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 代
清朝时,七塔寺殿宇继续修建完善。清初顺治年间,建成方丈殿,康熙年间,建大悲殿,及天王殿前七塔(东四西三),重修佛门、山门、钟楼。成书于康熙年间的《五灯全书》卷七十七有“宁波七塔补陀拳石沃禅师”之语,“七塔”与“补陀”连用,表明最迟在康熙年间,寺院门前即已有七座佛塔,为该寺的主要标志。
咸丰八年(1858),七塔寺隆重举行建寺一千周年大型庆祝活动,然而盛极必衰。三年后,七塔寺即遭洪杨之役,沦为一片废墟。此后又十年,即同治十年(1871),江东周文学母子发心修复七塔寺。周婆每夜五更沿路敲木鱼募集资金,其子周文学则持伞随护,风雨无阻。然而杯水车薪,周氏母子所募资金最终只修成了大佛殿及山门。尽管如此,周氏母子亦不失为七塔寺之大护法、大恩人。然因其籍隶丐户,身份卑微低下,当时无人为之向官府呈请旌表其事。所幸后人有诗赞曰:
木鱼声彻五更天,踏遍江东破晓烟。
六十年前七塔寺,周婆护法最心坚。
母贤子孝更难为,风雨鸡声持伞随。
十八伽蓝添一个,还祈秉笔记芳规。
周文学母子事遂不至湮没无闻。(https://www.daowen.com)
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周文学母子未完成的善业,另一个人来担当了起来。光绪十六年(1890),江东耆老公请慈运长老主持七塔寺。当时慈运长老已年过六十,本已退出教界,但面对破败不堪的七塔寺,为重兴道场,又毅然应接。在复兴七塔寺的过程中,慈运法师展现出卓越的组织能力,短短四年时间里,改造了天王殿、大雄宝殿和祖堂,并新建了三圣殿、法堂和藏经楼、禅堂、云水堂、五观堂、钟楼、华严阁、会客厅、东西厢房等,最终形成完整的禅宗伽蓝七堂建置。
之后,慈运法师又祭出两次大手笔。一次是光绪二十年(1894),举行西方三圣像及千手观音圣像开光盛典,远近轰动,并在大雄宝殿墙壁镶嵌砖刻五百罗汉。一次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慈运长老进京颁请《大清龙藏》一套(雍正十三年[1735年]刻印),并获赐“七塔报恩禅寺”寺额。这是七塔寺历史上有记载的继唐懿宗李漼、明太祖朱元璋之后第三次皇帝赐名,“七塔寺”从此更加声名远播,以至于有“七塔寺,七座塔,塔塔朝天天朝塔”[8]之说。
此时的七塔寺在慈运法师的主持下,基础设施建设已告成功,更兼有皇帝赐额,迎来了继开山祖师心镜禅师之后最为人称道的辉煌时期,慈运法师也因此被誉为七塔寺的复兴之祖。紧接着,光绪二十二年(1896),慈运法师七十寿辰之际,为报答慈运法师对七塔寺的贡献,七塔寺特开三坛大戒以为纪念。光绪三十二年(1906),慈运法师八十寿辰之际,七塔寺再开三坛大戒,四方衲子闻风云集,盛况空前,当真如烈火烹油,锦上添花。
慈老主持七塔寺期间,常住僧众不下三百人,以至于有“七塔寺里和尚多”的俗语。光绪三十一年(1905),圆瑛法师接慈老法印,成为临济宗第四十世传人。慈运法师一生度人无数,有亲传弟子四十八人,圆瑛法师即其一也。当时,宁波地区大小寺庙主僧,或出自慈老门下,或受其点拨,他们将临济禅风带到全国各地,甚至南洋、日本、印度、韩国,形成了“七塔寺法派”,为近代临济宗的中兴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七塔寺也因此被尊为临济宗中兴祖庭之一。
宣统二年(1910)8月29日,慈运长老圆寂于七塔寺。慈老离世之后,七塔寺被定为“法派选贤丛林”,也正是在丛林选贤制度的规范下,千年七塔寺道风纯正,秩序井然,选贤与能,长盛不衰。所谓“法派丛林”,是指以本派法子为主的丛林,其选举住持之法称为“神人双选”:
慈老在日,凡寺务之设施与筹划,均躬任之,住持一职,则由法子代理。迨宣统二年庚戌慈老圆寂,七塔定为法派选贤丛林。其遴选住持之仪式,大致如此:首先发布通告,召集散居各地之慈老法派子孙,约期七塔会议,无分地位高低,诸山长老或清众,均得与会。人给选票一纸,可任意写宏字辈三名,戒字辈两名,为候选人。违例或多写人数,为废票。集众监票,唱票如仪,以得票最多者,取宏字辈三名,戒字辈两名,为正式候选人。择日(一般为农历正月十五)云集两序大众,于韦陀前举行上供仪式。中途暂停,将事先备就五枚桂圆,每枚墨书一候选人,投入尺余长之竹筒中。择一非法派之清众,用特制长筷,夹出其中一枚桂圆,记下名字,重又投回筒中,次又夹出一枚,记名后,投回筒中。如是反复进行,以名字先满三次出现者,当选住持。三年一届,不得连任。或任七塔住持而称“神人双选”者,以此。
这种“神人双选”之法与藏传佛教中的金瓶掣签选定活佛的转世灵童的制度颇为相似,对中国佛教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一些丛林寺院所仿效,后来许多寺院废除住持传嗣法,废除子孙庙,改为丛林选贤制,皆滥觞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