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被长时间劳动、过度的压力以及模棱两可的评价逼得走投无路，还把整个人生和人格都搭在了工作上，感觉自己都废掉似的“全人格劳动”。此前，以大企业和中小企业正式员工的事例为中心，听取了他们从劳动现场发来的心声，接下来是有关“非正式员工”的事例。看看派遣工和契约工他们是怎样被折磨的吧。
由于未婚妻的父母反对而婚事告吹
东京都内某PR（传媒）公司已经工作8年的契约员工（32岁），在其28岁的时候，曾经想和一位派遣女工结婚。女方已经接受了求婚，并决定两个人共同奋斗。但女方父母在得知他不是正式职员后，就坚决反对说“我们看到了我们女儿将来会很辛苦”。刚开始她还说要“说服父母”，后来见面次数越来越少，2个月后她说“毕竟我不能和我父母断绝关系”，婚事最终告吹。从那以后，他对恋爱产生了恐惧症，所以迄今没有女朋友。
当年在参加就业招聘活动时有40多所厂家接受了他的简历，但没有一个聘用他。于是他延期毕业，变成了“就业浪人”，但第二年的就业活动同样也不理想。就在那时，某派遣公司招录邀请说“你要是应届毕业派遣的话，成为正式员工的概率会很高的”，于是他在派遣公司登记，到秋天一毕业很快就被派遣到五十多人的PR公司，并担当经营一职。3年后他成了该PR公司的签约员工。
被画了“录用为正式员工”的大饼
婚事告吹以后，他越来越想做正式职员。上司鼓励他说“好好努力就让你做正式职员”，为了得到这个挂在眼前的“大饼”，哪怕被安排超过正式员工的工作量，他也毫无怨言地完成任务。有时拜访客户到末班电车发车时间，对于突然而来的加班和假日的出勤也满口答应。有时星期五突然要求星期一前完成某企业的企划书，而不得不取消周六日计划好的和朋友的旅行。但是，不管如何拼命努力，这个“大饼”总也得不到。干着和正式员工同等或超过他们的工作，负着和他们同等或超过他们的责任，到手的工资却只有正式员工的7成，更没有奖金。
“尽管比正式职员都卖命，帮助部门摆脱了亏损，但待遇上却落差很大。总感觉我只不过是被上司当成为随便使唤的便宜的拉磨工具。”
非正规雇用不断增加
非正式员工在增加。根据总务省的劳动力调查数据（图4-2）显示，1990年非正式员工为881万人，其后不断增加，到2015年达到2倍以上为1980万人。由于正式员工比例在缓缓下降，所以1990年曾占比为20.2%的非正式员工，到2015年已经增至37.5%。非正式员工中约7成为女性。
图4-2 非正式员工逐年上升
非正式员工者中，有的是因为“在丈夫的扶养下仍想工作”“想有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而选择此种劳动方式。根据上述调查显示，真正想转为正式员工的人不到2成。根据厚生劳动省的调查得知在派遣劳动者中，希望转变为正式职员的人要超过6成。
中高年派遣10年间增长至2.4倍
最近由于裁员的影响导致中高年的派遣员工激增。根据劳动力调查，45岁到64岁的中高年派遣员工数在2014年平均为34万人，是10年前的2.4倍。在约119万派遣员工中有近3成为中高年劳动者。
原在某大制造企业工作的52岁男性，由于其工作部门的业绩恶化而在两年前被裁员。虽然在带薪休假期间开始了谋职活动，但一直到离职时也没找到下一家。家里有一个还在上小学的女儿，妻子已经做了近20年的主妇，要她现在出去工作也开不了口。该男性为了生计在派遣公司进行了登记。被派遣岗位都是些搬家、保安、交通协管、仓库内的工作等在现场需要卖力气的活计。对于一位超过50岁的人来讲的确有点吃不消。
被相差20多岁的年轻正式员工信口指使
被派遣到物流仓库时，主要承担按订单查找商品然后打包的“出货员”业务。被派遣公司的领导是一个30岁左右的男性正式员工。他用非常随便的语言指使，哪怕有一点错误就会怒斥“真是没用啊”“要把你开除”等。对其他的派遣员工也是这个态度。每天听着这种否定人格的粗言暴语，该男员工的左耳开始失聪。被耳鼻科诊断为“压力性突发失聪”。
因害怕这样下去两耳变聋，于是向其总公司的总务部投诉说受到了职权骚扰，结果被告知“因为你是派遣员工”，“如果实在讨厌的话就去其他公司吧”，最终也得不到解决。
“现在本应该是社会关注性骚扰和职权骚扰的时代，在做正式职员时也曾有受保护的感受，现在竟被告知派遣员工不在保护对象范围内。”(https://www.daowen.com)
想住院就被解约
“如果继续做下去感觉自己会废掉，所以就辞职不做了。”一位关西女性（38岁）在做了近10年的宾馆非正式员工后于3年前辞掉了该工作。上面是她在第一次调查有关“全人格劳动”时的留言。
在宾馆干的基本都是站立工作。包括早饭的自助餐和会议室的准备等，从早晨五点半工作到中午。然后回家吃中饭并休息，下午从五点开始负责宴会的准备和结束后的收拾，晚的时候要做到近12点。第二天早晨又是从五点半开始上班。宾馆为了削减经费，空调只在有客人的地方使用。宴会的准备和收拾期间都是在夏天热冬天冷的场所工作。另一方面，正式员工主要从事一些仓库管理和票据确认等业务，基本是不会出现在现场的。
某年冬天，因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查出卵巢肿大而被建议做摘除手术。虽然手术是拒绝了，但被医生批评说“身体寒，且无法保证充足规律睡眠，不要从事那种工作了”。在其后的数月里，突然会有呼吸急促的症状，非常苦恼。
另外，该女性虽然劳动被认可从派遣员工变成了契约工，也缴纳了社会保险，但有一次想请假说“下巴做手术想休息一个月”，却被告知“那就暂停签约”，又回到了派遣员工的状态。生病休养期间也得不到保障本人和家人生活的“伤病补贴”，于是又自费缴纳保险费重新参加国民健康保险。手术前不安的时候受到冰冷待遇（真是雪上加霜）。
精通6国语言的旅游陪同年收入不过200万日元
“即使因流感发高烧40度也被要求去南美”，一位从事海外旅行伴游的40岁女性在调查中如是谈到。作为派遣员工别说是犯错误了，哪怕是身体上的不适也不被允许。承担着比正式员工更大的责任，而薪水却比他们低，还没有奖金、带薪休假和退职金。
该女性说：“这是一份有价值的好工作，但总感觉被要求像机器人一样方便且完美无缺，因为替代品到处都是。”
就像我们第一次接触到的男性伴游那样，几乎所有的同程伴游都是派遣员工。这些海外伴游们都是自费学习各国语言，这位40岁的女性会灵活使用日语、英语、西班牙语等合计6种语言，作为同程伴游已经有20多年的阅历。她每月有两三次跟团，每月工作16到26天，年收入也不过200万日元左右。另外，还必须自己支付国民健康保险和养老金。2017年由于恐怖袭击和不景气，外出旅游骤减，年收入可能低于100万日元。
海外同程伴游一旦外出跟团到回国之前都要受约束，1天平均12小时，更长时一天要十五六个小时跟旅客在一起。文件规定可以休息1个小时，实际上根本无法休息，即使身体状况不好也无法休息。在陪同去欧洲旅游不配备导游时，多是由陪同来做介绍和翻译。由于该工作并不是谁都能做，所以有时候会带病出发，出发前一天由于突然生病无法前行时，要自己全额支付替代陪同的机票。
非正式员工也要用知识武装起来
作为特定社会保险劳务士，从事劳资双方劳动争议协商工作的押本靖贵先生介绍说，“健康保险”“厚生年金”等的社会保险大多由企业方面承担，所以不让非正式员工参保的公司不在少数。那样的话，无法从健康保险中获得“伤病补贴金”，生病或受伤不能工作时的生活也得不到保障。
社会保险则是只要达到正规员工四分之三以上的劳动时间和天数就有参加的义务。即使有要自己负担保险费的心理准备，也建议选择能够参加社会保险的劳动方式，而不是参加没有伤病补贴的国民健康保险。特别是社会保险费是和公司均摊的，所以对个人也很有利。
另外，劳灾保险是适用于所有劳动者的，哪怕工作一天也包括在内。而雇用保险则是雇用期间预计在31天以上且每周工作20个小时的业务，所以最好刚开始就向公司确认。如果没有参加雇用保险，突然遭到解雇的话就无法领取失业金，到再就职之前就是零收入。既然公司不给我们保护，我们只能自己保护自己。
押本先生还说：“对于各种制度和权利，不要自认为是非正式员工就放弃。有必要用知识武装自己以便和公司对话。”
除了审判以外还有劳动审判和斡旋
社会保险劳务士是劳动协商和社会保险方面的专家，其中特定的社会保险劳务士还可代理“诉讼外纠纷解决手续（ADR）”的斡旋业务，通过当事人双方的协商解决问题。
在耗时又耗钱的“打官司”以外，还有便宜且解决迅速的“劳动审判”流程和用不了半天的“斡旋”。这些与打官司相比门槛低，还可有各种各样的选择。
迄今为止我们先后4次探讨了劳动方式。读了第一次实施的调查问卷的回答以及之后的来信谈及的意见和体会，我们了解了有多少人正在为工作而苦恼，人生为工作而混乱。问题很严峻。那些把工作等同于人生的人啊，请在被工作夺走全部人生、自己彻底报废之前，暂且停下来思考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