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最可爱的人”
在欢庆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的日子里，西藏军区文工团不辞辛劳来到朝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进行了富有浓厚民族特色的文艺演出。
转眼已是7月，西藏军区文工团仍在北京汇报演出。一天下午，总政文化部一位名叫邓斌的处长来到文工团驻地，对大家说：“根据总政首长指示，你们将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
消息传开，同志们激动万分。不仅要出国，最重要的是还要去慰问他们崇敬已久的“最可爱的人”，大家无不为能承担这样的光荣任务而深感自豪。出发前的日子里，同志们的心情一直无法平静，紧张地进行着演出准备。
北京的夏末，热浪袭人。稍一动就是一身汗，但大家始终热情不减，刻苦排练不止。话剧队突击排演了《海上花园》《儿女情长》《界树下》等三个小独幕剧。孙培生政委还特地从公安文工团借调了独唱演员朱淑琴、吴珩、陈生一等人，既有唱豫剧的，也有唱云南民歌的，及时加强了歌舞队的实力。
7月25日晚，文工团带着军委总部首长的重托，带着西藏官兵的深情厚谊，乘火车离开北京，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发。
第二天上午，文工团到达了东北大都市沈阳。这座中国较早的重工业城市，给演员们的第一印象就是到处烟筒如林，钢铁堆积如山。就连同志们住的招待所大门前，也是用钢铁铸成的一对雄狮，十分威武壮观。
出国前，文工团来到丹东的一个部队单位，上级安排专人给大家介绍了朝鲜的形势，明确了注意事项。
7月29日上午，文工团离开丹东，经过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大桥，来到了朝鲜重镇新义。它如同中国的丹东一样，是国境边城。当天下午，文工团就到达了志愿军总部所在地桧仓。在这里，当年的共和国元帅、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指挥千军万马，打败了敌人的一次次疯狂进攻，迫使美国不得不在板门店签字停战。
时值建军节。演员们不顾旅途疲劳，给志愿军官兵献上了首场慰问演出。志愿军政治委员王平上将观看了演出。
“去年夏天，我们在喜马拉雅山的边防线；今年夏天，我们带着西藏边防战士对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深厚情意来到了朝鲜。西藏美丽的晚霞同这儿一样，无法描绘出我们心情的激荡。”
“我们没有带来边疆的土产，也没有带来麻花和白糖。我们从那遥远的原始森林中，从那大雪覆盖的草原上，从藏族阿妈的酥油灯下，从夜色深沉的篝火旁，带来了西藏边防战士的崇高敬意，问候你们身体健康！”
主持人款款走上舞台，声情并茂地报幕致辞，台下顿时响起暴雨般的热烈掌声。两首合唱结束之后，女声独唱演员黄崇德唱响了藏族民歌《松则雅拉》，她刚一亮嗓，那从雪山飘来的独特藏韵，就把台下的观众给迷住了。刚一唱完，台下观众就情不自禁地高喊“再来一个！”黄崇德又接连唱了两首藏族民歌，才得以退场。
黄崇德一直是文工团的骨干歌唱演员，在文工团民族化的过程中，她受命重点学习藏族民歌朗玛和堆协。这两种民歌的演唱形式都是载歌载舞，朗玛节奏较慢，动作也比较简单，曲调柔美优雅；堆协则一般分为两段，前段慢唱无舞蹈，后段节奏快且要边唱边跳，十分难学。可黄崇德毫不畏难，悉心体悟西藏民歌的神韵和风格，很快便掌握了基本的演唱技巧，将《阿妈勒火》《松则雅拉》两首藏族民歌娴熟地搬上了舞台。
那年在拉萨，曾经留学英国，并将英国踢踏舞融入西藏舞蹈，开创了拉萨踢踏舞的西藏青年联谊会主席雪康，在担任《堆协》的艺术指导时，点名约见了黄崇德，激动地对她说：“没想到一个汉族解放军姑娘，能把我们藏族的民歌演绎得如此纯正。”50年后的一天，黄崇德碰到一位在文工团工作过的藏族老战友告诉她：“你转业回内地后，很多藏族观众还在问，怎么不见‘松则雅拉’唱歌了？”藏族群众没有记住“黄崇德”三个字，可他们却记住了舞台上的“松则雅拉”，这或许是对她在传播藏族文化上的最大褒奖了。
在朝鲜慰问演出中，抬起志愿军英雄
黄崇德演唱完毕，山东快书演员刘立武首先表演了他拿手的《武松打虎》片段，赢得了台下观众雷鸣般的掌声。随后，他又表演了一个小段子《拔牙》，台下观众还是一个劲儿地鼓掌，丝毫没有让他下去的意思。他只好一口气把《一面之交》《接生》和《教条主义学文化》都说完了，才得以脱身。
晚会结束时，主持人再次深情致辞：“在那难忘的岁月里，在残酷的战斗中，你们和朝鲜人民结成了血肉般的友谊，痛击了卑鄙的美国狼。黄继光、邱少云……这些伟大国际主义战士的名字，在西藏最遥远的地方也是那么响亮。我们为你们自豪歌唱，你们的丰功伟绩，永远鼓舞着我们建设祖国边疆。”
对此次演出，1957年8月6日的《志愿军报》，作了题为“西藏军区文工团万里跋涉 带来高原战士的亲切问候”的报道：
本报消息 在欢庆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的日子里，志愿军领导机关官兵观赏了来自祖国西南边疆西藏军区文工团的首次慰问演出。他们还将到前沿部队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慰问演出。
西藏军区文工团为了表达边疆官兵对志愿军的关怀和热爱，不辞辛劳，远道来到朝鲜。他们带来了富有浓厚民族特色的歌舞节目，其中有反映高原战士与特务进行斗争的舞蹈《第一次站岗》；有表现西藏人民丰收喜悦的《昌都民间舞》；合唱《开山炮手之歌》赞颂了筑路部队的艰苦生活和英雄气概；话剧《界树下》《海上花园》等也都很精彩。
在桧仓演出期间，文工团参观了志愿军总部防空洞。这个防空洞，长宽各约有500多米。大家看到，彭德怀元帅的住处非常简单，一张行军床，一个凳子，一个用石块搭起来的“桌子”，一部军用电话机，墙上挂着一张军用地图。在洞的中央，有一个小舞台，艺术大师梅兰芳、侯宝林和高元钧等，都曾先后在这里演出过。
随后，同志们又专程来到志愿军烈士陵园，这里石碑如林。在陵园的中央，有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的坟墓。大家看到后，无不为毛主席送子出征的领袖风范所感染，同志们怀着无比沉重和崇敬的心情，在陵园前合影留念。
演出时间很紧，但这里的部队很多，文工团确定了以“三八线”前沿部队为主的慰问演出方案。
他们每到一地，都会受到志愿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每台晚会预定时间两小时，但都会因为观众的热情太高，每次都要超过三个小时。
这天下午，文工团来到上甘岭前沿演出。有一个部队，早上4点钟就出发，冒着大雨走了几十里山路来看演出，让全体演职人员格外感动。大家一致下定决心，无论天气多么恶劣，都要把每个节目演好，以表达对英雄们的敬意。
大雨持续地下着，台下的指战员们衣服全湿透了，但热情丝毫不减，“再来一个”的吼声不断，独唱、独奏和曲艺节目，一个接一个，好多演员都演了几个节目仍下不了台。那激动人心的场面，映衬着这些浴血重生的英雄们不可遏制的满腔热忱，让演员们终生难忘。(https://www.daowen.com)
来到十六军驻地，军里的一名领导热情地对大家说：“十六军和十八军是一家，都是五兵团的嘛！因此，你们来了，就不要客气。我们就没拿你们当客人嘛！你们看看，饭菜都是用脸盆装的，莫笑话就是啰！”一席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感到特别亲切。
文工团在上甘岭部队首长的组织下，到前沿阵地参观，这里是黄继光烈士为祖国、为和平献出年轻生命的地方。同志们来到这里，崇敬之情油然而生。看到在战斗中被炮火打秃了的山头以及遍地的弹壳弹片，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大家从望远镜里看到，对面的美军、李承晚军还在修筑工事，准备战争。
“敌人经常派特务化装潜入这里进行破坏活动。”这里的民警告诉文工团的同志，同时又坚定地说，“我们随时都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决不允许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匪帮破坏朝鲜停战协定！”
当时的朝鲜局势仍然十分复杂。一天夜里，文工团歌舞队在一线部队演出后，向驻地返回。饱经战火的朝鲜道路，纵横交错，坑坑洼洼。驾驶员对这条路不熟悉，加之四周一片漆黑，只能在建筑工地一般的边界附近乱转。幸好被我方巡逻人员及时发现，否则误越“三八线”，后果不堪设想。舞蹈演员吴寿桐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在‘三八线’附近，有的地方设有标记，有的地方又没有。当我们的车开到山口时，我方巡逻人员突然大喊，问我们是怎么回事，竟敢擅闯‘三八线’？驾驶员走下车一看，几步之外便是‘三八线’了，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
演出期间，孙培生政委还应邀给志愿军前沿部队连以上干部及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全体同志，报告了西藏军民的艰苦生活和工作情况。在志愿军总部演出结束时，王平上将登台同演员们一一握手，并称赞说：“你们演得好！你们在西藏比我们辛苦，我们要向你们学习呀！”
9月上旬，文工团来到了朝鲜首都平壤，金日成就住在这座美丽的城市。在这里，文工团向朝鲜政府和各省(相当于我国政府的部)作了一次演出，并同朝鲜人民军协奏团举行了联欢。
在为朝鲜人民军次帅崔庸健进行专场演出时，也许是因为团里的反复动员，演员们都很紧张，在演出舞蹈《团场》时，陈继章手中的道具灯突然脱手，直飞观众席，大家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上。好在道具灯上连着一个木把，也许是木把重量的关系，道具灯刚飞到台口，就向乐池垂直下落。此时，站在台口的一名演员紧急出手接住了道具灯。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继续往下演出。
文工团于9月10日回国。按总政首长指示，先后到旅顺港、大连市、鞍钢和沈阳飞机制造厂等地参观演出，很好地宣传了自己，开阔了眼界。
时至1957年10月，发生在中国大地的反右运动已如火如荼地蔓延开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震耳欲聋的广播声，让人亢奋，又让人不安。
文工团结束赴朝演出返回北京，未经休息便开展了反右运动。为配合全国整风运动，要求所有演职人员给党提意见。可回到北京后，大家想的都是出国演出的高兴事，哪有什么心思“提意见”，连座谈会也开不起来，团领导十分着急。邓宗舒是入党积极分子，团里便派人给他做工作，希望他能带个头。
邓宗舒从小生长在历史文化名城成都，虽然没有经过正规的音乐培训，可他在谱曲时，从来都是一气呵成，表现出少有的作曲天赋。进入西藏军区文工团不久，他便担任了乐队指挥。给舞蹈《第一次站岗》谱的曲，在参加西南军区文艺调演中获创作奖，展露了他不俗的艺术才华。
作为一名二十多岁的热血青年，邓宗舒已经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值此组织考验的关键时刻，他毫不犹豫，拿起笔来写了一张题为《向党支部敲警钟》的大字报，建议成立艺术委员会。当夜，其他同志都看演出去了，留在团里的歌唱演员杨一民协助邓宗舒抄写了这份大字报，并加进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第二天，这张大字报成了大家议论的热门话题。团领导在支部会议上表扬说：“这张大字报写得很好，这条建议很有必要，希望大家向他们学习。”独唱演员白乐安、小提琴手陈生一也表示了支持。乐队作曲罗念一紧接着也写了一张大字报，当天夜里就贴了出去。
然而，让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很快就有人对这些大字报表示了强烈反对，认为这种做法是在同党唱对台戏，是想让艺术委员会取代党的领导，而且这种反对意见迅速占了上风。随之而来的，便是邓宗舒、白乐安、陈生一、杨一民被划成了右派。曾被派去动员邓宗舒带头提意见的舞蹈队演员陈继章忍不住就去质问了文工团的领导：“在支部会上，你们还表扬了邓宗舒，你们说的话还算不算数？”可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位领导竟然说：“这叫引蛇出洞。”
好一个“引蛇出洞”！几个“右派分子”直接被遣送到河北承德的一条山沟里，接受了长达十多年的劳动改造。杨一民遭受的冲击最大，被下放农村给建筑公司拉板车。到北京落实政策时，他穿着老婆的裤子，补丁打了一层又一层，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让落实政策的同志直抹眼泪。罗念一比他们幸运多了，那晚他的妻子得知他贴出了大字报后，半夜起来给他撕了。否则，他的遭遇肯定也比这几位好不到哪儿去，那首风靡世界的舞蹈音乐《洗衣歌》，恐怕也就永远不能问世了。
高平到北京出差，于9月底便已回到拉萨。高原圣城的人们，经过一阵“反右”之风的荡涤之后，又渐渐地恢复了平静。秋末的风沙已开始瑟瑟地刮了，但牦牛照样在拉萨河边慢慢地啃草，拉萨河水照样在静静地流淌……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1958年6月的一天，团里通知高平，说西藏军区政治部的领导让他去一趟。是那首新写的诗又引起首长关注了吧！他有些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加快了脚步。
“你被补划为右派了！”迎接高平的竟然是这样一句令他毛骨悚然的话，还有那一张犹如死刑判决的通知书。
“我犯了什么罪？凭什么将我补划为右派？”过了好一阵，高平才回过神来，本能地问道。
“你在一篇日记里，为地主妇女辩护，就凭这一点，你就是当然的右派了。”站在领导旁边的一名干事冷冷地说。
高平想起来了。那年在新津的时候，他住在一个农民的家里，看见一个被称作地主的老妇，被农民用麻绳吊在梁上，已奄奄一息。当她的目光同高平的目光相遇时，似乎在向他诉说着什么。高平认为用这种私刑的方式对待一个老年的妇女，不符合我们党的政策，会有损我党的形象。当晚他把自己的想法写在了日记里。
谁能想到，多少年以后，它竟然会被突击式的“保密检查”发掘出来，成了把高平补划为右派的“铁证”！
看来高平去年在北京时的担忧，如同一个可怕的魔谶，最终还是应验了。当时，杨星火在北京参加全国妇女代表大会，高平到她住的宾馆去看她。谈到反右斗争的问题时，两人都感到很忧虑。高平还生气地说：“像我们这样的文人，出身不可能是工农，不管你写多少作品，政治运动一来，我们都是重点。肃反，你是反革命；三反，你是贪污分子；这次反右派，你又是右派分子……”
可叹这高平，19岁时，就作为西南军区文工团创作室的一员，奉命徒步进藏体验生活，在世界屋脊的雪山冰河间往返跋涉，写下了许多鼓舞西藏军民的诗作。他也因此爱上了西藏，并主动要求正式调入了十八军后方部队文工团，以便长期在西藏工作。参加甘孜垦荒、川藏线筑路、藏北机场建设，在波密森林，在中印边界，在藏胞家，在帐篷里，到处都留下了他深入生活的足迹，催生了这位满怀才情的文艺青年。他站在合唱队高高的台阶上，放歌自己用深切感悟和如火激情写就的成名诗作《打通雀儿山》时，仿佛整个西藏高原都已在自己的脚下、眼前和怀中，在这嘹亮、亢奋的歌声中涌动升腾了。
然而，高平无论如何是逃不过这一劫了。补划为右派后，他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取消了一切待遇，就连他因为舍不得离开奉献了八年青春的西藏，恳求“就地改造”的愿望也未能实现。同年7月，高平被遣送到甘肃武威黄羊河农场监督劳动。
1961年1月下旬，28岁的高平才在我党“纠正错误”的过程中得以释放，被安排在甘肃省歌剧团，干了长达23年的编剧工作，先后担任甘肃省文联专业作家、甘肃省作家协会主席，被评为国家一级作家。出版有诗集十四种、散文集三种、长篇小说《雪域诗佛》、歌剧《二次婚礼》、电视连续剧《贺龙》等，其作品曾三十多次在第九届卡罗维发利（捷克西端城市）国际电影节、中国艺术节等重要场合获奖。他还出访过欧亚数国，其作品已被译为英、俄、匈牙利、罗马尼亚、马其顿等多种文字。
四十多年过去了，高平的西藏情结始终不能释怀。他曾三次回到西藏，重温与藏族同胞的亲密友谊。有人问他：“假如你能年轻20岁，最想干的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说：“回西藏去！去感念它对我的滋养，抚慰我魂牵梦绕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