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平叛的硝烟
演出结束时，文工团领导决定，安排张欣正、罗念一、刘凯全和陈继章四个人下连当兵，随部队出征。一卸完妆，他们就背上背包、枪支，前往此次战役的主攻营报到了。
历史进入1958年，西藏的斗争形势更加尖锐复杂。
在西藏和平解放的进程中，西藏反动势力从未停止过各种分裂破坏活动。继1955年拉萨“人民会议”的反动图谋破灭以后，他们先后在甘孜的理塘寺、大金寺和昌都的宁静、盐井、左贡，以及甘肃、青海的部分藏区组织了局部武装叛乱。人民解放军依靠当地群众，平息了这些地区的叛乱，这些遭受沉重打击的武装人员纷纷流窜到拉萨地区。1957年5月，叛乱势力筹组成立“四水六岗”反动组织。1958年6月成立“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反动武装力量。西藏局部叛乱逐步升级。军区不得不给予坚决打击，命令155团、159团和昌都警备区实施局部平叛作战。
但西藏地方政府及上层反动集团执迷不悟，由暗中支持叛乱逐步演变为公开支持并亲自组织武装叛乱，叛乱武装的气焰更加嚣张。1959年3月10日，他们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全面武装叛乱。为巩固社会统一，维护民族团结，实现西藏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中央决定“彻底平息叛乱，充分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西藏军区各任务部队迅速展开平叛作战，在较快平息拉萨、山南、昌都地区叛乱的基础上，深入西藏边坝、唐古拉山高寒牧区、申扎以西、宁静等腹心地区进剿逃窜叛匪，截至1960年底，取得全面平叛胜利。
中央和西藏工委审时度势，决定在西藏彻底平息叛乱的同时，逐步推进西藏民主改革。从此，西藏历史掀开了崭新一页。
1958年5月，赴朝演出回国后的文工团仍在北京休整。这天，文工团接到西藏军区命令，要求大家立即返藏，为参加平叛战斗的部队慰问演出。团里决定，歌舞队先赴昌都，话剧队暂留北京拍摄电影《渡江探险》，其余人员随后跟上。他们一到成都，就全面投入了反映平叛活动的节目排练之中。
“叛乱分子在川藏、青藏一线活动猖狂，不时袭击我运输人员和车辆物资。为了对付叛乱分子突然发动的武装袭击，我们全体同志都要武装起来。”文工团孙培生政委告诉大家，“我们给每人都分发了武器弹药，男同志配有冲锋枪、步枪、卡宾枪，女同志每人也配发了手枪，子弹30发，全队还装备了一挺加拿大轻机枪，以及子弹2000发。”
对于文工团的同志来讲，很多人过去都没拿过枪，更谈不上参加实际战斗了。据歌舞队演员吴寿桐讲：“刚开始训练时，不少演员连枪都不会拿，更别说如何用。后来在军事教员的指导下，大家很快掌握了武器的性能和用法。在最后一次实弹考核时，都达到了及格以上。”
沿着川藏线向西行进，歌舞队在第一辆卡车驾驶室顶架上机枪。机枪手李继斌、罗良兴丝毫不敢马虎，两人警惕地注视前方，其他车辆紧跟其后。凡遇到峡谷地带和其他危险地带时就停下车，派出分队先行搜索，确定无情况后再行通过。
电影《渡江探险》剧照
每到部队驻地就进行慰问演出。与过去不同的是，演出的后台，除整齐摆放着服装、道具之外，还有每个演员的枪支、弹药，按照部队统一要求集中放置，派专人看守。
在昌都慰问演出后，歌舞队片刻未停就直奔左贡，为即将出发平叛的157团壮行。台上演员激情演出，台下部队群情激奋，“绝不允许分裂祖国”的口号此起彼伏。
演出结束时，文工团领导决定，安排张欣正、罗念一、刘凯全和陈继章四个人下连当兵，随部队出征。一卸完妆，他们就背上背包、枪支，去此次战役的主攻营报到了。
157团征战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夺回被叛乱分子占领的交通要道竹卡索桥，重建竹卡兵站。从左贡县城到竹卡只能步行，每名战士负重70斤以上，对四名下连当兵的文工团演员来说，要跟上部队那么快的急行军，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第一天中午休息时，演员陈继章的一双脚已有了三个水泡。尽管晚上挑破后好了些，第二天仍疼得不敢沾地。但看到战士们雄赳赳的样子，他只能咬牙上路，每迈一步都钻心地疼痛。(https://www.daowen.com)
157团主攻营急行军两天半赶到竹卡，才知道以普巴本为首的匪帮慑于我军强大声势，两天前已逃之夭夭。于是，该营又立即向普巴本匪帮的老巢老然寺奔袭而去。
老然寺是昌都南部一个较大的寺庙，依山傍水，地势险要。主攻营于第三天拂晓赶到该寺，大家丢下背包杂物就轻装上阵。二连和三连首先从寺庙正面发起攻击。战斗打响后，薛营长传来命令：“二、三连正面攻击遭敌强火力压制，一连三排从侧面攻进寺去。”
陈继章随三排三十余人，利用一条无水的小沟，慢慢从侧面运动到小河边，河面有十多米宽，河上无桥，但河水不深，可涉水而过。全排下水后被敌人发现了，部分火力压了过来。排长果断下令，立即发起了冲锋。上岸后短短五十多米，就有三个战士负伤倒下。有一个战士就是在和陈继章并肩冲锋时倒下的。
三排官兵以最快的速度冲到大楼的墙根，进入了敌人射击的死角。他们把一个伤员救了过来，然后顺墙根绕到寺庙侧门。但这侧门和寺庙正门一样，非常结实，没有工具绝对不可能突破。唯一的办法是爬上二楼窗户，砸开窗户进去，从里面下到一楼。然而，先后有两个战士向上攀登都失败了。
就在这时，陈继章向排长提出：“让我试试！”排长犹豫了一下说：“好！七班长掩护，上！”陈继章背起冲锋枪，发挥一个舞蹈演员平时练功的优势，奋力一纵就抓住了一根伸出来的滴水木檐，一翻身便骑了上去。站起身后，他抠着细小的墙缝，贴墙爬到了窗台上。然后把冲锋枪顺到胸前，一脚蹬开木窗，顺势冲了进去。屋里很黑，是一个堆放杂物的房间，很快他就找到了楼梯。然后顺着楼梯下到一楼，竟然一个敌人也没碰到。他打开侧门，全排的人便一下冲进寺庙，来了个“中心开花”。和二、三连里应外合，很快就结束了战斗。在当晚的战评大会上，薛营长代表营党委宣布：给一连重机枪排排长和陈继章各记三等功一次。
陈继章事后回忆说：“尽管我当时已是八年军龄的老兵，还在军政大学学习过一年的军事政治，但像这样直接拿起枪和敌人面对面战斗还是第一次，开始也曾有过初战时的恐惧，但很快就战胜了它。不少战士说，原以为你们文工团的只会唱歌跳舞，没想到提枪上阵也不含糊。”
1959年1月，歌舞队接到上级通知，立即返回拉萨接受新的任务。由于川藏线昌都至林芝段已被叛匪切断，他们只得沿青藏公路乘车进藏。当时部队平叛任务繁重，由于歌舞队配有武器，上级交给了他们沿途护送20台弹药车的任务。每天行车时，歌舞队的一辆车架着机枪开道，另一辆车为车队压阵。每到一个兵站，他们依然要给兵站官兵和过往人员演出。
当时，随歌舞队进藏的，还有探亲家属、休假官兵。由于敌情、社情极为复杂，歌舞队的女演员只好将辫子遮在衣服里，摘下防风沙的花头巾，封严车棚布，让人弄不清车队虚实。尽管如此，仍不时有一些骑马背枪的叛乱分子，在车队左右出现。车队行至安多时，西藏军区派了一个加强排和两辆装甲车前来接应。同志们刚刚回到军区，陈明义参谋长便高兴地迎了上来：“我的乖乖，你们终于回来了。”顿了顿，依旧操着他那浓重的河南腔调说：“要是让叛匪把咱们文工团给打掉了，那还了得！”
话剧队于1958年9月回到成都，作短暂演出后，奉命赴昌都地区慰问平叛部队。
演员们乘坐的解放牌大卡车，在怒江两岸陡峭的盘山公路上行驶，看着悬崖峭壁下的怒江，真叫人心惊胆寒。翻越磨坡拉山时，偏偏天不作美，大雨倾盆。“军用急造公路”泥泞不堪，汽车轮子拴上防滑链后照样打滑。为了保险一些，同志们只好下车冒着雨在泥泞里徒步前进。可是走了一段又折了回来——人走了，汽车还是寸步难移地在泥窝子里原地“打拱”。大家只有推车了，弄成了“汽车坐人”，演员们在泥水里推着车，五个小时才前进了两公里，一个个全变成了筋疲力尽的泥猴儿！
入夜，就地宿营。所谓“营”，就是在几棵大树之间拴上演出用的幕布遮雨，砍些树枝垫在下面，打开背包铺上就是床了。夜里大雨如瀑，积水就从树枝底下流走了。大家不得不佩服老演员们这种野外宿营的本领！
天亮时，话剧队演员翟俊杰躺在“水上漂”的地铺上，看到头顶的幕布湿得透透的却一滴水也没漏下来。这是怎么回事呀！他好奇地伸出食指在幕布上轻轻点了一下，这下可糟了，随着“嗤”的一声，雨水马上就朝指尖点过的地方挤过来，成线地往下落。演员们一阵惊呼，接着就是一片责怪声。翟俊杰赶紧挪开窝儿，找来个脸盆接住了水。老演员们立刻向他传授“真经”：“雨再大，只要你不碰布就没事儿！就像打洋布伞一样，水全流到边上去了。你要是一碰，马上就开漏，要是多点几下，就成大漏勺啦！”
去左贡的路上，临时赶修的公路大坑小凼，颠得要命。人在车厢里，就像坐在摇篮里，东摇西晃。演员们身下的背包，也被挤撞得散了架，不少演员一路呕吐不止，有的把胆汁都吐了出来。最可怕的是，经过一个涵洞时，乐队乘坐的那辆车，被山上落下的一块大石挤了个半倒，前车轮悬在公路外面，好几个演员被压在了装乐器的大木箱下面，其他同志也被撞得鼻青脸肿。大家好不容易才把木箱下面的同志“取”出来，简单包扎后又继续前进。大家只有一个心愿，要赶在部队平叛出发前，让官兵们看上演出。一到部队，这些“伤员们”带着纱布绷带就上场伴奏了。
在赶往130师的演出途中，起初还能勉强行驶汽车的公路，也渐渐地没有了，大家只得骑马前行。由于敌情复杂，所有人都不得掉队。可翟俊杰骑的那匹母马刚怀驹子，总也走不快。警卫班的一个战士急了，用枪刺朝马屁股上轻轻戳了一下，没想到这马却突然狂奔起来。翟俊杰顿觉耳边呼呼风声，如腾云驾雾一般，大家一片惊呼。忽然，他身子一斜，被马腿踢到了路边，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冥冥之中，翟俊杰依稀听到一片“小翟、小翟”的呼唤。他慢慢睁开眼睛，队里的老哥大姐们正围在他身边，焦急地大呼小叫。大家见他醒过来，刚刚舒一口气，突然见他白眼一翻，又迷糊了过去。“他是不是被痰噎住了？”不知是谁叫了一声，大家赶紧用手指伸进他的嘴巴。痰没有掏出，倒是掏出了一大团堵在嗓门口的干馒头。原来，大半天没吃东西，翟俊杰边骑马边将衣兜里的干馍渣掏出来往嘴里塞，还没来得及咽下就出事儿了。总算又活了过来，大家继续前进。翟俊杰已疼得骑不成马，只好歪在一头毛驴上，由一名演员牵着走。
到了洛隆宗某师部，同志们参加了一场翻身农奴控诉叛乱领主的大会。会场在一座寺庙的大殿前，人山人海，哭声一片，口号声震天：“夏令果夏令果（以血还血）！查令果查令果（以肉还肉）！”一位老阿妈揪住那个叛乱领主，撕心裂肺地哭诉，那个叛乱领主吓得面如土色，瘫倒在地。演员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惊心动魄的场面。他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封建农奴制度的黑暗、罪恶和它必然要灭亡的历史规律。戏剧创作员李连君当时正在这里体验生活，亲眼目睹了这震撼心魄的一幕，为他后来写成《雷声隆隆》《烈火熊熊》等剧作，奠定了重要的生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