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活动选择影响因素

第三节　休闲活动选择影响因素

一、描述性统计

城市居民休闲活动的选择受到来自个体特征、活动属性、设施场所、产品服务、休闲距离，以及社会关系等多方面的影响。2004年上海居民休闲活动选择影响因素统计结果，见表3-21。

从统计结果来看，在2004年休闲活动选择影响因素中，“完全无影响”选择比例较高的为家人朋友的支持、休闲方式的时尚性和周围人参与休闲活动的多少，选择比例分别为16.36%、16.36%和14.87%；“影响较小”中选择比例较高的为休闲方式的时尚性、家人朋友的支持、休闲产品的宣传和推荐、周围人参与休闲活动的多少，选择比例分别为52.04%、50.56%、49.07%和44.24%。这说明，休闲方式受家人朋友、身边人和休闲设施的时尚性等因素影响较小。“影响比较大”选择比例较高的有休闲方式的趣味性、休闲设施的质量、休闲场所的管理水平、休闲方式的娱乐性、自己的心情、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休闲服务的水平，选择比例均在50%以上。“影响非常大”选择比例较高的为自己的兴趣爱好、自己的心情、休闲服务的水平，选择比例分别为35.69%、29.74%和27.14%。

2014年上海居民休闲活动选择影响因素的统计结果表明，“完全无影响”选择比例较高的为休闲方式的时尚性、休闲方式的知识性、周围人参与休闲活动的多少和休闲产品的宣传、推荐，选择比例分别为19.67%、14.33%、10.56%和10.46%；“影响比较小”选择比例较高的为休闲产品的宣传、推荐、休闲方式的时尚性、休闲方式的健身性、休闲方式的知识性，选择比例分别为42.48%、42.30%、41.83%、41.37%；“影响比较大”选择比例较高的为休闲设施的质量、自己的兴趣爱好、休闲场所的管理水平、休闲服务的水平、个人闲暇时间的多少和休闲方式的趣味性，选择比例分别为55.05%、54.61%、53.44%、52.29%、50.98%和50.65%；“影响非常大”选择比例较高的为自己的心情、自己的兴趣爱好、休闲服务的水平和个人身体健康状况，选择比例分别为32.46%、29.28%、26.47%和25.41%，见表3-22。

二、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是处理多变量数据的统计分析方法，它试图以最少的信息丢失量从原始变量中提取公因子变量，用得到的公因子变量概括和解释具有错综复杂关系的大量的调研问卷信息，揭示变量信息之间的最本质的联系。

（一）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比较分析

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是用于研究变量之间的偏相关性的一种方法，一般认为KMO值在0.7以上代表适合做因子分析，KMO统计量越接近1代表越适合进行因子分析。Bartlett球形检验统计量Sig．小于0.01即可认定各变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

对2004年调查问卷结果中涉及的19项休闲活动影响因素进行相关性检测，可以发现KMO值为0.797，大于0.7；Sig．值为0，小于0.01。因此，可以认定2004年问卷中影响因素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见表3-23。

同时，对2014年调查问卷中涉及的19项休闲活动影响因素进行相关性检测，结果表明KMO值为0.852，大于0.7；Sig．值为0，小于0.01，因此，可以认定2014年问卷中影响因素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见表3-24。

（二）解释的总方差及碎石图比较分析

通过对2004年相关统计数据的分析，可以得出上海居民休闲活动选择影响因素分析解释的总方差。

表格给出了2004年的调研问卷因子分析每个公因子所解释的方差及其累积和。观察“初始特征值”一栏的“累计%”，前6个公因子解释的累积方差值为63.398%，因此，提取6个公因子能够很好地表达2004年问卷调查原有变量中所包含的信息，见表3-25。

图3-1是2004年上海居民休闲活动选择影响因素因子分析特征值的碎石图。通过观察可以发现，第六个公因子之后的特征值变化趋缓，即在横坐标“6”之后折线变得较为平坦，这表明选取6个公因子是比较恰当的。

2014年，在上海居民休闲活动选择影响因素解释的总方差中，前5个公因子解释的累积方差已经达到61.021%，故提取5个公因子就能够很好地解释原有变量包含的信息，见表3-26。

2014年上海居民休闲活动选择影响因素因子分析特征值的碎石图，如图3-2所示。通过观察可以发现，第五个公因子之后的特征值变化趋缓，即在横坐标“5”之后折线变的较为平坦，表明选取5个公因子比较恰当。(https://www.daowen.com)

（三）旋转成分矩阵比较分析

表3-27为2004年上海居民休闲活动选择影响因素因子分析旋转成分矩阵。通过观测我们可以发现，旋转后每个公因子的载荷分批更加清晰，各因子的意义更易解析。已知因子载荷为变量与公因子的相关系数，对一个变量来说，因子的载荷绝对值越大，其关系越密切，就更能代表这个变量。按照这个观点，第一个公因子更能代表“收入水平高低”“休闲花费多少”“闲暇时间多少”“休闲方式参与性”和“休闲场所离居住地距离”；第二个公因子更能代表“休闲场所管理水平”“休闲设施质量”和“休闲服务水平”；第三个公因子更能代表“自己的心情”“自己身体健康状况”和“自己的兴趣爱好”；第四个公因子更能代表“休闲方式趣味性”和“休闲方式娱乐性”；第五个公因子更能代表“周围人参与休闲活动多少”“休闲方式时尚性”“休闲产品宣传与推荐”和“家人朋友支持”；最后一个公因子更能代表“休闲方式知识性”和“休闲方式健身性”。

表3-28为2014年上海居民休闲活动选择影响因素因子分析旋转成分矩阵。第一公因子更能代表“休闲花费多少”“收入水平高低”“闲暇时间多少”“家人朋友支持”和“休闲场所离居住地距离”；第二公因子更能代表“休闲方式知识性”“休闲方式时尚性”“休闲方式健身性”和“休闲产品宣传与推荐”；第三公因子更能代表“休闲场所的管理水平”“休闲服务水平”和“休闲设施的质量”；第四公因子更能代表“休闲方式的趣味性”“休闲方式的娱乐性”和“休闲方式的参与性”；第五公因子更能代表“自己的兴趣爱好”“自己的心情”“自己身体健康状况”和“周围人参与休闲活动的多少”。

通过对2004年和2014年休闲活动选择影响因素因子分析结果对比，可以发现影响上海居民休闲活动选择的因素主要有以下6个方面，见表3-29。

第一，休闲支持因子。2004年休闲支持因子中包括“收入水平高低”“休闲花费多少”“闲暇时间多少”“休闲场所离居住地距离”和“休闲方式参与性”，而2014年为“收入水平高低”“休闲花费多少”“闲暇时间多少”“休闲场所离居住地距离”和“家人和朋友的支持”。这说明，除了时间和金钱两个最基础的支撑居民进行休闲活动的条件外，2014年上海居民更加注重家人和朋友是否支持这种休闲方式。

第二，休闲保障因子。这一因子是2004年和2014年因子分析比较中唯一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一个公因子。它代表休闲场所、设施和服务等保障休闲活动进行的各种因素。

第三，自我身心因子。2004年因子分析中“自我身心公共因子”包含“自己的心情”“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和“自己的兴趣爱好”，而2014年该公因子所代表的因子在上述三者的基础上增加了“周围人参与活动的多少”。

第四，消遣功能因子。2004年“消遣功能因子”主要代表“休闲方式趣味性”和“休闲方式娱乐性”等因子，而2014年其所代表含义增加了“休闲方式参与性”，这说明上海居民在考虑休闲的消遣功能时，越来越注意该休闲方式的参与性和体验性。

第五，提升功能因子。2004年“提升功能因子”主要代表“休闲方式知识性”和“休闲方式健身性”，而2014年该公因子代表了“休闲方式知识性”“休闲方式健身性”“休闲方式时尚性”和“休闲产品宣传与推荐”，上海居民更多地将品味时尚与休闲的拓展知识面和健身等功能结合起来。

第六，外部环境因子。该公因子主要代表“休闲产品宣传与推荐”“家人朋友支持”“周围人参与休闲活动多少”和“休闲方式时尚性”等因子。外部环境因子反映了家人朋友、周围人对休闲活动的态度以及休闲活动本身的宣传推广等是上海居民是否选择该休闲活动的主要因素。

三、纵向比较

2004年与2014年上海居民对各影响因素的选择比例统计结果，见表3-30。

分析表3-30可以得出如下研究结论。

第一，完全无影响。2004年上海居民休闲方式影响因素中选择“完全无影响”选择比例最高的3项分别是“休闲方式的时尚性”“家人朋友的支持”和“周围人参与休闲活动的多少”，选择比例分别为16.36%、16.36%与14.87%；2014年“完全无影响”选择比例最高的3项变成了“休闲方式的时尚性”“休闲方式的知识性”和“周围人参与休闲活动的多少”，选择比例分别为19.67%、14.33%与10.56%。可以看出，“休闲方式的时尚性”和“周围人参与休闲活动的多少”一直是对上海居民休闲方式选择影响较小的因素，上海居民进行休闲活动时具有明确的目的，不易受周边人和潮流等与休闲活动方式本身关系较弱因素的影响。有关“休闲方式的知识性”选择“完全无影响”的比例从2004年8.55%上升到了2014年的14.33%，说明了休闲活动文化内涵的多少对上海居民休闲方式选择的影响在减弱。

第二，影响比较小。2004年上海居民休闲方式影响因素中选择“影响比较小”选择比例最高的3项分别是“休闲方式的时尚性”“休闲方式的知识性”和“休闲产品的宣传和推荐”，选择比例分别为52.04%、50.06%和49.07%；2014年“影响比较小”选择比例最高的3项是“休闲产品的宣传、推荐”“休闲方式的时尚性”和“休闲方式的健身性”，选择比例分别为42.48%、42.30%和41.83%。可以看出，2014年“影响比较小”选择率最高的前3项比2004年明显下降，平均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

第三，影响比较大。2004年上海居民休闲方式影响因素中选择“影响比较大”选择比例最高的3项分别是“休闲设施的质量”“休闲方式的趣味性”和“休闲场所的管理水平”，选择比例分别为54.65%、54.65%和53.53%；2014年则变成了“休闲设施的质量”“自己的兴趣爱好”及“休闲场所的管理水平”，选择比例分别为55.05%、54.61%和53.44%。这说明，上海居民在进行休闲活动时一直十分关注休闲场所的管理水平及设施质量等休闲软硬件配套设施，这也恰恰是上海城市休闲化体系建设的重点。“自己的兴趣爱好”上升到“影响比较大”选择比例的第二位，这反映出上海市居民将自己的休闲方式与个人的兴趣爱好相结合的一种趋势。若休闲活动能够与居民个人发展和兴趣爱好相结合，有利于居民的身心健康，有助于巩固亲友之间的感情，无疑更易被大众接受，赢得居民长期的青睐。

第四，影响非常大。2004年与2014年上海居民休闲方式影响因素调研中“影响非常大”选择比例最高的3项均为“自己的心情”“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休闲服务的水平”。这说明，对居民休闲方式起决定作用的是居民休闲偏好、休闲时刻的心情以及居民对休闲活动的整体认知。可以说，一种常态的休闲活动选择过程应该是：休闲偏好+休闲情绪+休闲供给→休闲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