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节 用
天下之乱，生于不足。不足则不爱。不爱则相害相恶之事以起。故曰：
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夫民亦何常之有！
又曰：
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谓国备。
管子言：“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库实而知礼节。”与此意同。经济影响于国民道德者，至纤至宏。墨子言爱必兼利，亦此意也。
不足之原因何在？据墨子观察，则以为起于：（一）用之者奢。（二）生之者寡。（三）为之者舒。足之术则在反其道而用之：（一）节用。（二）求众。（三）力时。
（一）何谓节用：不为奢侈，不务观美，不靡于物。凡欲望之为生活所必需者给之，过则止。
墨子分必要之欲望，为六种：（一）衣服。（二）饮食。（三）宫室。（四）舟车。（五）男女。（六）器用。以今语译之，则为衣、食、住、行、男女、器用，六欲而已。此六者，墨子认为生民必要之需，不可一人或缺者也。不可一人或缺，则不能不互相节制以为足用之道。故定为六种节用法。
一曰衣服。“古之民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冬则不轻而温，夏则不轻而凊。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情，故作诲妇人，治麻，梱布绢，以为民衣。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之中，足以为轻且暖。夏则
绤之中，足以为轻且凊。谨此则止。故圣人之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当是之时，坚车良马，不知贵也。刻镂文彩，不知喜也。何则？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财，家足以待旱水凶饥者，何也？得其所以自养之情而不感于外也。是以其民俭而易治，其君用财节而易赡也。……当今之主，其为衣服，则与此异矣。冬则轻暖，夏则轻凊。皆已具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食之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佩。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以为身服，此非云益软之情也。单财劳力毕归之于无用也。以此观之，其为衣服，非为身体，皆为观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国欲无乱，不可得也。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衣服不可不节。”
二曰饮食。“古之民未知为饮食时，素食而分处。故圣人作诲男耕稼树艺以为民食。其为食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适腹而已矣。故其用则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今则不然，厚作敛于百姓，以为美食刍豢蒸炙鱼鳖。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食前方丈，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冬则冻冰，夏则饰
。人君为饮食故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虽欲无乱，不可得也。君实欲天下治而恶其乱，当为饮食不可不节。”
三曰宫室。“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下润湿伤民，故圣王作为宫室。为宫室之法曰，室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役修其城郭，则民劳而不伤。以其常正，收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于厚作敛于百姓。是故圣王作为宫室，便于生，不以为观乐也。……当今之主，其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民难治也。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也，当为宫室不可不节。”
四曰舟车。“古之民未知为舟车时，重任不移，远道不至。故圣王作为舟车以便民之事。其为舟车也，全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其为用财少而为利多，是以民乐而利之。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劳而上足用，故民归之。当今之主，其为舟车与此异矣。全固轻利，皆已具。必厚作敛于百姓，以饰舟车。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女子废其纺织而修文采，故民寒。男子离其耕稼而修刻镂，故民饥。人君为舟车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饥寒并至，故为奸袤。多则刑罚深，刑罚深则国乱。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舟车不可不节。”
五曰男女。“凡回于天地之间，包于四海之内，天壤之情，阴阳之和，莫不有也。虽至圣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圣人有传：天地也，则曰上下。四时也，则曰阴阳。人情也，则曰男女。禽兽也，则曰牡牝雄雌也。直天壤之情，虽有先王不能更也。虽上世至圣，必蓄私。不以伤民，故民无怨。宫无拘女，故天下无寡夫。内无拘女，外无寡夫，故天下之民众。当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无妻，女多拘无夫。男女失时，故民少。君实欲民之众而恶其寡，当蓄私不可不节。”
六曰器用。“古者圣人为猛禽狡兽，暴人害民，于是教民以兵行，日带剑，为刺则入，击则断，旁而不折，此剑之利也。甲为衣则轻且利，动则兵且从，此甲之利也。凡天下群百工轮车
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
观上所述六种欲望，宋子言其一（食），孟子言其二（食、色），老子言其三（衣、食、住），而墨子言其六，则知墨子非禁欲主义者。其提倡节用，乃为满足欲望之一种方法，非谓此为究竟目的也。若其欲望进步，而物力足以供给之，则墨子固未尝禁人享受也。不观墨子著为节用之公例乎？其言曰：
诸加费而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
若是，则“诸加费而加于民利者，固圣王之所许也”。不过事实上，物力之供给有限，人类之欲望无穷，用之太费，则必有供不应求之势。而且一面虽加增民利，一面即减少民利，其结果必至害余于利。以致进步之一二种欲望，虽暂时满足，而必要之多数欲望，或反形缺乏也。故又定一变例曰：
凡事之利余于害者为之，害余于利者弗为。
盖加费加利，往往生出两种弊害：其一，为一种之欲望太满足，而他种之欲望太缺乏，有害于个人生活之最低限度。其二，为少数人之侈奢欲望太满足，而多数人之必要欲望反缺乏，遂致社会经济困难，酿成大乱。墨子之意，一面要使个人之欲望满足，一面又要使社会欲望满足，故不得已而提倡“互相挹注”之节用论。读者须知墨子之节用，异于老子之俭也。
（二）何谓求众:人类之需要，皆藉力而后成。而工业未发达之国，一切生产，皆恃手工。故众“人”为要图。人众则生产力增，而需要品可以增加。故墨子于节用之中，又提倡“倍人”之义，其言曰：
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孰为难倍？唯人难倍。然人可倍也。
昔者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圣王之法也。圣王既没，于民次也，其欲蚤处家者，有所二十年处家，其欲晚处家者，有所四十年处家，以其蚤与其晚相践，后圣王之法十年。若纯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此不唯使民蚤处家而可以倍与？
墨子之时，地广人稀，故欲以增加人口，为足用之道，其在今日，地稠人密之国，所忧贫者，恰与墨子相反。盖数量加多，而量质减少，其于节用之旨反悖。此则墨子所不及料，亦时势所需用与缺乏者之不同也。
（三）何谓力时：力时，增加工作时间之谓也。增加时间，与增加劳力无异。二日所成之工，以一日成之，则生产可增倍。三日所作之工，以二日成之，则生产可增半。（《汉书》，民相从夜绩，则一月可得四十五日，即生产增半之说也。）故生产力之效率，以时间增减为比例。墨子曰：
财不足，则反之时。
又曰：
先民以时生财。
又曰：
虽上世圣王，岂能使五谷丰收而水旱不至哉！然而无冻馁之民者何也？力时急而自养俭也。
禹七年水，汤六年旱，此其罹凶荒甚矣！然而民不冻馁者何也？其生财密，其用之节也。
墨子足用之策，可大别之为“足人”“足财”二事。除“足人”为另一义外，其“足财”，则为一面增加生产力，一面减少消耗量。其言曰：“财不足则反之时，食不足则反之用”“力时急自养俭”“生财密，费用节”，皆此义也。
力时急，则生产力加倍。费用俭，则消耗量减半。加倍，则一年有两年之财。减半，则一年余半年之粮。向之仅足者，今则三倍之矣。向之不足半者，今则足而余一矣。故曰：“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其倍之也，非外求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足以倍之。”此为墨子“节用论”之精义也。至其利害得失，当于下章《非乐》后，详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