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辩证唯物观点批判十八反
（一）十八反总结错误
十八反其总结错误有四大端，简述如下：
1.毒剧药问题：十八反中毒剧药物川乌、草乌、附子、半夏、大戟、芫花、甘遂、藜芦等八味，运用这些毒剧药稍有不慎，轻则中毒，重则死亡，与十八反无关。
经方派一千八百年来零落的主要原因之一，仍是毒剧药问题，例如张仲景其所著《伤寒论》《金匮要略》中所载十八反药物如乌头、附子、半夏、栝楼等，虽仲景之圣，亦未透悉其煎煮法，如：
（1）《伤寒论·少阴篇》四逆汤方法：“甘草二两、干姜两半、附子一枚生，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渍，分温再服。”此外如通脉四逆汤，白通汤，干姜附子汤，大黄附子汤（附子用三枚等，附子皆生用，煮法亦基本相同）。
按：著者多次实验，生附子一枚大者，约重五公钱，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之药水，煮的时间和加的水量不够，每每发生乌头碱中毒。小量即发生中毒，后人畏之如虎也，谁还敢用生附子，难怪解放前后药店都不卖生附子，只卖熟附子，其实害莫大焉。因生附子才有回阳补火，抢救生命之雄力，熟附子力量太小。
（2）《金匮要略·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第十》大乌头煎，云：“乌头大者五六枚熬去皮不必咀，又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内蜜二升，煎令水气尽，取二升，强人服七合，弱人五合，不差，明日更服，不可一日更服。”又乌头桂枝汤云：“乌头一枚，右一味，以蜜二升煎，减半去滓，以桂枝汤五合鲜之，令得一升后，初服五合，不知，即服三合，又不知，多加致五合，其知者如醉状，得吐者为中病。”
按：乌头五枚，大者每枚约重一公钱半，五枚约重七公钱，仲师上二方中用水煮蜜制方法，亦显然煎煮时间不够，且乌头比生附子还毒，所述“其知者如醉状”是中毒症状之一，这种使人中毒而治病的方法，有其优越性，著者亦用之，但掌握不好，太危险了。焉有不令人畏之如虎？
因此，曹颖甫《伤寒·金匮发微合刊》说：“今人用附子，熟者能用一钱，以为欲善于此，至于生附用至三钱，已令人咂舌，况在乌头，脱于重证，有坐观其死尔。又其甚者，已不能生用，而有禁病者生服，非惟寡食，却又不仁，予读金匮至大乌头煎及乌头桂枝汤，为之废书三叹！”按曹氏之慨叹，著者亦有同感！文革期间，几位大学讲授《伤寒论》《金匮要略》的教师，不敢用《伤寒论》《金匮要略》的方剂，此其原因之一。
以上诸方，仅就毒剧药乌头、附子而论。仲师在《伤寒论》上有“小青龙汤加附子”；《金匮要略》上有“附子粳米汤、赤丸、瓜蒌瞿麦丸”等方有附子、乌头与半夏，栝楼同用，属于十八反范畴，显然也是乌头、附子、半夏等煎制时间不够，产生乌头碱及生物碱中毒，凡此种种，发生中毒而怪罪于药物相反，何其冤也？平生所遇到甚多，不劳举例。半夏中毒，严重之例，略举近例：云南下关汽车总站干部龚××，服有附子半夏之方三十多剂，没有发生相反毒副作用，其顽证减去大半。1974年12月25日，继续服有“附子八两，半夏一两六钱”十八反配伍方药，不慎大意失荆州。半夏仅煮了二十分钟，产生严重中毒，大便泻清水，咽喉锁闭，不能言语，昏眩难受，五天不能起床，急用生姜一公斤，红糖二公两，服两付始解。(https://www.daowen.com)
综上可看出张仲景所用十八反毒剧药如乌头，附子，半夏等，煎煮法及用水量有问题，若悉照《伤寒论》《金匮要略》必然产生严重中毒或死亡。如上考证，以水三升最多有一公两水或100ml水，煮取一升二合怎么能煮透150克的生附子呢？那不中毒死人才是怪事。此外，如毒剧药，甘遂、大戢、芫花、藜芦等，系峻烈驱邪药物类，关键是这些药煮制后其毒仍不能尽，故用量必须适合，半点不容过量，中病即止，（请参考前十八反药物简表）。不比川乌、草乌，附子等温补命门火药物，只要在煮制透无毒的情况下，除禁忌病证外，虽用大剂量也无妨碍，这就是古代十八反总结错误的根源之所在。
2.驳“性味相反”论
维护十八反的人，提出“性味相反”论。如说“附子辛热与贝母之苦寒、瓜蒌之甘寒、白芨之苦涩伤寒，白蔹之苦寒性味相反；甘草甘平与甘遂之苦寒、大戢之苦寒、芫花之辛温，海藻之苦咸寒性味相反；藜芦辛苦寒与人参之甘温，芍药之峻寒，细辛之辛温性味相反，故十八反成立也。”
这种论调，不值一驳。疾病有阴阳，或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有虚实，或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有寒热，或寒中有热，热中有寒；有表里，或表中有里，里中有表等错综复杂的情况。通过准确辨证，拟出寒热并用，攻补兼施，升浮降沉的方药，在医学文献中，到处可以找到。
3.驳“相反相成”论
参诸文献，对十八反持“相反相成”者不少，如清代初年，张璐玉《孙真人备急千金方衍义》，“大理气园”治万病方条下云：“理气者，理正气之不足，邪气有余也。方中参苓术甘安胃气，天雄附子助肾气；丹参远志通心气；牛膝紫菀芍药和血气；半夏恒山橘皮生姜豁痰气；葛根杏仁白薇散风气；巴豆大黄狼牙藜芦下积气；龙胆牡萱苦沙元参除旺气；龙骨牡蛎敛津气；九气各得以平，全在乌附半夏反激以助其势耳。”又如李时珍《本草纲目》说：“疗痰在胸膈，以人参，藜芦同用，而取涌越，是激其怒性也。”清代陈修园，郑钦安等都承认甘草与甘遂相反，曹颖甫《伤寒·金匮发微合刊》（1956年上海卫生出版社出版），于甘遂半夏汤后云：“陈修园谓甘遂与甘草相反，所以同用者，欲其交战于胃中，使病根铲除，未确！”
顷览唐代孙真人著《千金要方》至第八卷“蛮夷酒”条云“治八风十二痹，偏枯不遂，宿食久寒虚冷，五痨七伤，及妇人产后余疾，月水不调，皆主之方”，几乎是十八反俱全之方，以及王焘《外台秘要》匈奴露宿丸之猛峻神速，融“大戢芫花俱战草”于一炉（原方均见下第四节末）颇令人有“礼失而后求诸野”的感慨。所以十八反根本不反，与其说相反，不如说为相须，相使之为当也。
4.驳“甘缓留毒”论
有曰“张仲景十枣汤之用大枣而不用甘草者，以甘草反大戢、芫花、甘遂，甘草之甘缓留毒，使人中毒，故不用甘草而用大枣代之，此丝丝入扣之法也。”
答曰：此谬论也。盖十枣汤证，乃气机闭塞，水边不利，逆行于上，聚于心下，水火相搏，故有剧痛，病情严重危急，非五苓可治，以五苓之功，专重在下，非其治也，若非直决痰水，为害非怪。故十枣汤之用大枣，是培补中气，恐大戢、芫花、甘遂苦寒辛散峻烈之品，伤及中焦，不用甘草者，非相反问题，实质是恐甘草缓和大戢、芫花、甘遂药力，有降低疗效之弊。《神农本草经》中有甘草能解一千二百种毒之记载，古今文献并无甘草留毒之事实。大枣在此，并无缓解留毒之弊，兼有甘草保中调味之长，故为丝丝入扣之妙剂也。试问“甘遂半夏汤”甘遂甘草同用，又作何解耶？特别是唐代王焘著《外台秘要》治饮证，用干枣汤，以及匈奴露宿丸，都“甘草、甘遂、大戢、芫花”同用，又作何解耶？又何尝甘缓留毒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