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问政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从问政主体来看，问政的主体应是广大人民群众，但客观条件所限，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及工作人员把握着电视问政的议程设置和节奏力度，镜头前的官员和观看电视的群众均易受到影响。问题短片制作剪辑皆在电视台，谁来监管是否明确？搜集问题素材的过程是否在各地区和各部门间允中持平？一些事件涉及利益多元，短片会否只是放大了特定群体的诉求？主持人在直播时的追问、责问和嘉宾专家评论对官员当场反应和观众主观感受均有重要影响，节目主持人能否保持绝对的理性公正和独立？发言嘉宾能否较好地充当人民群众代言人的角色？目前问政节目电视台均是体制内单位，而非市场化媒体，如何确保电视台的公正性？从一个普通公民的角度，在现有公开资料中难以找到上述问题的解答。

第二，从问政客体而言，问政的客体对象相对单薄，为追求节目效果局限于问政一把手，有失全面和精准。其局限性在于：首先，一把手多负责宏观制度管理，而与民众感受最直接相关的往往是操作层面的执行问题；其次，特定部门负责人只负责特定环节领域，群众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则大多是综合性的，会在不同环节涉及不同部门和地区的职责范围。其次，问政的对象应既包括负有领导责任的一把手，也包括作为具体职能细节的操作者、整改落实的执行者的中基层干部，更包括导致问题发生的部际协调不畅、部门职能不清等内在根源。问责固然重要，根本是要解决问题和去除问题背后的根源。制度和体制机制性障碍不清除，问责了特定领导、解决了特定问题，还会有新的官员被问责、新的问题涌现。

第三，评价落实机制有待深化。全国各地电视问政的内容特点各有不同，操作形式各异，难以统一评价，致使不少地方的问政沦为形式。即使在问政力度最为强劲的武汉，也存在敷衍搪塞、承诺不兑现的现象，其他地市可想而知。一方面，当前督办整改通报有所不足，尚无一个电视问政曝光问题督查整改落实情况的官方通报网站，仅能从“记者从市纪委获悉”等新闻报道中零星获取并不实时更新的数据；另一方面，由于前述问政主体的问题，群众在电视问政中对地区、部门、官员的满意度评价受电视台、主持人、发言嘉宾的影响甚大，纳入地区考核评价的合理合法性受到质疑，可能成为另一种形式主义。(https://www.daowen.com)

第四，在内容方面，电视问政的选题基本聚焦于民生和城市公共服务领域的细节问题，较少关注政府治理体系、全面深化改革相关问题，尤其是对党务领域着力不足、讨论不深，从目前问政节目来看，政府部门负责人往往面临严厉质问，而组织部长、纪委书记等党务负责人则只做理论阐发，明显轻松许多，至于在一级电视问政平台中出现同级党政体系第一责任人，即党委书记和行政首长（往往他们也是同级电视问政的主导推动者）的身影，则更是罕见。从现有格局来看，电视问政尚难以充分挖掘民智资源的无限潜力。

最后，就推动力和常态化而言，电视问政主要依靠行政主导。本质上是通过党政一把手亲自推动来构筑对各级问政官员的强制力，成为其先天不足的根源。甘肃兰州由市委书记陈宝生首倡、武汉问政由市委书记阮成发强推，其他各地争先恐后予以推行，也不可否认有“区域竞争”的动因存在。在武汉，“每次电视问政，党政一把手亲自出思路、提要求，参与问政内容、问政对象的确定与直播设计方案的审定”。这可能是电视问政最大的先天缺陷：没能内嵌刚性的制度属性，仅作为一项工作举措存在，其力度、流程、要素会因首倡者和主推领导的人员变动、思路变化而随之流变。许多地区的电视问政原本是直播，后因官员压力太大改为转播，也有的地区将电视问政基调变化，强化表扬、弱化监督，犀利内容会在网络播出后被删除，至于参与问政的官员，则常常是“不想来、不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