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系统工程的实施范式
钱学森系统工程思想脱胎于“两弹一星”航天系统工程实践与理论总结，其主要方法属于自然科学技术范畴；钱学森社会系统工程思想是对航天系统工程的社会化拓展，即从工程领域拓展到社会领域，从组织管理工程系统上升为组织管理社会系统。1978年6月20日，钱学森在昆明省委军区的学习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要“把经验上升为理论，把组织管理变成科学，变成科学技术，变成一门工程技术。”[29]其主要方法（或称技术路径）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综合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技术，采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互融的科学方法，将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认识论）转化为改造社会的实践技术（方法论）。交叉学科大量涌现、学科分化（二级学科越来越多）→学科交叉（交叉学科、跨学科不断涌现）→学科整合（新型综合学科产生）、“科学、技术、工程一体化”、[30]近代科学的数学化，[31]成为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特点和趋势。社会系统工程正是顺应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这一趋势“应运而生”，成为集成多种学科，涉及不同现代科学技术层次，规划、研究、管理社会的科学方法论。
系统工程技术的产生与系统工程在基础理论、技术科学与工程技术三个维度的发展密不可分。基础科学领域，20世纪60年代，随着系统工程的研究范围由传统的工程系统工程、军事系统工程领域扩大到社会系统工程和经济系统工程等领域，相应地，其应用范围也从军事系统和工程系统扩展到经济系统、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等。在此基础上，一种新的分析框架——系统分析方法理论逐渐形成并不断完善，进而为系统工程技术（包括社会系统工程技术）的产生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随着运筹学理论的扩展，大规模电子计算机的问世及系统动力学（System Dynamics，SD）的推广，以及社会科学发展的动力机制由抽象思辨驱动转向规范技术驱动，系统工程技术逐渐发展成一门具有普适性和整体性的现代管理技术，即社会系统工程技术。其管理对象也从工程管理转向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
（一）社会系统工程的思维模式
社会系统工程坚持整体性（integrity）、协同性（solidarity）、规范性（normativity）的思维模式。整体性把研究对象看作由各个构成要素形成的有机整体，从整体与部分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中揭示对象的特征和运动规律，研究对象的整体性质。整体思维（integrative thinking）坚持连续性、立体性、系统性原则，认为整体是由各个局部按照一定的秩序组织起来的，要求以整体和全面的视角把握对象。协同性强调元素与元素、事物与事物间属性互相增强并向积极方向发展的相干能力，即元素间、事物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牵涉的能力，表现了要素在整体发展运行过程中协调与合作的性质。通过结构元素之间的协调与协作形成拉动效应，推动事物共同前进，实现个个获益、整体加强、共同发展。协同思维（synergetic thinking）不是独立于形象（直感）思维、抽象（逻辑）思维和灵感（顿悟）思维之外的一种思维方式，而是综合三种思维方式、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事物的一种思维方法。所谓规范性，胡塞尔（Edmund Husserl）认为，是指创造与改变各种规范（norms）的力量（power），是在绝对的客观真理的规范控制下创造出来的一个观念（即意识）世界。“意识在规范（即规范的观念）的控制下，以实践的方式把无限设定为是意志的目标，并在新的发展形式中来确立。”[32]规范思维（normative thinking）是与经验思维（empirical thinking）相对应，基于规则和规范思考和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在钱学森看来，系统工程研究包括三个方面：过程研究的整体化、技术的综合化、管理的科学化。这里，“过程研究的整体化”即整体性，“技术的综合化”即协同性，“管理的科学化”即规范性。(https://www.daowen.com)
（二）社会系统工程的技术原则
解决社会系统工程问题应坚持整体最优化、程序规范化、政策法律化和决策民主化的技术原则。整体最优化是社会系统工程的目标。整体最优又称总体最优（global optimum）、全局最优，是相对局部最优而言的，指从整体考虑求得最优结果（效益最优）。应从系统整体性角度出发，规划和设计社会系统工程，这是社会系统的发展目标。程序规范化是实现社会系统工程目标的方式，即以定量化的形式，按照规范化路径实现系统的技术目标，尽可能减少社会信息系统的失真。政策法律化是社会系统工程的保障机制。由于社会系统的基本单位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人，很难保证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避免判断失误从而导致行为失范。因此，对系统规则（政策指令）赋予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法律性质，是规范社会系统客体技术行为的有效性而采取的必要手段。这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决策民主化是社会系统工程的条件保障和对政策法律化的重要补充，是科学化基础上的民主化。决策民主化旨在避免决策失真，有利于增强社会成员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感，激发他们的创新活力，更好地达到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为实现上述“四化”，在技术路径方面，钱学森提出，处理社会系统工程问题应采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简称综合集成方法，Meta-synthesis）。
（三）社会系统工程的技术路径[33]
（注：本部分内容与第四章第一节“开放复杂巨系统方法论”相同，此处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