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1）大量“博士”过剩的现实
僧侣：水月昭道
高学历的人在就职和特定的群体中被优待的风气曾被看作“学历歧视”，当成一种社会问题。而现在的日本，却是大学本科毕业成为硕士或博士之后反而无法就业的讽刺现实。实际上，即使取得了博士学位也无法从事所希望的职业而被迫成为自由职业者的人大有人在。
为了让世人广泛了解研究生的就职惨状（也包括当时的我自己），我在2007年曾经出过一本题为《高学历低收入群》的书。然而从那之后，十年过去了，状况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这几年，研究生院和研究生招生的数量都有所减少，完成博士课程人员的就业率依旧很低。2015年度的就业率（除去医、药、牙专业的文理科合计平均）为52%（图5-1），即2个人中有1个人没有稳定的工作，每年有4000到5000人被迫加入自由职业者大军，实质上被排除在社会运行轨道之外。
图5-1 大学本科毕业生和博士课程修了者之就职率比较
修完博士课程人员中就业人数（正规职员等）的比例为52%，低于本科毕业生的68.9%。另外，修完博士课程的人员中，不同的专业其就业比例也参差不齐（上图参考文部科学省2015年“学习基本调查”制作）
我来介绍一个我亲眼所见的事例，一位快30岁时取得博士学位的男性，怀揣着大学教师的职业梦想在培训机构打工，而且一打就是几年。为了生计在好几个培训机构兼职，但其年收入也不过240万左右，生活比较困苦。有时候培训机构邀请他做“正式职员”，但他想到“明年教员的职位或许就空出来了”“不想浪费迄今所积累的研究”，最终无法决定。这种事例其实不胜枚举。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原因在于1991年文部省（现在的文部科学省）为了“培养优秀的研究者和拥有高度专业能力的职业人才”而制定的“研究生院重点化政策”（图5-2）。该政策的意图是，作为国策不断增加研究生院和研究生人数，弥补当时已经预见到的“18岁人口大幅减少而引起的学生数减少”。从大学方面来看，为了稳定由于少子化导致入学人数减少而带来的经营问题，在稳定教员身份方面是非常合适的。
图5-2 1990年以后急剧增加的研究生院数和在籍学生数
1991年提出的“研究生院重点化政策”促使研究生院持续增加。其结果是研究生院的学生数在1990-2010年这20年间增长到近3倍（参考文部科学省的“学校基本调查”绘制）
可是，根本性的问题产生了。入口扩大了但出口依旧狭窄。大学教员的职位倒是也减少了。企业方面，相比“拥有高端专业能力的职业人”，更需要年轻而有活力的大学本科毕业生，这种状况并没发生变化。其结果是既无法从事研究，也无法入职企业的博士大量剩余。
对于修完博士课程者的约52%的低就业率，单单“自己的责任”这一句话是说不通的。而高学历的学生们也要理解，单纯等待企业录用和研究机构的计划改变这条路也是行不通的。如果确定以研究者为目标，那么也可以考虑充分利用“academist”这种学术界的众筹从市民那里募集资金，以自由人的立场来持续研究也是不错的。如果就是为了能够工作挣钱，那发挥自身的专业能力来创业也是不错的选项。
今后，硕士生和博士们的未来并不明朗。“高学历”并不一定会度过快乐的人生。可是，如果摈弃依赖国家和大学扶持的想法，也可以开启更为自由地研究学问的时代。真希望这样的硬汉研究者多多诞生。
（2）企业不断认识到“以学历作为指标无济于事”
人力资源工作研究所主要研究员：丰田义博
我接触就业信息报志的编辑后，在人力资源研究所听取了十几年的就业活动现场学生和企业的发言，做了十几年的调查。应届毕业生招录现场所谓的“学历过滤器”开始被媒体关注是这几年的事。或许是考虑到有损企业的形象，国内企业几乎没有一个公开声称“以大学名来选拔”。
可是，从人事部门的立场来考虑的话，当然是想在录用过程中尽可能抑制综合录用成本。在有了“想要某种人才”的具体形象时候，在数以万计的应聘者中进行全员面试的确也是很难的。这么说可能有点不好，但优先面试那些和“具体印象”偏离风险较小的大学毕业生是很有效率的。人气企业采用学历过滤，先不论其是非，的确有一定的合理性。
如果追溯到过去的话，过去的日本企业比现在实行更为严厉的“学历招聘”。到1960年前半段为止，大学生本身人数不多，那时几乎都是录用被特定大学推荐选拔出来的学生，实施实质性的指定高校录用制度。那时即使想进某企业，该企业也只针对特定的大学招聘。现在公开招聘是主流，与那时相比，可以说市场已经相当开放了。
采用独特招录方法的企业正不断增加
另外，以1990年为转换期，在招录中大学名所占比重开始持续下降。这其中具有象征性的事例就是索尼公司于1991年开创“不问大学出身的录用”。
在日本企业以欧美企业标准为目标进行赶超成长的时代，把从考试中胜出的能力，即一味吸收知识和技术的能力原封不动地活用于工作现场。可失去了追赶目标后“考试中胜出的能力＝工作能力”的等式就不再成立。企业开始追求单靠偏差值无法测算的拥有创造性的人才。现在的丰田汽车、朝日啤酒、TBS等倡导对学生不问其毕业院校名称的“学校名不问”招聘方式广为流传。
2016年从企业收回的有关在招录时重视项目的调查问卷显示，“大学/大学名”排在第10名，确实不算高。还有，人事部门已经意识到年轻人早期离职风险的当今来讲，并不再追求纯粹的“是否优秀”，转而更重视“是否和公司文化合拍”“能否为公司长久工作”。
对企业的入职志愿、相合度以及“该学生有前途”这种成长可能性是学历、资格证书、托业分数等固定指标无法测试的。所以，企业在面试、分组讨论方式上下功夫，通过实习让其实际参加劳动，来鉴定学生的能力和思考行动特性。这其中有的企业把应聘者集中在一起打麻将，有的企业只通过毕业设计或毕业论文来评价等，采用独特方式的企业不断增多（图5-3）。
图5-3 企业也采用独特的雇用方法(https://www.daowen.com)
表格来源：编辑部调查。图表制作：KI策划
为了招录不但优秀，而且有意愿为企业工作的学生，企业方面年年下功夫。尽管学历依然是招录中判断材料之一，但今后不会单纯根据“学历”来录用。这一点希望学生能够明白。
（3）这十几年来有种对学历腻烦的感觉
专栏作家：小田岛隆
所谓的学历差别，应该是“努力到最后，多少也是个像样的差别”吧。对人的挑选会表现在很多地方，譬如说就业。这时，根据什么来选择是个问题。在20世纪后半叶，作为“总中流社会”的日本所采取的是学历。人因为很多东西被区别对待，这其中包括出身、家境、经济实力、容貌、关系等，即使到现在也是这样。但我们都认为“学历是本人的天赋和努力的结果，这不是像样的差别吗？”
大学的学费高涨，加上为考入好大学，补习学校的存在感越来越强，现在不是殷实家庭的孩子就无法进入好的学校。其结果是学历已经不是偏差值的高低差别，而是从父母那里获得的环境和资产的强烈反映。所以，现在的学历正在退变为和家世差别并无二致的东西。
譬如说现在，能够考入东京大学的几乎所有的高中生都是初高中一贯制的有名私立学校毕业（图5-4）。我们那个时候，能不能进入好的大学是高中三年和大学考试说了算。可是现在，才12岁就已经定性了，是去公立学校，还是匆匆忙忙选择自觉意识高的学校，两者截然分开。而且，做这样区分的并不是孩子本人的学习能力，有时是父母的经济实力，真是让人无能为力。
图5-4 2016年考取东大高中前十名
上述前十所高中里面有8所为私立，国立仅有2所，而公立却1所也没有（引自2016年10月6日的网络教育调查 http：//www．inter－－edu.com/univ）
特别是现在，面向2020年，政府的教育再生实行会议正在推行以“培育更多国际化人才”为目的的大学入学考试改革。大学入学时不仅实施知识考试，还通过面试和小论文等评价其多方面能力。可是，譬如“能否在面试中沉着而有条理地回答”等，其实受学生本人的“教养”，也就是父母的教育和抚养等的环境影响很大。由于在考试中引入了偏差值以外的因素，“不是好人家的孩子就上不了好大学”的潮流反而越来越强。
我们当时对东大毕业的学子们尽管怀有尊敬之意但并不自卑，是因为我们认为“他们会学习，也仅此而已”。因为如果单纯说偏差值高低的话，是个相对的概念。但如果在偏差值的序列里捆绑上了人性、教养、经济实力和社会阶层等，那真是无处可逃了。
我们那个时代能够进入好大学的学生都很自负地认为“老子的偏差值高”，却没有把自己归入上流社会的意识。可是现在的东大生、早稻田和庆应大学的学生则可能会认为自己是上流阶层。学历意识如果脱离了偏差值意识，变成某种选民意识的话，那只能说是性质变得相当坏了。
（4）日本把“学历概念”理解错了
社会学家：吉见俊哉
如果被问及学历有必要吗？我肯定回答很有必要。只不过我在这里提到的“学历”是指在大学或研究生院何种科目取得多少分数的记录。相当多的人理解为“某某大学毕业”，就是把考试的“合格”当成了“学历”。本来的“学历”是入大学以后才形成的。认真研究学问所得到的知识和见解，不管在什么领域都可以运用于工作中，即使不能运用也是一种教养而终身受益。可是，日本的大学并没有严格进行成绩评定，显示真本领的本来学历被“合格学历”喧宾夺主。这是不行的。日本的社会其实是搞错了学历的概念。
所以有必要讨论下学习本身、“大学的质”。战后从1945年开始到1990年，日本的大学数目从48所增加到了507所（图5-5）。在18岁以上人口增加、大学升学率上涨期间，大学的增加有其合理性。可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18岁人口的减少，“招不满”成为问题的时候，大学还继续增加。这明显是供给过剩。大学为了填补招生名额开始互相争夺学生，大学入学门槛降低，教育内容的水准也开始出现了问题。
图5-5 战后日本18岁人口和大学数量之对比
18岁人口和大学数的对比（1948—2014年）。18岁人口开始减少的90年代初开始，大学持续增加（参考《〈文科专业废止〉之冲击》刊登的表格和《学校基本调查》制作）
更有甚者，一部分大学把确保学生数量优先于提升大学教育质量，开设了各种名称时髦的专业等，展开了“招生营销”。
能够特别表明其状况的当属20世纪90年代以后产生的专业种数的“寒武纪大爆炸”（图5-6）。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专业数还不满100种，但10年间增长至2倍，特别是20年后增长至4倍多。“城市生活专业”“现代生活专业”“动机行动专业”等这些单凭专业名称无法判断学习什么的五花八门的专业产生了。这些把市场理论优先于学问理论的大学，更是助长了不重视入学后学习的过程和成绩的社会风潮，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图5-6 1990年以后产生专业种类数的“寒武纪大爆炸”
大学里专业的种类数变迁（1945～2015）。1990年代初以前不满100种，1990年为97种，2010年增加到482种。（参考文献《〈文科专业废止〉之冲击》）
在知识本身复杂化、流动化的当今，大学本身也面临着变革。在美国已经出现了可以选择多专业的“双学位”“主学位”的模式，如医学部的学生作为副专业认真学习哲学和伦理学、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学生也专修知识产权等“同时学习多专业领域”的模式，日本的大学也应该积极地导入。
另外，有必要构建某种对学习内容能够进行可视化操作的共同框架，就是把“选择何种科目组合学习，可以达到何种成绩”这种学习履历简单易懂地可视化。举例来说，我们有把“优”“及格”等成绩换算成“4.0”和“2.0”后取总分平均化的GPA，如果构架一种包含教养科目在内的科目关系，在严格进行成绩评定的基础上折算成GPA，就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跨大学评价。如果在大学的学习在社会上得到恰当评价的话，那么真正意义上的学历就会在社会上受尊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