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电视问政产生的问题的对策研究

首先，探索长效化制度化的问责机制，把电视问政的事后问责功能改为事前问计问需。众所周知，事后问责虽然在后期处理了涉事官员，起到一定程度上的警示作用，但是毕竟事情已经发生，造成的影响已经无法挽回。与其如此，不如在行政行为开始之前，做好充分的调研，采纳社情民意，了解人民群众最基本的诉求，在年初的电视问政环节与群众更融洽地互动，把承诺落到实处。

其次，参与电视问政的官员要深化服务意识，从被动上节目到主动请缨。我们的政府官员要正确认识新闻媒体。中央多次提出，要让政府工作在阳光下运行，就是要做到公开、透明，让人们监督。而新闻媒体就是实现这一转变的有效工具和渠道。既然如此，各级领导干部就要学会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是当本部门工作出现问题和差错时，树立正确的媒体观。现在有些官员对于媒体的监督职能不理解，不知道新闻记者为什么对本单位的好人好事不感兴趣，而对官僚主义、腐败问题、监督报道很上心。官员这种错误媒体观的背后，其实是一个错误权力观的问题。电视问政的精髓，正是让一些官员改变为官观念：人民是主人，不是群众敬畏政府，而是官员要敬畏群众。既然是这样，在电视问政的现场，就应该少一些舞台上的豪言壮语，而是直面问题，反思责任。“电视问政”是一档电视节目，更是新形势下政府与民众沟通的一个工作平台。它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达到治庸问责，奖优罚劣，提高干部素质和工作效率，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再次，要善于利用新的传播工具，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电视在我国的普及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而我国最早的电视问政节目的诞生已经是2005年。近二十年的时间没有制度创新，除了技术原因之外，我想更深层次在于执政者思想没有解放，带着制度的镣铐跳舞。当下的社会已经进入了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信息的发布员，如果政府不进行深层次的制度创新，它只会在利益纠葛以及突发事件的面前显得越来越脆弱。进一步采用新兴技术手段进行决策。决策现代化是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在大调研、大下访和搜集沉淀大数据的基础上，提升决策的现代化水平。当前，大多数治理问题是官员政策制定不科学、随意决策所致。决策质量的提升、政策效力的精准可使当前绝大多数问题事件得以避免。事后被问政不如事前自问政，事后被问责不如事前妥处理，如此方能纠治根本，破解评价落实机制难题。(https://www.daowen.com)

最后，在改革进行到攻坚阶段的今天，我们要直面尖锐问题。对于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我们的政府官员总会选择回避，长此以往，这种合谋性的沉默会压抑大众的活力气息，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想必也是所有关心这个国家的人所不希望看到的。进一步强化权力公开。结合推行权力清单、职责清单、负面清单等制度，做到政府权力事项公开、流程公开、责任公开。使社会大众能够按图索骥，解码权力过程，掌握政府权力整体与局部情况，从而达到精准问政和精细问政。只有公开，才能有效引入潜藏在民间的无限智慧。也只有公开，才能充分了解政策所涉多元利益主体的不同意见，并纳入决策考量。我坚信没有我们跨越不了的障碍与困难，从而真正让公权力运行在阳光之下，让人民生活得更加有尊严。

说到底，电视作为大众媒介平台，其作用不过是传播与放大效应，“问政”才是根本。“问政”二字，精髓在于官民互动。要做好问政，恐怕还要回归其古典含义——执政者来向民间人士询问请教为政之道。电视问政这一创举同时从官民两方入手，其推行能够让公民习惯于有序行使政治权利、习惯于有效参与公共事务、习惯于有序表达合法诉求，也能让官员逐渐习惯于定期接受督导检查、习惯于真刀真枪公开受问、习惯于灵敏贴近回应民众。长此以往，问政会培养一批理性负责的公民，他们将饱含公共情怀，合法合理、有序有效地参与地区公共治理。问政也会锻造一批朝气蓬勃的官员，他们将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利用问政平台对公众进行法规宣传、疑问回应、政策解释，甚至引入民智、优化决策。

（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