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 代
佛教从传入中国开始,就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并且往往随时局而起伏,这一点在明朝体现得十分明显。元朝末年,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其内战中的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及破产农民流入海中,乘明朝国本初立,屡寇滨海州县。靠着“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九字真言夺得大位的朱元璋在建立大明王朝之后,面对倭寇的袭扰,由于民生凋敝,无力长枪大马,海上逐寇,而只能退求其次,迁界禁海。明朝洪武二十年(1387),信国公汤和奉旨坚壁清野,将东南沿海居民迁徙到内地。又因普陀山“穷洋多险,易为贼巢”,故焚毁普陀山宝陀寺(即今普陀山普济寺前身)殿舍三百余间,迎千手千眼观音圣像于栖心寺内。现在看来,这种闭关锁国的无奈选择无疑是鸵鸟政策,并不值得称道,但是大明王朝的这一大政方针,却无意间为七塔寺注入了另外一支新鲜的血液。住持惟摩禅师舍地重建宝陀寺,寺东三分之一面积建栖心寺。第二年,朱元璋下诏改寺额为“补陀寺”,人称“小补陀”,七塔寺从此成为观音道场。永乐四年(1406),栖心寺并入补陀寺,两寺合一,仍冠名“补陀寺”。此后,补陀寺渐次修建了圆通宝殿、毗卢阁、十王殿、藏经宝阁、大悲殿、弥陀殿及廊庑等殿宇。
从这段简单的历史至少可以看出两点,一方面,在七塔寺寺址兴建宝陀寺,实际上是让七塔寺承担了某种政治性的任务,七塔寺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从此失去了三分之二的面积;另一方面,明朝初年的七塔寺似乎失去了往日的辉煌,至少在大明皇帝朱元璋的眼里,七塔寺的重要性远不及普陀山补陀寺,否则,从海外迁来的补陀寺就不会反客为主,不但占据了七塔寺三分之二的面积,而且在名义上也被赐补陀寺。顾名思义,补陀寺即是将七塔寺作为宝陀寺的补充和预备,这实际上是皇帝对宝陀寺的一种心理补偿。终明之世,直至清季,七塔寺的寺额都是这位大明皇帝御赐的补陀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光绪皇帝钦获赐“七塔报恩禅寺”寺名,五百年后七塔寺终得本来面目。
明洪武二十年至二十五年间(1387—1392),祖芳道联住持宁波补陀寺。祖芳道联曾任天下第一禅林——金陵大天界寺书记,专掌文疏翰墨之职,为禅林六头之一。他最为人称道的功绩,是参与了《永乐大典》的编辑工作。由于祖芳道联“幼读儒书,穷命理之学”,又博通佛教经典,圆融世出世法,“进退咸有恒则”,所以纂集有方,且深孚众望,因而在永乐四年(1406)被明成祖钦命为“释教总裁”,专门负责《永乐大典》中佛教典籍部分的编纂事宜。在编纂过程中,祖芳道联收入、保存了不少珍本、善本和逸存古本佛教典籍。由于编纂《永乐大典》功勋卓越,加之祖芳道联在僧俗两界声望卓著,明成祖对其十分器重,特命他到各地名刹征集古代文物彝器,又赐其佛像等物,“深沐恩宠”。
嘉靖年间,七塔寺已扬名海外,且对外交流频繁。嘉靖十八年(1539)六月二十五日,时为日本遣明副使的策彦周良[6]写道:“补陀之为寺,盖观音大士坚坐三摩地也。生等在海东之日,亦谙其为名蓝。”[7]足见最晚在嘉靖年间,七塔寺的影响与名声即已远播日本等地。同一天,策彦周良与遣明正使、两居座、两土官等拜诣补陀寺,于观音像前消拜、献香资,并唱观音大士宝号。策彦周良是日本战国时代临济宗梦窗派高僧,日本天文八年(1539)奉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晴之命,受大内氏经济支持,作为湖心硕鼎率领的勘和贸易使团的副使入明。七月二十七日,策彦周良等拜诣补陀寺。第二年十月二日,日本遣明副使策彦周良等再次拜诣补陀寺。嘉靖二十年(1541)一月二十日,日本遣明副使策彦周良与遣明使正使和尚同诣补陀寺,入小堂宇。堂宇上书“继远堂”,左右柱题“竺国宗枝大,天台气象新”。嘉靖二十七年(1548)六月十八日,日本遣明正使策彦周良等拜诣补陀寺并用斋,携副使等轿马出迎三府(通判),送银五两、扇一柄与寺僧。(https://www.daowen.com)
由于历经劫难,七塔寺的许多历史资料被毁坏湮灭,因而这段资料对于了解七塔寺在明朝时的历史,尤其是其对外交流情况,就显得弥足珍贵。策彦周良日记中所记录的七塔寺堂宇左右柱上的一副对联,“竺国宗枝大,天台气象新”,更是包含当时有关七塔寺宗风的重要信息。“竺国”即天竺印度,“宗枝”既可指从印度传来的佛教,又可指从印度传来的禅宗。考虑到对联所要求的对仗与工整,与天台宗对应的,理应是另一具体佛教宗派而不是抽象的佛教本身,“竺国宗枝大”指的应是禅宗在七塔寺盛行。而“天台气象新”则很明确地表明,当时天台宗在七塔寺蔚为大观。这副对联至少表明,皇家势力虽然将七塔寺改为了观音道场,但是实际上七塔寺却仍然是天台宗、禅宗双子争辉。
嘉靖十八年(1539)六月二十三日,策彦周良游补陀寺时发现堂内有四块石碑,左边两块书“青天白日,爱民如子”,右边两块书“高山大川,处事如家”。很明显,在补陀寺发现的这四句话没有任何是佛教色彩,反倒像是官员用以警策自励的官箴,和人们对于某一官员的身后评价。明朝焦竑编辑的《国朝献征录》卷四十所保存的吕柟所做的《兵部右侍郎凃水寇公天叙墓志铭》一文印证了这一猜测。这八个字即出于这篇墓志铭。
寇天叙为政宁波,刚正不阿,执法严明。时有冯氏兄弟横行乡里,人称“二虎”。寇天叙查民隐衷,果断除去冯氏兄弟。其在宁波任上,又曾经阻止围填东钱湖,从而保住了东钱湖。宁波过去有俗语说,“田要东乡,儿要亲生”,东乡田年年高产,靠的就是东钱湖水,且宁波市区大部分食用水也赖此湖供给。有影响的人物死后,往往愿借佛门三尺净土以安其身,如作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喋血菜市口,死后便停灵宣武门外法源寺;道光皇帝的曾孙,著名书画家溥心畬先生在北京后海广化寺为母亲停灵举丧;国父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于南京中山陵尚未完工之际,在京西香山碧云寺停灵长达四年之久,现碧云寺仍有孙中山先生衣冠冢。寇天叙在宁波颇有政声,且身后“家贫,丧事不具”,他死后七塔寺为之停灵纪念,以为甘棠遗爱,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