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廷采的生平事迹

邵廷采(1648—1711),原名行中,字允斯,后更名廷采,字念鲁;浙江绍兴余姚通德门清风里(今属宁波市余姚市)人。邵廷采曾自称“姚江末学”,他的人生经历和理学思想与姚江书院派的发展与演变紧密相连。

姚江书院派是明末清初的心学流派之一,当时在浙东的影响仅次于蕺山学派。姚江书院派以该派学人讲学于姚江书院而得名。姚江书院始建于崇祯中叶,约衰落于康熙末年。该院屡废屡兴,大致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崇祯十二年(1639年)至顺治十四年(1657年)为前期,称“义学”;此后,始正式称“姚江书院”。创始人是沈国模、管宗圣、史孝咸、史孝复四位学者,都是余姚人。沈国模曾游学于嵊县周汝登门下。周氏已年迈,劝沈氏到越中找陶奭龄、刘宗周切磋学问,复兴王学。于是,沈便和陶、刘一起在绍兴证人社讲学。旋因观点不同,沈氏回到余姚,和管氏、二史一起创设“义学”。沈氏为首任院事。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邵廷采出任院主事。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姚江书院由沈氏故宅半霖迁至余姚城内。邵廷采主持姚江书院,讲授王学。清代之姚江王学传至邵廷采又呈现出一些兴盛景象,但这只是一种“回光返照”。以后,随着邵廷采的去世,姚江王学又呈颓衰景象。

台湾学者吴志铿将邵廷采生平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从出生到二十六岁,为求知时期;第二阶段从二十六岁到四十二岁,为有心用世时期;第三阶段为四十二岁以后,是为著述讲学时期。”^[181]

邵廷采一生经历比较简单,而著述甚富。主要著作有《思复堂文集》《东南纪事》《西南纪事》《诗经儿课》《礼经节要》《姚江书院志略》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收有十卷本《思复堂文集》。

邵廷采一生主要处于清初康熙时期,但康乾盛世并没有为这个学识出众的知识分子带来幸运的命运,他虽“于举业亦尝悉心殚力研磨”^[182],想规规矩矩地像一般士人那样走科举安身立命之路,但命运不济,十次科考,十次落榜,“半生苦吟,未曾闻达”^[183],最终贫病交加、功业无成,“有营当世之志,而内不能赡其一身一家,大为侏儒所笑”^[184]。临终时曾赋诗曰：

我年配易数,渐与圣贤同。(https://www.daowen.com)

文章经世业,天地共虚空。

邵廷采深信“儒者之学,固以经世务为验”^[185],早年即有志“天下之事”,想在政治方面有所作为。所以,在他的学术思想中,也和黄宗羲、万斯同一样,有一套理想化的治国思想。但结果世难称志,于是,到晚年,系统地总结了自己的治国理想,成《治平略》12篇,《史略》6篇。重视治国思想的探索,是清初浙东学派特色之一。他们的治国思想比较理想化,虽也希望为当世所用,但更希望为后世所用。万斯同就准备“他日用则为帝王师,不用则著书名山为后世法”^[186]。邵廷采也称“吾之所论,未必遂可施行;而今所难行,又未必不可施于后”^[187]。

对于清代姚江书院派与黄宗羲创立的浙东学派互相关系以及邵廷采在其中的作用,梁启超先生有如此评说：

王学入到清代,各处都渐渐衰息,惟浙东的流风余韵,还传衍得很长。阳明同县(余姚)人著籍弟子最显者,曰徐曰仁爱、钱绪山德洪。明清之交名其学者,则梨洲与沈求如国模。求如亲受业绪山,年辈在梨洲上,国变时已八十余岁了。他的学风和梨洲不同,全然属于周海门汝登一派,几与禅宗无异。梨洲少年时,曾极力和他抗辩。余姚之姚江书院,实求如所创,求如弟子最著者曰韩遗韩孔当、邵鲁公曾可,相继主讲姚江书院。而梨洲则倡证人学会。故康熙初年浙东王学,略成沈、黄两派对峙的形势。鲁公之孙邵念鲁廷采受业韩孔当,又从梨洲学算。念鲁继主姚江讲座最久,两派始归于一。^[188]

总的说来,邵廷采生前影响不大;但在身后,别人对他的学术评价很高。陶思渊称：“自先生没后,岂惟东南道学一传景响顿绝,即欲求三百年遗案与夫胜国轶事,而讹舛隐讳,亦无从征信于万一已。”^[189]章学诚认为,邵氏之文,能熔班、马之史,韩、欧之文,程、朱之理,陆、王之学于一体,“自成一家”,自欧、曾以来,“未有若是立言者也”。其《文集》的“旨趣义理”,在“子、史之间,五百年来谁能办此?”^[190]此说似乎有些夸张,但邵廷采在黄宗羲和章学诚这两位清代的重要学者之间起着直接的学脉传承作用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