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国家“一带一路”新型智库信息工程建设
（一）大数据平台建设是“一带一路”的内生需要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成为推动社会发展与时代进步的根本动力。如今，全球化日益深入，信息化突飞猛进，全球化与信息化相互交织，以数字化、网络化、多媒体化、智能化和虚拟化为特征的信息技术已经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第一生产要素，对于促进经济增长、推动传统产业技术升级、改变劳动力结构、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等，发挥着其他产业技术无法比拟的重要作用。大数据技术作为以数据为本质的新一代革命性的信息技术，深刻地改变着智库、电子商务、科研、金融、零售、教育、交通、医疗等诸多领域传统的服务能力与产业生态。以大数据为核心的信息资源建设既是“一带一路”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也是“一带一路”能否取得成功的可靠保障。在大数据背景下，“一带一路”新型智库建设迫切召唤“发展与大数据时代要求相适应的数据处理分析平台，创新大数据处理技术方法论和分析研究工具，加强大数据信息处理能力，积极完善信息服务体系”，[59]以大数据技术支撑国际新型智库建设。为加强对国家级智库的信息支撑，有必要重视“一带一路”新型智库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并尽快启动国家“一带一路”新型智库信息工程。
（二）“一带一路”大数据平台建设现状
据初步统计，截至2019年9月，全国已建或在建的“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平台）共28家。这些平台从类型上看，有综合性大数据研究或发布中心与某一领域大数据研究与发布中心两种；从功能上区分，一种是从事“一带一路”大数据采集、分析、研究与提供政策建议的学术研究机构，另一种是“一带一路”大数据信息采集与发布平台。总体上，这些数字平台由于在横向维度缺乏彼此关联，无法做到互通共享，在纵向维度受功能定位、研究力量等因素影响，缺乏比较全面的数据采集能力，尚处于“系统学习”阶段，且各平台之间存在技术壁垒、不能实现互访，难以满足为国家级智库提供有效数据支撑的需要。
相比“一带一路”倡议六年来取得的建设成果而言，“一带一路”新型智库信息资源建设无论在建设数量和规模方面，还是其对智库所能提供学理支撑与方法论支持的力度方面，都稍显滞后、不容乐观。之所以造成这种“拖后腿”现象，原因主要在于五个方面：国家尚未将“一带一路”信息资源开发上升到战略高度，进行系统运筹和整体规划；绝大多数“一带一路”智库急功近利，重实体机构建设，轻虚体平台建设，对信息资源开发重要性认识不到位；“一带一路”智库人员构成不够合理，缺少专业的信息技术人才，信息开发与运营能力及网站建设能力均不够规范；各级智库多数闭门造车，与政府进行信息交流互动的主动性不够；国家对“一带一路”信息资源开发研究对外的国际合作与对内的智库信息供给意识不到位，引领力、主动性、前瞻性均亟须加强。为此，有必要在国家层面对相关数字资源进行优化整合与系统集成。
（三）“一带一路”新型智库信息工程建设路径
“一带一路”既是大数据时代的产物，同时，“一带一路”的推进又必然产生大量的数据，二者彼此关联、互为依托。在“一带一路”语境下，国家应在战略上主动对接以计算机、网络和通信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革命，以钱学森系统工程理论及其方法论基础——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为依据，建立专家体系（智库——专家库）、信息与知识体系（大数据中心——数据库）、[60]计算机体系（信息技术——信息库）三方联动机制，实现思维方式（人-机结合）、研究方式（人-网结合）、工作方式（以人为主）的有机统一。具体而言，包括政策导向、职能定位、技术路径三个方面。
首先，在政策导向上，应遵循中央文件精神，做好“一带一路”智库的顶层设计。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其中指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克服当前我国智库建设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61]“一带一路”新型智库信息工程建设应严格遵循《意见》要求，以“功能完备的信息采集分析系统”为技术要求，“建设一批社会科学专题数据库和实验室、软科学研究基地”，“重视决策理论和跨学科研究，推进研究方法、政策分析工具和技术手段创新，搭建互联互通的信息共享平台，为决策咨询提供学理支撑和方法论支持”。[62]
其次，在职能定位上，由于受技术力量的限制，为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过度浪费，可在整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研网“一带一路”战略支撑平台与国家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两家“国字号”大数据平台基础上，成立依托并服务于国家“一带一路”研究院的国家“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以两家“一带一路”大数据开发平台为基础，通过职能调整与系统升级，对“一带一路”大数据进行系统要素综合集成、信息分析与研判，为智库研究机构和人员获取信息资源提供随机、实时与可信的研究样本，实现沿线国家信息共享，从而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有序推进提供可靠的信息保障。
最后，在技术路径上，根据开放复杂巨系统研究的层次性原理，可以设置从技术层到决策层共五个递次推进层次的技术管理体系。第一是平台层，完善国家“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职能定位，在行政指挥线上，为便于协调各部委工作，可将行政主管部门调整为国务院（业务主管部门为国家发改委）；在技术指挥线上，可在国家发改委统一领导下，根据国家需要，对国研网“一带一路”战略支撑平台和“一带一路”大数据分析中心进行数据资源对接与技术升级，重点增加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智库的大数据信息。第二是方法层，在完善大数据数据库基础上，通过语义搜索引擎实现大数据挖掘与集成，以此为基础，进行包括预测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在内的可视化分析，形成多元化数字资源网络。第三是资源层，在完成大数据集成基础上，通过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对研究文献、网络信息、人际交流信息、经济数据、舆情等数字网络资源进行处理，并按照特定的规则将知识单元进行有机组合，最终实现信息资源的逻辑化和有序化。第四是组织层，将经过逻辑化和有序化处理的大数据资源提交有关专家进行研究，形成“一带一路”不同领域的大数据研究报告。第五是决策层，将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大数据研究报告分别提交“一带一路”各领域管理人员及国家决策者，供科学决策参考，并最终形成“一带一路”新型智库信息服务体系。此外，该信息服务体系建成后，还可利用其易于传播和复制的特点，充分发挥其资源共享优势，做到资源利用最大化；同时，还可通过对各异构资源库进行有效连接，实现各系统之间的资源互访。有学者直言不讳地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最终能否得以落实，主要取决于决策高层及其智库在大数据处理上所表现出来的强大竞争力。”[63]
【注释】
[1]原文发表于《学术探索》2018年第6期，第42—54页，发表时题名为《钱学森开放复杂巨系统论视域下“一带一路”顶层设计研究》。
[2]1987—1988年间，面对当时严峻的物价上涨问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原710研究所科技委主任于景元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马宾研究员等一批经济学家和系统工程专家开始着手共同研究这一带有实际需求的社会系统问题。在研究过程中，马宾从系统工程角度出发，发起开放复杂巨系统研究，并提出“综合集成”的观点。
[3]1991年，钱学森正式提出“建立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理论”，并提炼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开放的特殊复杂巨系统”概念。参见钱学森1990年10月16日在系统学讨论班上的发言：《再谈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载于《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1991年第1期；另见钱学森著：《创建系统学（新世纪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2、125—129页。
[4]钱学森，于景元，戴汝为.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J].自然杂志，1990（1）：10.
[5]戴汝为.从工程控制论到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纪念钱学森先生归国50周年[J].自然杂志，2005（6）：366.
[6]这些文献主要包括：钱学森、许国志、王寿云：《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载于1978年9月27日《文汇报》；钱学森：《再谈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1991年第1期，第1—4页；钱学森：《基础科学研究应该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载于《哲学研究》1989年第10期，第3—8页；钱学森：《社会是一个特殊复杂巨系统》（在系统学讨论班上的发言），1988年1月12日；钱学森：《处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不能简单化》（在系统学讨论班上的发言），1989年4月11日；钱学森：《关于Meta-Analysis方法问题》（在系统学讨论班上的发言），1989年4月25日；钱学森：《定性定量是一个辩证过程》（在系统学讨论班上的发言），1989年10月10日；钱学森：《社会是一个特殊复杂巨系统》（在系统学讨论班上的发言），1988年1月12日；钱学森：《深化对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认识》（在系统学讨论班上的发言），1989年12月5日；钱学森：《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载于钱学森：《研究复杂巨系统要吸取一切有用的东西》（在国防科工委办公室同汪成为的谈话，1988年1月12日）；彭学诗：《钱学森在中央党校的报告》，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1—91页。
[7]钱学森.基础科学研究应该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J].哲学研究，1989（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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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戴汝为.复杂巨系统科学——一门21世纪的科学[J].自然杂志，1997（4）：190.
[10]钱学森.再谈开放的复杂巨系统[A].钱学森.创建系统学（新世纪版）[C].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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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戴汝为.复杂巨系统科学——一门21世纪的科学[J].自然杂志，1997（4）：187.
[14]钱学森.再谈开放的复杂巨系统[J].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1991（1）：3.
[15]钱学森，于景元，戴汝为.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J].自然杂志，199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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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钱学森，许国志，王寿云.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N].文汇报，197-09-27.
[21]于景元.钱学森的系统科学成就和贡献[N].科技日报，2010-10-24.
[22]新华社.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EB/OL].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3/28/c_111479398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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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许全林.用系统思维解读“一带一路”倡议[J].人民论坛，2017（5·中期）：50.(https://www.daowen.com)
[27]一般认为，共生是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按某种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即共生包括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三大基本要素。
[28]钱学森著.戴汝为，何善堉译.工程控制论（新世纪版）.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295.
[29]新华社.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EB/OL].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3/28/c_111479398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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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Lorenz Langer，Religious Offence and Human Rights：Implications of Defamation of Relig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370.
[52]Peter H.Schuck，The Limits of Law：Essays on Democratic Governance，Westview Press，2000：42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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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按照钱学森的说法，数据库即“大量库存的信息”，经有针对性地开发利用的数据库即“活情报”。参见钱学森著：《创建系统学（新世纪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8页。
[61]主要表现在：智库的重要地位没有受到普遍重视，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质量智库缺乏，提供的高质量研究成果不够多，参与决策咨询缺乏制度性安排，智库建设缺乏整体规划，资源配置不够科学，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亟待创新，领军人物和杰出人才缺乏。为此，《意见》提出，“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抓紧抓好”。
[62]中办国办印发《意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N].人民日报，201-01-21.
[63]陆刚.大数据时代“一带一路”决策系统的构建[J].当代世界，2015（7）：26-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