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休闲方式的比较

第一节　居民休闲方式的比较

城市居民休闲方式的比较主要围绕休闲动机与同伴选择、休闲活动和休闲场所的选择、休闲时间利用和休闲花费等方面展开，通过城市间的比较分析，考察三个城市居民休闲生活方式的共性与差异。

一、休闲动机与同伴选择的共性与差异

（一）休闲动机

对休闲动机的调查分析是考察休闲生活方式的重要前提性工作。休闲动机受到城市居民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文化需求等多方面的影响，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生活质量。休闲动机又对城市居民的休闲生活方式产生决定性影响，休闲动机不同，休闲活动和休闲场所的选择、休闲时间的利用，以及休闲花费的多少也会存在明显差异。

2004年上海、武汉和成都居民休闲动机调查统计结果显示，“放松身心、消除疲劳”是上海、武汉和成都居民休闲的首要目的。然而，“开阔眼界、增长认识能力”对于上海居民而言相对重要，“增强与外界沟通、扩大交际”则是武汉和成都居民休闲的重要目的。休闲首先可以视为工作的对立面，因此休闲有别于工作，缓解因工作带来的压力和疲惫是休闲需要达成的目标，这对于三地居民同样重要，因而是他们共同的首要选择。休闲对于人的全面发展具有着重要的积极影响，这在上海居民休闲动机的选择中显得尤为突出。“开阔眼界、增长认识能力”更多地与个人成长和发展有关，而“增强与外界沟通、扩大交际”则可能体现个体生活的内在需求，也可能是为了开拓或延伸工作，并未完全体现休闲之于个人的意义，见表6-1。

根据2014年上海、武汉和成都居民休闲动机的调查，结果显示“放松身心、消除疲劳”和“开阔眼界、增长认识能力”是三地居民的主要休闲动机，占比达到30%以上。“增强与外界沟通、扩大交际”在上海和成都居民休闲动机中占到相对较多的比重，而“审美愉悦、怡情养性”则是武汉居民休闲的重要目的。从区域比较中可以发现，三地居民休闲动机并不存在特别大的差异，也就是说，休闲之于人的意义从本质上来说是一致的，见表6-2。

（二）同伴选择

休闲同伴的选择首先反映出居民在特定的地域和社区休闲生活中个体和群体的关系及其深层次的文化价值取向。2004年上海、武汉和成都三地居民休闲同伴选择的统计结果比较显示，三地居民参与休闲活动基本都以亲情或友情为基础。在上海、武汉、成都分别都有87.73%、80.50%和84.40%的受访者选择家人或朋友作为休闲同伴。这表明，在城市居民休闲方式选择的过程中，对亲情和友情的依赖和信赖，是人们解除工作疲劳或降低生活压力最为直接的选择，见表6-3。

从区域差异来看，三地居民在具体的休闲同伴的选择比重上各有侧重。上海和武汉居民选择朋友的比例均远高于家人。这体现出两地居民开放性的价值倾向，基本符合上海人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精神特征，以及武汉人宽容、重情与善于开拓的文化品格⁽¹⁾。而在成都，选择家庭和朋友的比例非常接近，这表明成都居民既依恋亲情，又偏爱友情，二者并举凸显了成都居民参与休闲活动时具有相对稳定的价值倾向。

2014年上海、武汉和成都居民休闲同伴选择结果显示，家人和朋友是三地居民休闲活动开展的主要伙伴，同时，武汉和成都居民也有较多的比例选择同事作为主要休闲同伴。从区域比较来看，上海和成都居民在家人和朋友的选择比例中较为接近，而武汉居民更多则是选择朋友作为休闲同伴，见表6-4。

二、休闲活动倾向的共性与差异

在休闲活动选择的调查中，本研究分别设置了平时、周末和节假日三个时段，旨在揭示和把握城市居民休闲活动选择与休闲时间的关系。2004年上海、武汉和成都三地居民平时、周末和节假日休闲活动选择的统计结果比较，见表6-5。可以看出，总体上，三地居民平时主要选择的休闲活动排名前两位的均为“电视、娱乐、上网”和“逛街、购物、饮食、闲聊”。此外，上海和成都居民在“业余爱好”和“体育健身”方面也有较高比例的选择，同时在“其他”选项上也略有体现，尤其是上海居民休闲活动选择的多样化倾向更为明显。需要指出的是，三地居民平时休闲活动呈现“电视、娱乐、上网”休闲活动“一类独大”的局面，尤其是武汉和成都居民在此类休闲活动选择的比例上占到三分之一左右。王雅林对上海、天津、哈尔滨三地城市居民时间分配的考察显示，看电视是居民最主要的休闲活动，工作日平均每天看电视的时间是104.22分，占到一天全部休闲时间的三分之一左右⁽²⁾。与此研究结论相似，本研究也发现，在三地居民休闲方式选择中，看电视、娱乐和上网选择比例最多，这表明，三地城市居民平时休闲活动的可能选择仍显局限，导致休闲活动具有明显的趋同性和单调性，见表6-5。

在周末，三地居民休闲活动选择排名前两位的仍为“电视、娱乐、上网”和“逛街、购物、饮食、闲聊”，但是与平时相比较，选择比例有所下降，尤其是上海居民体现更为明显。同时，“旅游度假”“吧式消费”和“社会活动”的选择比例在三地城市居民休闲活动中呈现上升趋势。主要原因在于，随着休闲时间的增多和连续性的增强，城市居民的休闲活动有了更多的可能选择。

在黄金周，“电视、娱乐、上网”和“逛街、购物、饮食、闲聊”在三地城市居民休闲活动选择中仍占有相对较多的比例，而“旅游度假”则成为他们最主要的选择。同时，“参观访问”和“社会活动”具有明显的上升比例，而“吧式消费”和“养花草宠物”的选择比例则呈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分析认为，除了休闲时间的进一步增加为居民户外和远距离休闲提供便利之外，休闲观念的增强、需求层次的提升，以及社会文化的引领，为休闲活动的多元化、个性化选择特征做出了更为有利的注解。

2014年上海、武汉和成都居民平时休闲活动选择中，“上网、电视、电影”和“逛街、购物、饮食、闲聊”是他们主要参与的休闲活动类型，均占到60%左右。从区域比较来看，上海和武汉居民更多地从事“体育健身”和“旅游度假”休闲活动，而成都居民更倾向于“吧式消费”和“社会活动类”休闲活动。可以发现，受人均收入水平不均衡的影响，休闲活动的消费属性体现整体上有着东中西部依次递减的特点。2014年与2004年相比，一个很大的变化是“旅游度假”选择比例得以明显提升。分析认为，随着弹性工作制和带薪假期的逐步推进，部分居民对休闲时间有了相对更多的控制权，这为平时进行户外和远距离的休闲活动提供了可能，见表6-6。

上海、武汉和成都居民周末休闲活动选择（表6-6）排序上呈现出与平时相类似的特点，然而一个明显的区别在于，“上网、电视”选择比例大幅下降，而“逛街、购物、饮食、闲聊”比例大有上升。可以发现，在周末，城市居民更倾向于进行户外和近家的休闲活动。可以判断，休闲时间的延长对这一变化特征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区域比较可知，上海和武汉居民“逛街、购物、饮食、闲聊”选择比例相对较高，而成都居民选择“桌游、棋牌”的人数较多，同样说明上海和武汉居民休闲活动的消费性更加明显。2014年与2004年统计结果比较发现，“旅游度假”休闲活动选择比例得以进一步上升。(https://www.daowen.com)

在黄金周，2014年上海、武汉和成都居民主要的休闲活动选择为“旅游度假”和“逛街、购物、饮食、闲聊”，见表6-6。除了“上网、电视、电影”外，从区域差异来看，上海居民“参观访问”选择比例相对较高，而成都居民“吧式消费”选择比例较高。2014年与2004年比较得知，三地城市居民在“旅游度假”上的选择比例在10年间不升反降，分析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人们的休闲消费更加趋于理性，通过黄金周制度的不断成熟，人们由最初推行的井喷式出游逐渐转变为分散式的度假旅游。

三、休闲场所选择的共性与差异

休闲场所是休闲活动开展和休闲方式呈现的空间载体。在时空二元对应的变化态势中，居民不同的休闲活动所依赖的场所会有所不同，即使相同的休闲活动也会因不同的休闲时段，在场所空间选择上存在差异⁽³⁾。2004年上海、武汉和成都三地居民平时、周末和节假日休闲场所选择的统计结果比较如下，见表6-7。

从总体上看，上海、武汉和成都三地居民平时休闲活动主要选择在“自己或别人家里”进行，其中武汉居民的选择比例高达60%左右。此外，上海和成都居民选择“商场、广场、夜市”的也占到较大比例，而上海居民在“餐饮场所”开展休闲活动也相对较多。这表明，三地居民平时的休闲场所主要是以家庭为中心，与上海、武汉和成都居民休闲活动类型选择的主要特征相吻合，同样体现出休闲参与的趋同性和单调性，当然，这与休闲时间较短以及日常工作后亟须静态休整不无关系。

上海、武汉和成都周末休闲场所的选择体现出更为多样性和多元化的倾向。“自己或别人家里”选择比例有着比较明显的减少，而“景区、公园、绿地”“文体娱乐场所”“商场、广场、夜市”和“餐饮场所”的选择比例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并且上海和成都居民选择开展“图书馆”休闲参与的人数也占到相当多的比例。这表明，三地居民休闲场所选择逐渐由以家庭为中心，开始向城市公共休闲服务区域或部门渗透，并且呈现出休闲参与消费性、文化性和体验性导向特征。

在黄金周，休闲场所的选择随休闲时间的进一步延长而发生相应变化，尤其是“景区、公园、绿地”的选择比例得到大幅提高。此外，总体上来看，不同休闲场所的选择差异有进一步缩小的趋势，而选择“其他”的人数也占到一定比重，这说明，上海、武汉和成都居民休闲场所选择面有着较大程度的扩展，休闲活动的结构更加趋向均衡和合理。从区域差异来看，上海和成都居民选择“文体娱乐场所”“商场、广场、夜市”和“餐饮场所”的比例要高于武汉居民，而后者在“景区、公园、绿地”的选择上要多于前者，这说明，上海和成都居民更多地选择近距离和日常化的休闲消费活动，而武汉居民的休闲消费呈现出远距离和间歇性的特点，这与武汉居民“旅游度假”休闲活动参与较多的现象不谋而合。

2014年上海、武汉和成都居民休闲场所选择情况统计结果显示，“自己或者别人家里”“景区、公园、绿地”和“商场、广场、夜市”是三地居民休闲场所的主要选择，约占60%，这与他们平时较多参与的休闲活动类型相一致。从区域比较来看，上海和成都居民“文体娱乐场所”选择所占比例较多，而上海和武汉居民“餐饮场所”所占比例较多。2014年与2004年对比发现，“景区、公园、绿地”和“文体娱乐场所”比例具有相对明显的提升。随着收入水平的稳步提高和休闲设施的不断完善，人们的休闲空间也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和扩大，见表6-8。

在周末，上海、武汉和成都居民主要选择“自己或者别人家里”“景区、公园、绿地”“商场、广场、夜市”和“餐饮场所”等休闲场所。区域比较可以看出，上海和武汉居民选择“景区、公园、绿地”和“文体娱乐场所”的相对较多，而成都居民在“社区、企业活动中心”和“网吧、酒吧、咖吧”上有着较高的选择比例。2014年与2004年对照则显示，“商场、广场、夜市”和“餐饮场所”选择占比提升较大。

黄金周休闲场所选择中，“自己或者别人家里”“景区、公园、绿地”“商场、广场、夜市”和“餐饮场所”仍然占据较高比例。区域比较显示，上海居民“景区、公园、绿地”和“餐饮场所”选择比例较高，而武汉和成都居民在“博物馆、纪念馆等”选择上人数较多。2014年与2004年比较发现，“商场、广场、夜市”和“餐饮场所”选择比例有所提升，而“景区、公园、绿地”选择比例则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可以说，除了休闲参与的消费性逐渐凸显外，城市居民更多地由异地旅游向本地休闲转变的趋势开始显现。

四、时间分配与休闲花费的共性与差异

（一）休闲时间利用

休闲时间是休闲活动开展的重要条件和保证，同时休闲时间的长短和连续性直接影响到休闲活动的开展和选择。本研究对于休闲时间的调查研究同样划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段，以此关注三地居民在不同的条件下，对休闲时间的占有和使用情况。2004年上海、武汉和成都居民休闲时间利用统计比较显示，上海、武汉和成都居民平时每天休闲时间主要集中在3小时以内，尤其是上海居民比例高达近70%。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上海居民整体生活和工作节奏较快，需要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工作之中，部分原因来自城市通勤时间挤占了可自由支配的休闲时间。从区域差异来看，每天休闲时间在“1小时以下”和“1～3小时”的城市居民以上海居多，而选择为“3～5小时”和“5小时以上”比例较多的则是成都居民。这一特点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随着城市由长江下游向中游或上游递进，或是由东部向中部及西部延伸，居民休闲时间的占有量逐步递增。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现象同目前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方向相反，而与城市工作节奏表现相一致。2004年上海以87.21%的选择比例高居“工作节奏快、职场压力大”十大城市排名榜首，而成都则以工作节奏慢、工作压力小、生活悠闲而同样成为众多白领向往之处⁽⁴⁾。可以认为，工作节奏快慢与休闲时间的占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这正成为三地居民休闲方式特点各异的重要依据，见表6-9。

从周末休闲时间利用情况来看，三地居民选择10小时以内的占一半以上，并且上海居民选择比例相对较高，达到62.83%。区域比较可以发现与平时休闲时间利用相类似的特点，然而武汉居民选择“15小时以上”所占比例略高，这与武汉居民周末更倾向于选择户外远距离休闲活动相吻合。从城市居民时间利用态势可知，一方面，在周末时段，三地居民休闲时间比平时均有明显增加；另一方面，休闲时间利用在地域上的差异与平时呈现出的趋势基本保持一致。

在黄金周，上海、武汉和成都居民休闲时间利用量主要集中在1～5天，尤其是上海居民选择占比在3/4以上。三地大部分居民都能够较为充分地利用相对最长的闲暇时间来进行休闲活动，这与节假日期间旅游度假选择比例的大幅提升直接相关，因此黄金周成为城市居民中长线旅游的高峰期。区域比较可以发现，从“3～5天”和“5天以上”休闲时间利用较多的选择来看，三地城市排名仍为成都、武汉和上海，这与平时和周末休闲时间利用状况呈现出来的特点一致。

我们发现，三地居民平时的休闲时间主要为1～3小时，占比在50%左右。区域比较来看，上海居民休闲时间在1小时以下相对较多，武汉居民在3～5小时所占比例较大，而成都居民休闲时间在5小时以上人数较多。休闲时间的多少与工作和通勤时间的长短呈反比例关系，虽然国家有着8小时工作制的基本规定和要求，然而由于工作节奏和生活压力的关系，成都、武汉和上海居民的实际工作时间基本呈递增趋势，因而休闲时间利用上呈现上述特征。2014年与2004年对比发现，1小时以下和5小时以上所占比例均有增长，说明在休闲时间的利用方面城市居民的分化特征逐渐展现出来，见表6-10。

周末城市居民休闲时间主要集中在4～10小时，区域差异特征与2004年基本相似。然而与2004年比较，休闲时间在10小时以上的比例有所下降。在黄金周，城市居民休闲时间主要集中在1～3天，3～5天也占有相对较高的比例。区域比较来看，上海居民休闲时间在3～5天所占比例较高，武汉居民在1～3天所占比例较高，而成都居民在1天以内和5天以上人数相对较多。与2004年相对照，休闲时间在3天以上的比例有所下降。不难发现，无论是在平时、周末还是黄金周，城市居民的休闲时间均有一定程度的减少。一家世界知名办公方案提供商雷格斯调查指出，中国内地上班族在过去一年内所承受的压力位列全球第一⁽⁵⁾。在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的1.6万名职场人士中，认为压力高于去年的，中国内地占75%，大大超出全球的平均值48%。其中，上海、北京分别以80%、67%排在城市的前列。人口庞大、社会转型、欲望膨胀，使得国人普遍倍感压力，而休闲时间利用量的减少一定程度上即是重要表现之一。

（二）休闲花费情况

休闲消费是人们日常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城市居民休闲生活方式的重要反映和体现。通过对不同时段城市居民休闲消费支出的调查比较，旨在从经济支出这一与居民利益直接相关的层面来反映城市居民休闲生活水平以及该地居民对休闲生活方式的认同程度和价值观，见表6-11。

表6-11显示，2004年上海、武汉和成都居民平时休闲花费在100元以内的占比高达70%以上；周末休闲花费在300元以内的占比在70%左右，其中上海居民选择“300～500元”的也占有相对较多的比例；黄金周休闲花费在500～3 000元的占比在半数以上，其中上海占比最高近70%，然而休闲花费在500元以内的仍占有一定比例，尤其是武汉和成都仍超过1/3。分析认为，由于平时休闲时间的利用相对有限，因而在休闲消费支出上也相对单调，数额不大。随着休闲时间的延长，休闲花费总额有着明显的增长趋势。

从区域差异比较来看，2004年上海居民在平时、周末和黄金周的休闲消费支出均相对最高，这与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多寡直接相关。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上海休闲花费绝对数量相对较大，但相对于收入而言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特别关注的是，武汉黄金周休闲花费在“3 000元以上”占有相对较多的比例，分析认为，这与武汉居民黄金周期间更多选择旅游度假等户外远距离休闲活动直接相关。

2014年上海、武汉和成都居民休闲花费情况统计结果显示，三地居民平时休闲花费在100元以内的占比仍高达80%左右；周末休闲花费主要集中在100～500元之间，占比在75%以上；黄金周休闲花费在500～3 000元的占比在60%左右，休闲花费在500元以内的仍占有一定比例，尤其是成都仍接近1/3。从区域比较来看，无论是平时、周末还是黄金周，上海居民的休闲花费均相对较高，这仍然与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多寡直接相关，见表6-12。

通过与2004年城市居民休闲花费情况比较发现，三地城市居民平时休闲花费在100元以下水平的占比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也就是说，平时休闲花费在减少。随着城市公共休闲空间的不断扩大，以及新的时尚休闲娱乐活动的开展，如对于广场舞的极力追捧，城市居民免费或低水平支出的休闲参与活动日益增多。然而在周末，休闲花费在100～500元间的比例有所上升，也就是说，居民休闲花费处于相对中等的水平，表明消费性的休闲活动参与越来越多，但支出成本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在黄金周，上海居民休闲花费在3 000元以上增幅较大，武汉居民在500～3 000元水平增幅较大，而成都居民则在500～1 000水平上具有明显的增加。可以看出，三地居民在长假期间休闲的花费数额开始出现逐步拉大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