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学影响下的集大成特征

中国古典诗学虽然群体林立、观念纷呈，但严羽之后，众多诗论家关注的焦点开始集中于学识与才性、格调与性情、复古与新变的关系。以复古为特征的群体大多把某一时代树立为典范，主张通过典范的学习来写出优秀的作品，格调优先、提倡复古、注重学识是他们论诗的特色；而以新变为特征的群体的基本主张是强调真情、提倡新变、注重才性。乾嘉诗人论诗极力避免极端之论，力图兼容并取，正是考据学风影响的结果。

乾嘉考据学与诗学的密切联系表现为乾嘉诗人同时兼有学者的身份。首先，有些诗人是以乾嘉考据家而著称的，如“吴中七子”中的钱大昕著有《廿二史考异》《元史艺文志》《十驾斋养新录》等；王鸣盛著有《尚书后案》《十七史商榷》《蛾术编》等；“常州七子”中的孙星衍著有《尚书今古文注疏》《孙氏周易集》等；“绵州三李”中的李调元著有《易古文》《尚书古字辨异》《郑氏尚书古文证讹》《诗音辨》《礼记补注》等。这些诗人的学术成就超过了诗歌。其次，有些诗人的创作成就与学术成就同样显著，他们既是第一流的诗人，也是第一流的学者。如“乾隆三大家”中的赵翼著有《陔馀丛考》《檐曝杂记》《廿二史札记》等；肌理说盟主翁方纲著有《礼记附记》《两汉金石记》《经义考补正》《通志堂经解目录》《焦山鼎铭考》《粤东金石考》等；“吴中七子”中的王昶著有《金石萃编》《湖海诗传》等；“三才子”中的法式善著有《成均备遗录》《李文正公年谱》《洪文襄公年谱》等；“常州七子”中的洪亮吉著有《毛诗天文考》《春秋左传诂》《六书转注录》《十六国疆域志》等。第三，还有一些乾嘉诗人虽然学术成就不是特别显著，但他们却有充当四库馆臣、编撰史书方志等学术研究经历，如“乾隆三大家”中的蒋士铨曾供职国史馆，担任《续文献通考》《皇清开国方略》纂修官；“常州七子”中的黄景仁曾授武英殿书签官，入四库馆。可以看出，乾嘉诗人多数具有学术研究的经历。正是这种特殊的经历，使乾嘉诗人的知识视野和学术领域远较前人宽广。如位列“东南二老”的沈德潜常被视为格调说盟主，其交游涉及惠栋、厉鹗等著名学者，其考据学论著有《古文易考》《尚书古文今文考》《周礼缺冬官考》《新旧唐书考》《史汉异同得失辨》，其以学入诗之作有《唐明皇太山封禅碑》《书马文毅公汇草辨疑后》《过黄潜善墓》，不难推测沈德潜的学术素养一定远较明七子深厚。(https://www.daowen.com)

正是由于乾嘉诗人普遍的深厚学养，使他们对众多传统诗学命题的看法远较前人深刻，并呈现出鲜明的集大成特征。如传统诗学论创作主体要素时常提及才、气、学、习四个方面，并认为四者无先后轻重之分。乾嘉诗人普遍认为，对诗人而言，先天之才固然可贵，后天之学尤为重要。“东南二老”中的沈德潜指出：“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15]把“学识”视为创作的基础。“乾隆三大家”中的袁枚指出：“人闲居时，不可一刻无古人；落笔时，不可一刻有古人。平居有古人，而学力方深；落笔无古人，而精神始出。”^[16]这位风流自赏、以才著称于世的诗坛盟主也认为学力深是优秀诗人的基本要求。“吴中七子”中的钱大昕进一步指出，诗人应有“四长”，《春星草堂诗集序》云：“昔人言史有三长，愚谓诗亦有四长：曰才，曰学，曰识，曰情。放笔千言，挥洒自如，诗之才也；含经咀史，无一字无来历，诗之学也；转益多师，涤淫哇而远鄙俗，诗之识也；境往神留，语近意深，诗之情也。”^[17]认为优秀诗人离不开天生的才华，后天的学问，还要具有分辨高下雅俗的见识，作品最终具有意味深长的抒情效果。这种观念涉及创作主体要素和审美效果，就论述的深刻性而言远迈前人。

以深厚的学养为基础，乾嘉诗人对众多诗学基本问题以及用典、议论、法度等创作技巧的探讨，能够充分吸收前人合理主张，兼收并取，不趋极端。比如，对如何处理继承古人与师古独创的关系，乾嘉诗人均意识到明七子机械复古之弊，故在学习古人的前提下，对真情和创新精神大加推崇；对如何处理用典与直抒性情的关系，乾嘉诗人认为用典应如水中着盐，不露痕迹；对如何处理诗歌议论与抒情的关系，乾嘉诗人认为议论须带情韵以行，不可流露出学究气；对如何处理法度与自然的关系，乾嘉诗人认为法度不能流于雕巧，要大巧若拙，流于自然。正是由于乾嘉诗人学识广博，故对相关诗学问题的认识能够摆脱门户之见，立论通达，呈现出鲜明的集大成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