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内相关文献

近年来，国内许多学者在对国外最优城市规模理论引进学习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进行了很多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周加来和黎永生（1999）认为，城市规模是人口规模和产业规模的统一［43］。陈彦光等利用分形理论探讨城市规模与产出之间的函数关系［44－45］。周海春等联系城市经济发展与人口问题，建立了适度人口规模辅助决策模型［46］。俞燕山利用DEA 方法，考虑资本、土地、劳动力三要素，比较了不同规模等级城市的规模效率［47］。王小鲁和夏小林（1999）以“C－D”生产函数为基础，构造了城市的规模收益函数［48］，得出我国最优城市规模的区间为50万～200万人。马树才和宋丽敏（2003）认为，城市发展没有最优规模，只有合理的发展规模和水平［49］。金相郁（2004）利用卡利诺（Carlino）模型对东部地区三大直辖市的最优城市规模进行了求证分析［50］。许抄军基于城市环境质量、资源消耗和两型社会等不同角度对城市的最优规模做了一系列实证研究［51－53］。(https://www.daowen.com)

国内学者主要以实证研究为主，进行定量研究［54－57］。不同学者使用的方法和模型不同，选取的变量和分析的样本空间也不统一，使得结论差异性较为明显，得出的最优城市规模也各不相同，小到几万人口，多到数百万人口［58－64］。但是，这些定量分析都是以欧美学者的理论为基础，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差较大，所以其结论有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