独是未发处,不是已发处。……蕺山之所谓独,盖即良知本体、道心之微,与朱子殊,不与文成殊,特变易旗帜、改换名目,以新号令、作士气耳。[226]
刘蕺山虽不言良知,然补偏救弊,阳明之学实得蕺山益彰。……王门见知闻知之任,非吾师谁属?[227]
夫学术各沿流,固非作者之过。阳明以后,惟钱绪山、邹东廓、欧阳南野能守师训,再传弥失,如李贽之狂僻,亦自附于王学。而斯时密云、湛然宗教炽行,高明罔知裁正,辄混儒佛为一,托于“四无”宗旨。以故蕺山承其后,不称良知而第言诚意慎独,是实因衰激极、补偏起疲之道,正可谓王门功臣,未尝相左。[228]
正因为如此,在邵廷采看来,刘宗周之学“博取精研,归于自得,专用慎独,从严毅清厉中发为光霁。粹然集宋、明理学诸儒之成,天下仰其人如泰山、北斗”[229]。
其二,推崇刘宗周的“慎独”之说是孔孟以后儒学的精华所在。邵廷采认为,刘宗周的“慎独”之说,既不同于朱熹的“致知”之说,又不同于王阳明的“良知”之说,完全是自己独有的道德体验心得。他把刘宗周的“慎独”说视为孔孟以后儒学的精华所在,评价之高无以复加：
至蕺山先生专主诚意,以“慎独”为致知归宿,择执并至,而不补格致于诚意之前,合一贯之微言,审执之极则,孔孟以后集诸儒大成,无粹于此。特全书未经刊传其节义,至其为承千圣绝学尚罕有知之者。[230]
他指出,蕺山之说与朱熹及王畿之说的不同在于：
先生笃实类朱文公,而言“诚意”“慎独”与朱不合,曰：意者,心之存主,所谓道心惟微,即未发之中,天下之大本也。独体在是,慎者慎此而已。然未发之中下不得个静字。延平教人静观气象,终落偏枯。至龙溪以心意知物,并归无善无恶,不从性善归根,则性命事功俱无依泊。[231]
由于“良知”之说被王学末流所滥用,刘宗周亦避开不讲,大倡“慎独”,与王阳明拉开了距离。这在邵廷采看来,正是纠正王学末流,对于王学起着不可或缺的“补偏救弊”作用。在思想观念上,邵廷采显然接受了刘宗周的“慎独”说,用刘氏的观点教育后进,他在写给子弟的《后蒙说》中指出“独”是天下之“大本”,体认“独”的功夫是“慎”,立身处世、开物成务都要从“慎独”做起。
其三,认为刘宗周的学说是救治王学末流之弊的良药。邵廷采强调,王阳明与刘宗周之学入手虽有不同,但是他们的用心和归宿都是一样的,即“羽翼于孔孟之门”,他说：
文成恐学者支离于学问,蕺山恐学者荒忽于灵明,兴衰起坠,同一苦心。其相羽翼于孔孟之门,先后固一也。[232]
因此,在他看来,刘宗周的学说是救治王学末流之弊的良药：
致良知工夫,全在为善去恶宗旨四语,特本其寂感一机、体用共原者言之耳,此等源流关系,蕺山刘子洗刷最精。[233]
在有明一代诸儒中,邵廷采认为王阳明、刘宗周不仅在学术上相当于程朱,而且在“功勋节义”方面于程朱则高一筹。他说：
明儒虽众,必推王、刘为一代程、朱。王近明道,刘近晦庵,而功勋节义过之。朱王之学,得刘而流弊始清,精微乃见。[234]
由此可见,就王、刘来说,邵廷采更为看重刘宗周,认为刘氏之学高明于诸儒,是“醇而集大成者”,不仅可以纠正朱学之弊,而且还可以纠正王学之弊。作为姚江学派的传人,邵廷采在王学处于总体衰退的情况下,苦心孤诣,艰难竭蹶地维持着这个学派的残局,希冀延续之、振兴之。[235]
但是,正所谓“无可奈何花落去”,康熙以后,王学逐渐退出学术思想的历史舞台。“有二三作俑,以为逢世捷径,后生渺无知识,奉其讥评,用当经传。四十年来,遂成风气,牢不可破。乳臭者能辟阳明,自诩沾沾,并为圣人之徒也。是故攻王以卫朱,朱不受;斥朱以附王,王亦不受。”[236]邵廷采的个人努力,显然无法挽救王学衰落的历史命运。诚如梁启超所言：“邵念鲁、全谢山结浙中王学之局,李穆堂结江右王学之局。这个伟大学派,自此以后,便仅成为历史上名词了。”[237]
【注释】
[1]钱穆：《中国思想史》,台北学生书局,1983年版,第244页。
[2]葛荣晋：《中国实学文化导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3]葛荣晋：《中国实学文化导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4]葛荣晋：《中国实学文化导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5]葛荣晋：《中国实学文化导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6]参见澳门中国哲学会：《21世纪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1-57页。
[7]张学智：《心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8]参见澳门中国哲学会：《21世纪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8-69页。
[9]黄宗羲：《东林学案·三·主事顾泾凡先生允成》,全祖望补修,载《黄宗羲全集》第8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38页。
[10]高攀龙：《崇文会语序》,载《高子遗书》卷九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2册。
[11]高嵀,等：《高景逸先生东林论学语·上》,载《东林书院志》卷五,续修四库全书,第721册。
[12]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黄澍序》,四库禁毁书丛刊,第集22册。
[13]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陈子龙序》,四库禁毁书丛刊,第集22册。
[14]参见黄爱平：《朴学与清代社会》,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15]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载《亭林文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402册。
[16]黄宗羲：《明儒学案自序》,载《黄宗羲全集》第七卷,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页。
[17]参见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宋明理学史》下册,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96页。
[18]梁启超：《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19]章梫：《康熙政要》,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293页。
[20]朱彝尊：《曝书亭集传道录序》,载《曝书亭集》卷三十五,景印文渊四库全书,第1318册。
[21]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6-61页。
[22]杨国强：《近代中国思想走向中的偏失》,《文汇报》,2015年3月20日。
[23]刘师培：《清儒得失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9页。
[24]沈垚：《与孙愈愚》,载《落帆楼文集》卷八,续修四库全书,第1525册。
[25]潘德舆：《晚醒斋随笔序》,载《养一斋集》卷十八,续修四库全书,第1510册。
[26]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3页。
[27]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44页。
[28]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8页。
[29]参见杨国强：《近代中国思想走向中的偏失》,《文汇报》,2015年3月20日。
[30]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页。
[31]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7版,第852页。
[32]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7版,第852页。
[33]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62页。
[34]林则徐：《林则徐书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4页。
[35]王守仁：《中国决不会沦亡》,载《武经七书评》,载《王阳明全集》第三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977页。
[36]左宗棠：《答王璞山》,载《左宗棠全集》第十二册,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10136页。
[37]康有为：《万木草堂书说》,载《康有为全集》第二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23页。
[38]梁启超：《三十自述》,载《饮冰室合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17页。
[39]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40]宋教仁：《我之历史》,载《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75页。
[41]孙中山：《中国决不会沦亡》,载《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1-282页。
[42]葛荣晋：《中国实学文化导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43]董其昌：《合刻罗文庄公集》,载《容台文集》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集171册。
[44]顾炎武：《朱子晚年定论》,载《日知录》卷十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8册。
[45]焦循：《良知论》,载《雕菰集》卷八,续修四库全书,第1489册。
[46]参见彭国翔：《王龙溪的〈中鉴录〉及其思想史意义——有关明代儒学思想基调的转换》,《汉学研究》第19卷第2期。
[47]王畿：《三锡篇赠言宫保默林胡公》,载《龙溪王先生全集》卷十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集98册。
[48]王畿：《与戚南塘》,载《龙溪王先生全集》卷十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集98册。
[49]王畿：《贺中丞新源江公武功告成序》《赠宪伯太谷朱使君平寇序》《贺郭将军平寇序》,载《龙溪王先生全集》卷十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集98册。
[50]王畿：《皇明经济文录序》,载《龙溪王先生全集》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集98册。
[51]王畿：《刑部陕西司员外郎特诏进阶朝列大夫致仕绪山钱君行状》,载《龙溪王先生全集》卷二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集98册。
[52]黄宗羲：《浙中王门学案·四·尚书顾箬溪先生应祥》,全祖望补修,载《黄宗羲全集》第7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37页。
[53]黄宗羲：《浙中王门学案·四·尚书顾箬溪先生应祥》,全祖望补修,载《黄宗羲全集》第7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37页。
[54]参见澳门中国哲学会：《21世纪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197页。
[55]参见李振纲：《证人之境——刘宗周哲学的宗旨》,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168页。
[56]杨国荣：《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86页。
[57]吴光：《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0页。
[58]黄宗羲：《赠编修弁玉吴君墓志铭》,全祖望补修,载《黄宗羲全集》第10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33页。
[59]黄宗羲：《今水经·序》,全祖望补修,载《黄宗羲全集》第10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02页
[60]赵尔巽：《儒林·一·黄宗羲》,载《清史稿》卷四八○,续修四库全书,第299册。
[61]王守仁：《传习录·上》,载《王阳明全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9页。
[62]全祖望：《甬上证人书院院记》,载《鲒埼亭集外编》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429册。
[63]章学诚：《浙东学史》,载《文史道义》内篇,续修四库全书,第448册。
[64]周积明、雷平：《清代浙东学派学术谱系的构建》,《学术月刊》,2004年第6期。
[65]参见吴光：《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页。
[66]黄宗羲：《序类·万履安先生诗序》,载《黄宗羲全集》第10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16页。
[67]万斯同：《与从子贞一书》,载《石园文集》卷七,续修四库全书,第1414册。
[68]参见吴光：《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0页。
[69]邵廷采：《王揆序》,载《思复堂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54页。
[70]全祖望：《姜贞文先生文集序》,载《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430册。
[71]章学诚：《经解·上》,载《文史通义》内篇一,续修四库全书,第448册。
[72]章学诚：《经解·中》,载《文史通义》内篇一,续修四库全书,第448册。
[73]章学诚：《史德》,载《文史通义》内篇三,续修四库全书,第448册。
[74]参见吴光：《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0页。
[75][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03-704页。
[76]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96年版,第94页。
[77]钱明：《胜国宾师——朱舜水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24页。
[78]钱明：《胜国宾师——朱舜水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79]朱舜水：《与安东守约书二十五首·十》,载《朱舜水集》卷七,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0页。
[80]朱舜水：《答安东守约问三十四条》,载《朱舜水集》卷十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97页。
[81]朱舜水：《答安东守约书三十首·三》,载《朱舜水集》卷七,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3-174页。
[82]朱舜水：《答林春信问七条》,载《朱舜水集》卷十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83页。
[83]朱舜水：《答小宅生顺问六十一条》,载《朱舜水集》卷十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06页。
[84]朱舜水：《答安东守约书三十首·十四》,载《朱舜水集》卷七,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3页。
[85]参见吴雁南、秦学颀、李禹阶：《中国经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4页。
[86]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2页。
[87]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76页。
[88]郑性：《潘子求仁录辑要序》,载《潘子求仁录辑要》,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页。
[89]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01页。
[90]赵尔巽：《儒林三·以周》,载《清史稿》卷四百八十,续修四库全书,第299册。
[91]章炳麟：《黄先生传》,载《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4页。
[92]徐世昌,等：《清儒学案》,沈芝盈、梁运华点校,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931页。
[93]转引自2015年4月27日《环球人物杂志》文章《政治圈外的吴稚晖：一个坏透了的坏人》。(https://www.daowen.com)
[94]赵椿年：《覃研斋师友小记》;转引自赵统《江阴书院史话》,黄山书社,2005年版,第118页。
[95]胡适：《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载《胡适文集》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96]转引自2016年9月2日人民网·教育频道文章《兀兀番年求真知·科学研究当以“求是”为先》。
[97]参见程继红：《黄式三、黄以周与浙东学派的关系及其传衍》,《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11期。
[98]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1页。
[99]刘述先：《黄宗羲心学的定位》,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页。
[100]刘述先：《黄宗羲心学的定位》,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页。
[101]吴光：《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页。
[102]黄宗羲：《自题画像》,载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版谱》卷首,中华书局,1993年版。
[103]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载《黄宗羲全集》第12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
[104]转引自2005年8月18日《光明日报》文章《黄宗羲全集》及《黄宗羲思想的现代价值》。
[105]汤斌：《与黄太冲书》,载《黄宗羲全集》第12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页。
[106]转引自吴光：《黄宗羲的学术成就及其现代价值》,《中国哲学史》2006年第1期。
[107]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
[108]黄宗羲：《明文案序上》,载《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88页。
[109]参见吴光：《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10页。
[110]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7页。
[11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112]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载《鲒埼亭集》卷十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428册。
[113]黄宗羲：《赠编修弁玉吴君墓志铭》,载《黄宗羲全集》第10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33页。
[114]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1页。
[11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2页。
[116]参见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下册),台北大林出版社,1981年版,第893页。
[117]汤一介、李中华：《黄宗羲对心学的改造》,载《中国儒学史·明代卷》第二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4页。
[118]黄宗羲：《崇仁学案·三·恭简魏庄渠先生校》,全祖望补修,载《黄宗羲全集》第7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
[119]黄宗羲：《清儒学案·中·文庄罗整庵先生钦顺》,载《黄宗羲全集》第8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08页。
[120]黄宗羲：《与友人论学书》,载《黄宗羲全集》第10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页。
[121]黄宗羲：《孟子师说·浩然章》卷二,载《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0-61页。
[122]黄宗羲：《江右王门学案·七·宪使胡庐山先生直》,全祖望补修,载《黄宗羲全集》第7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93页。
[123]黄宗羲：《江右王门学案·七·宪使胡庐山先生直》,全祖望补修,载《黄宗羲全集》第7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94页。
[124]刘述先：《黄宗羲心学的定位》,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页。
[125]吴光：《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页。
[126]黄宗羲：《诸儒学案·上二·学正曹月川先生端》,全祖望补修,载《黄宗羲全集》第8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56页。
[127]黄宗羲：《先师蕺山先生文集序》,载《黄宗羲全集》第10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128]黄宗羲：《孟子师说·浩然章》,载《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0页。
[129]黄宗羲：《江右王门学案·四·同知刘师泉先生邦采》,全祖望补修,载《黄宗羲全集》第7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05-506页。
[130]黄宗羲：《诸儒学案·中四·肃敏王浚川先生廷相》,全祖望补修,载《黄宗羲全集》第8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87页。
[131]黄宗羲：《诸儒学案·中一·文庄罗整庵先生钦顺》,全祖望补修,载《黄宗羲全集》第8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08页。
[132]王守仁：《传习录·中》,载《王阳明全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4页。
[133]王守仁：《传习录·中》,载《王阳明全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4页。
[134]黄宗羲：《明儒学案自序》,全祖望补修,载《黄宗羲全集》第7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135]王守仁：《传习录·下》,载《王阳明全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09页。
[136]黄宗羲：《孟子师说·万物皆备章》,载《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49-150页。
[137]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载《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138]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载《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139]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载《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3页。
[140]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载《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141]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臣》,载《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142]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臣》,载《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143]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载《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144]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载《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页。
[145]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载《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
[146]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载《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147]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载《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148]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载《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149]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载《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4页。
[150]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上》,载《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
[151]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上》,载《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4页。
[152]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下》,载《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页。
[153]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下》,载《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页。
[154]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下》,载《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页。
[155]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上》,载《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7页。
[156]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胥吏》,载《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3页。
[157]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方镇》,载《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
[158]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方镇》,载《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
[159]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方镇》,载《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2页。
[160]赵尔巽：《儒林·一·黄宗羲》,载《清史稿》卷四八○,续修四库全书,第299册。
[161]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载《鲒埼亭集》卷十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428册。
[162]黄宗羲：《留别海昌同学序》,载《黄宗羲全集》第10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46页。
[163]黄宗羲：《姜安庵先生小传》,载《甫雷文定》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397册。
[164]黄宗羲：《补历代史表序》,载《黄宗羲全集》第10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页。
[165]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载《鲒埼亭集》卷十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428册。
[166]赵尔巽：《儒林·一·黄宗羲》,载《清史稿》卷四八○,续修四库全书,第299册。
[167]章学诚：《浙东学术》,载《文史通义》卷五,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168]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载《黄宗羲全集》第7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169]黄宗羲：《姚江学案·前言》,全祖望补修,载《黄宗羲全集》第7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97页。
[170]黄宗羲：《泰州学案·前言》,全祖望补修,载《黄宗羲全集》第7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20页。
[171]黄宗羲：《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谥忠襄徐公神道碑铭》,载《黄宗羲全集》第10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41页。
[172]黄宗羲：《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谥忠襄徐公神道碑铭》,载《黄宗羲全集》第10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41页。
[173]黄宗羲：《叙陈言扬勾股述》,载《黄宗羲全集》第10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
[174]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下》,载《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9页。
[175]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载《黄宗羲全集》第12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176]黄宗羲：《留别海昌同学序》,载《黄宗羲全集》第10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45页。
[177]黄宗羲：《叙陈言扬勾股述》,载《黄宗羲全集》第10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1页。
[178]阮元：《陈汙》,载《畴人传》卷四十一,续修四库全书,第516册。
[179]黄宗羲：《答万贞一论明史历者书》,载《黄宗羲全集》第10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14页。
[180]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7页。
[181]吴志铿：《邵廷采的史学》,《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89年第17期。
[182]邵廷采：《遗命》,载《思复堂文集》卷十,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12页。
[183]邵廷采：《后上慈溪方明府启》,载《思复堂文集》卷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35页。
[184]邵廷采：《与人索米书》,载《思复堂文集》卷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26页。
[185]邵廷采：《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论曰》,载《思复堂文集》卷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页。
[186]万斯同：《与从子贞二书》,载《石园文集》卷七,续修四库全书,第1415册。
[187]邵廷采：《治平略自序》,载《思复堂文集》卷六,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06页。
[188]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7页。
[189]陶思渊：《理学邵念鲁先生墓表》,载《思复堂文集》附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32页。
[190]章学诚：《邵与桐别传》附章贻选按语,载《文史通义》卷十八,续修四库全书,第448册。
[191]邵廷采：《姚江书院传》,载《思复堂文集》卷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3页。
[192]邵廷采：《姚江书院传》,载《思复堂文集》卷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5页。
[193]邵廷采：《姚江书院传》,载《思复堂文集》卷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6页。
[194]邵廷采：《姚江书院传》,载《思复堂文集》卷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4页。
[195]邵廷采：《姚江书院传》,载《思复堂文集》卷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4-55页。
[196]邵廷采：《姚江书院传》,载《思复堂文集》卷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5页。
[197]邵廷采：《姚江书院传》,载《思复堂文集》卷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5页。
[198]邵廷采：《姚江书院记》,载《思复堂文集》卷四,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47页。
[199]邵廷采：《谢陈执斋先生书》,载《思复堂文集》卷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08页。
[200]邵国麟：《念鲁先生本传》,载《思复堂文集》附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35页。
[201]邵廷采：《复韦明府启》,载《思复堂文集》卷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37页。
[202]邵廷采：《诗经儿课小引》,载《思复堂文集》卷十,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80页。
[203]邵廷采：《刘门弟子传序》,载《思复堂文集》卷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0-51页。
[204]参见季学原：《姚江文化史》,宁波出版社,1998年版,第274页。
[205]邵廷采：《姚江书院传》,载《思复堂文集》卷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0页。
[206]邵廷采：《答蠡县李恕谷书》,载《思复堂文集》卷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8页。
[207]邵廷采：《答蠡县李恕谷书》,载《思复堂文集》卷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8页。
[208]邵廷采：《答蠡县李恕谷书》,载《思复堂文集》卷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7页。
[209]参见管敏义：《浙东学术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
[210]邵适采：《候主西河先生书》,载《思复堂文集》卷一,浙江古籍出版社,第1987年版,第312页。
[211]邵适采：《候主西河先生书》,载《思复堂文集》卷一,浙江古籍出版社,第1987年版,第312页。
[212]邵廷采：《候毛西河先生书》,载《思复堂文集》卷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2页。
[213]邵廷采：《答蠡县李恕谷书》,载《思复堂文集》卷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8页。
[214]参见季学原：《姚江文化史》,宁波出版社,1998年版,第274-275页。
[215]邵廷采：《姚江书院传》,载《思复堂文集》卷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1-52页。
[216]邵廷采：《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载《思复堂文集》卷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
[217]邵廷采：《答蠡县李恕谷书》,载《思复堂文集》卷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5-316页。
[218]邵廷采：《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载《思复堂文集》卷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
[219]邵廷采：《姚江书院传》,载《思复堂文集》卷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
[220]邵廷采：《答蠡县李恕谷书》,载《思复堂文集》卷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7-318页。
[221]邵廷采：《学校论·上》,载《思复堂文集》卷八,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46页。
[222]邵廷采：《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载《思复堂文集》卷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页。
[223]邵廷采：《候毛西河先生书》,载《思复堂文集》卷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4页。
[224]邵廷采：《答蠡县李恕谷书》,载《思复堂文集》卷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6页。
[225]邵廷采：《请建蕺山书院公启》,载《思复堂文集》卷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30页。
[226]邵廷采：《候毛西河先生书》,载《思复堂文集》卷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页。
[227]邵廷采：《答蠡县李恕谷书》,载《思复堂文集》卷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4页。
[228]邵廷采：《答蠡县李恕谷书》,载《思复堂文集》卷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7页。
[229]邵廷采：《明儒刘子蕺山先生传》,载《思复堂文集》卷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
[230]邵廷采：《答蠡县李恕谷书》,载《思复堂文集》卷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6页。
[231]邵廷采：《明儒刘子蕺山先生传》,载《思复堂文集》卷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
[232]邵廷采：《谒毛西河先生书》,载《思复堂文集》卷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312页。
[233]邵廷采：《姚江书院传》,载《思复堂文集》卷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0页。
[234]邵廷采：《复友人书》,载《思复堂文集》卷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28页。
[235]参见史革新：《邵廷采理学思想浅议》,《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236]邵廷采：《答蠡县李恕谷书》,载《思复堂文集》卷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7页。
[237]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