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先秦学术，虽发端于孔老。然揭橥鲜明，而卓然成家者，厥推墨子。

墨子之说，标举十义：曰兼爱，曰非攻，曰尚同，曰尚贤，曰天志，曰明鬼，曰节用，曰节葬，曰非乐，曰非命。后世学者，或离而为五（兼爱、节用、非命、天鬼、尚同也），或折而为二（一说为兼爱与节用，一说为尚同与贵俭），未能一贯。近人有以天志为鹄者，有以尚同为归者，有以节用为本者，要皆似是而非之论。譬犹人之有四肢百骸也，皆有所用，而同出一体。今指一肢一骸以概全身，虽有络系之可寻，然要不可谓之为本体，不如全举而分观之，使头目手足，各当其位，较为得真也。夫墨子之学所谓天志、节用、尚同、明鬼诸目者，皆非本也。其本维何？曰：“为天下兴利除害而已矣。”“古之所谓仁人者，必务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斯语也，凡读《墨子》书者，每篇必一见焉，或再见焉。然则谓墨子之学，皆为天下“兴利除害”而作可也。凡事之为天下害者，必务去之。为天下利者，必务兴之。斯则墨子之志，亦即墨子之学也。

当墨子之世，其为天下之大利与大害者，何哉？曰不相爱，曰攻夺，曰好乐，曰信命，曰不尚天志，曰无鬼，曰厚葬，曰不节用，曰人异义，曰愚贱执政，凡此十者天下之大害也。曰兼相爱，曰节用，曰尚贤，曰尚同，曰尊天，曰明鬼，曰力作，曰薄葬，曰不事淫乐，凡此十（九，编者按）者天下之大利也。利之所兴，即害之所在，害之所弃，即利之所存也。利与害常相反。故墨子以兴利即是除害，除害即是兴利。其所倡导之十义者，皆“非”与“尚”各半。其为天下利之所存者，则务兴之，故尚之。其为天下害之所存者，则务去之，故非之。非尚之义明，而天下人知所向背，则兴除之功自举。或曰，当墨子之世，天下之所谓利害者亦多矣，何必规规然十哉。曰，是不然。利害虽多，要有所自起。原其所自起，无大此十者。故墨子亦十其方以应之。假令今天下之利害有过于十者，或不及十者，则亦随其所自起而兴之除之耳，岂有所泥哉。

或曰墨子之所谓利害者，未必为天下之公利公害也。譬如兼爱，则儒家非之矣；非攻，则法家难之矣；尚贤，则道家疑之矣；非命，则阴阳家诋之矣。墨子之所利害者，乃墨子一人之私言，非天下之公言也。曰是不足为墨子病。百家之说，要皆各是其是而非其非，未足为百世之定论。今若以汉以后百家之眼光，评汉以前一家之学术，则墨家之利其利而害其害其是非固有真也，今因其为一家之学，且待后论。

凡兹十义，原于三弊。三弊者何，曰私，曰奢，曰惰。私故自爱而不爱人，不爱人则一切祸乱由兹起。欲求其私，故兼爱尚焉。私者不爱人之国而自爱其国，则有攻伐。攻伐则人己交受其害，故非攻生焉。私则人自是其义而非他人之义，各立异以相争也，故尚同。其施于政治，不胜其自私之情。屏贤而用亲用近用贵。亲贵近三者用事，则政治日坏，而国与民受其弊，故尚贤生焉。以不胜其自私之情则不肯志天之志，而乐听无鬼之论，可以恣无忌惮，故天志明鬼生焉。凡此皆为救私而作也。奢者多欲，不节其欲则费，费则天下有受其不足者，故节用生焉。生既浪费，死又不节，厚葬以夸世，久服以废业，故节葬生焉。乐者乐也。乐之最要妙而娱心志者，莫若纵耳目之乐，极声色之好，故非乐。非乐、节葬、节用，为救奢而作也。既私且奢，不能自克。其势必至祸乱相寻出人意外。惑者以为此相寻之祸乱，皆由前定，匪自人力。谓穷通夭寿治乱贫富，皆有命定。莫肯出力自救。以是愈私愈奢愈惰。惰久，则认相寻之祸乱为自然，舍人事听天命，而祸乱乃真不可救矣， 故非命。非命，为救惰而作也。吾人自审今日，果有如上述之弊者乎，抑无上述之弊乎？如其无也，幸甚幸甚。如其有之，则对于墨家之说，宜如何深长思也。

子墨子曰：

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

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

国家喜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

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

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

今以兼爱为首，非命殿后，叙墨子学说为十章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