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多方位和多层次的协同合作
钱学森在1994年10月27日给胡海棠的信中指出，中国“两弹一星”工程能够取得成功除了党的集中领导，还在于“大家大力协同”。[31]其实，钱学森指出的是中国航天事业取得成果的一个重要法宝：协同合作。
众所周知，航天事业涉及众多高科技领域，涉及成千上万个零部件，且规模宏大、高度集成，不仅需要航天人的努力奋斗，更需要全国各行各业的大力协同。中国航天在六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基本建立起有中国航天特色的“部、院（局、基地）、所（厂）”三级管理体制，形成较为完整的研究、设计、试制和生产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充分体现出多方协同合作的特征。鉴于此，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工作应当实行多方位和多层次的协同合作，主要包括下面三个层次：
第一，与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个中心协同发展。
应当说，“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战略是中央和国家对上海发展提出的一个新要求，但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在上海“四个中心”战略之外新增一个中心，而是需要从协同合作关系视角认识“科创中心”与“四个中心”之间的辩证关系。从科创中心建设目标看，可以从功能、目标和手段上来认识科创中心与四个中心建设之间的关系。且事实上由于“四个中心”建设目前仍处于初步阶段，科创中心应与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个中心进行深度融合，相互支撑，共同发展，而非简单的平行发展关系。尤其是，“四个中心”可持续发展将会充分依赖科创中心建设过程中聚集起来的资源优势，以及科创中心建设提供的技术和政策平台。
可以说，上海“四个中心”的建设将越来越离不开科技创新的多方参与。与此同时，“四个中心”的建设和发展必定将会促进科创中心的发展。例如，上海金融业发展迅速，上海自贸区的发展使得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日益巩固。在某种程度上，科技创新有赖于金融市场的积极参与，甚至正是由于金融市场的风险投资直接导出某项科技创新的产生。因为企业的研发和创新需要巨额资金投入，成熟的金融市场能够在企业融资过程中降低市场信息的不对称，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科技融资提供便利，为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供强大的“民间资本力量”。
第二，实施长三角或更大地域范围内的区位协同。(https://www.daowen.com)
众所周知，上海位于长江入海口，具有天然的通航和通港条件，成为长三角核心城市，并拥有长三角的经济腹地。不仅如此，上海还是远东地区港口贸易的重要枢纽，连接着美洲和亚洲之间的往来。近代史表明，上海是一个可以包容外来人口和移民的城市，海纳百川，且逐渐形成以“海派文化”为特征的历史传统。但又正因如此，上海长期以来形成的地域优势心理导致在近十年来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中未能抓住历史机遇；尤其在诸多科技领域，上海未能充分利用其他区域内的科技成果，或与其他区域进行深度合作，从而在科技转型中“失去十年”。例如十年前上海的盛大、九城等尚在国内科技公司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如今与阿里巴巴、华为、京东等科技型企业相比，已经难成气候。
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区位协同精神，尤其是近十年来与长三角城市之间缺乏互动，始终抱有“上海优势”的心理。相反，长三角城市群中的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合肥等城市科技企业快速发展，尤其是近年来科大讯飞成为科技领域中的一匹黑马，带动的不仅是一个产业的发展，更是成为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再如最近的“美国封杀华为事件”，从某个角度透露出深圳在创新人才方面的巨大优势。正如有学者建议：“长三角为上海科技创新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纵深。长三角联动机制为落实协同创新奠定了基础。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已从‘对话性合作’走入‘制度性合作’。长三角区域各城市的差异化比较优势产业，成为创新技术跨区域溢出的重要载体。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加快成为区域协同创新的强大动力。”[32]
第三，与世界其他区域的科创中心开展广泛合作。
钱学森在研究系统工程期间，曾在1991年2月2日写给王铮的信中提出“世界系统工程”理念；其启示价值在于可以为科创中心战略的制定提供更为宽广的视野，即从国际视野定位上海科创中心。习近平总书记同样指出：“中国正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我们将全方位加强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积极参与全球创新网络，同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实现各国共同发展。”[33]因此，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还应积极地与世界其他区域的科创中心进行广泛合作交流，在此过程中建立起科创中心的“全球链”。
与此同时，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可以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彼此协同推进发展。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国家需求”和“上海使命”的结合，因为两者在“要素流动、市场共建、主体联动和研发合作等领域具备较为广泛的合作空间”；但经过分析后的现实则是，两者之间的互动未能够真正形成，且缺乏体系化目标，因此需要两者聚焦“最大公约数”，实现两者互促互进。[34]客观而言，上海可以借助“一带一路”倡议之际，从科技创新立场和视角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科技合作，主动和积极参与国际科技活动规则的制定，赢得主动权。由此看，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在某种程度上与钱学森提出的“世界系统工程”理念有不谋而合之处，即应当从“世界系统工程”视角看待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意义。
不宁唯是，开展国际间区位合作还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意。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并将创新位于发展首位不仅是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更是满足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需要，满足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构建和谐稳定的科技与社会发展关系，为世界提供解决问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