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活动选择影响因素的比较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第二节 休闲活动选择影响因素的比较

从社会发展背景来看,目前我国正进入全面小康建设时期,2004年大中型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正处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 000~5 000美金的转折阶段。根据国际经验,这一阶段是城市居民休闲生活进行调整的重要时期,而且影响城市居民休闲生活方式选择和休闲生活质量的因素也必然随之发生演变。及时准确地把握居民休闲活动选择的影响因素,对于提升居民休闲生活质量,完善城市休闲设施,都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通过对19项城市居民休闲活动选择影响因素的调查和统计,可以分析各因素对休闲活动选择的影响程度,把握影响城市居民休闲活动选择的关键指标,从而有针对性地引导城市居民的休闲活动开展和深入。

根据2004年上海、武汉和成都居民休闲活动选择影响因素均值及排序可以看出,通过对上海居民休闲活动选择影响因素的均值计算,发现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兴趣爱好、心情、休闲服务水平、休闲场所管理水平和休闲设施质量;武汉居民休闲活动选择影响因素中排名前五位的是心情、兴趣爱好、身体健康状况、闲暇时间多少和休闲场所离居住地距离;成都居民休闲活动选择影响因素中排名前五位的是兴趣爱好、心情、收入水平高低、休闲花费多少和休闲服务水平。我们发现,兴趣爱好和心情是影响三地居民休闲活动选择共有的重要因素,这说明休闲活动参与更多是基于个体的自由选择,这也正印证了休闲的本质,它是人们在摆脱工作束缚后的相对自由的一种生活方式,见表6-13。

表6-13 2004年上海、武汉和成都休闲活动选择影响因素均值及排序

图示

注:按照李克特量表计算各因子均值,1~4表示受影响的程度,4表示非常有影响,1表示完全没有影响。

从区域差异比较来看,我们发现以下特征:第一,休闲供给如休闲服务水平、休闲设施质量和休闲管理能力,是影响上海居民休闲活动选择的主要因素。第二,社会客观条件和身体状况,如闲暇时间多少、休闲场所位置和身体健康状况,是影响武汉居民休闲活动选择的主要因素。第三,经济收入水平和休闲花费在成都居民休闲活动选择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可以说,上海居民更加关注休闲参与的质量及其对自身生活的影响,武汉居民更加关注休闲参与的可能性和便利性,而成都居民仍会考虑休闲参与的经济性和经济约束。分析认为,虽然理论上来讲经济水平并非是影响休闲活动参与的最主要因素,然而在处于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对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均产生着重要影响,休闲的消费性体现的比较明显。由于上海、武汉和成都地处中国的东、中、西部,在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上呈现依次递减的梯度变化,因而经济因素对三地居民休闲活动参与的影响程度依次递增,进而成为城市居民休闲活动选择影响因素存在上述特征和差异的根本原因。

根据2014年上海、武汉和成都居民休闲活动选择影响因素均值及排序显示,上海居民休闲活动选择影响因素均值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兴趣爱好、心情、休闲服务水平、身体健康状况和休闲设施质量;武汉居民休闲活动选择影响因素中排名前五位的是兴趣爱好、收入水平高低、家人朋友支持、休闲花费多少和休闲服务水平;成都居民休闲活动选择影响因素中排名前五位的是心情、休闲方式健身性、兴趣爱好、身体健康状况和收入水平高低。我们发现,兴趣爱好仍然是影响三地居民休闲活动选择共有的重要因素,见表6-14。(https://www.daowen.com)

表6-14 2014年上海、武汉和成都居民休闲活动选择影响因素均值及排序

图示

注:按照李克特量表计算各因子的均值,1~4表示受影响的程度。其中,4表示非常有影响,1表示完全没有影响。

从区域差异比较来看,休闲设施质量是影响上海居民休闲活动选择的主要因素,休闲花费多少和家人朋友支持是影响武汉居民休闲活动选择的主要因素,而休闲方式的健身性成为影响成都居民休闲活动选择的主要因素。我们发现,成都居民更加关注休闲活动本身的属性,上海居民则更加关注休闲活动所依托的载体,而成都居民更多地受到休闲活动参与外部因素的影响。

通过与2004年的比较可以看出,上海居民休闲活动选择影响因素变化较小,然而身体健康状况对休闲活动参与的影响得以凸显,这与上海快节奏生活方式带来的精神压力趋大有着一定的关联。武汉居民休闲活动选择影响因素重要性发生相对较大的变化,“九省通衙”的地理位置及崇尚自由和开拓的楚文化传统使得武汉居民的休闲活动选择更易受外在因素影响,值得关注的是,武汉居民越来越重视休闲服务的水平以及由此带来的休闲体验和效果。成都居民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即是休闲方式健身性和身体健康状况对休闲活动选择的影响越来越大,这是因为休闲在成都的大众化和平民化使得居民更加关注休闲对于自身状况的影响。

✍AI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