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全球化”挂在每个人的嘴边。这个风靡一时的字眼如今已迅速成为一个陈词滥调，一句神奇的口头禅，一把意在打开通向现在与未来一切奥秘的万能钥匙。对某些人而言，“全球化”是幸福的源泉；对另一些人来说，“全球化”是悲惨的祸根。然而，对每个人来说，“全球化”是世界不可逃脱的命运，是无法逆转的过程。它也是以同样程度和同样方式影响我们所有人的一个过程。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被“全球化”——而对被“全球化”的人来说，被“全球化”的意义大体上是相同的。
一切流行之词往往都具有相同的命运：它们试图透明化的经历越多，它们本身就会越晦涩难解。它们所排挤和取代的正统真理越众，它们就会越快地转化成不容置疑的标准。这一概念原本企图包罗的人类实践已渐渐从人类视线中消失。如今，正是“客观事实”，“那边的世界”的特质才是这一术语似乎要澄清的，才是这一术语声称它是不容置疑的依据。“全球化”也不例外。
本书旨在揭示全球化现象远不止表面所见而已。在探析全球化过程的社会根源和社会后果的同时，它试图拨开围绕在这一术语周围的某些迷雾——这一术语自恃澄清了当今的人类状况。
“时/空压缩”这一术语概括了目前正在进行的人类状况参数的多层面改变。对那时/空压缩的社会因果作一考察，人们显然就可以看到全球化过程缺乏人们所普遍认为的效应的一致性。时空的用途本身是截然不同的，也是相互区别的。全球化既联合又分化。它的分化不亚于它的联合——分化的原因与促进全球划一的原因是相似的。在出现全球范围的商务、金融、贸易和信息流动的同时，一个本土化的、固定空间的过程也在进行之中。在它们之间，这两大紧密相联的过程将全部人口的生存状况与每一部分人口的各阶层的生存状况截然地区别了开来。对某些人看上去是全球化的东西，对另一些人则意味着本土化。对某些人来说全球化标志着一种新的自由，而对许多其他人而言，它则是残酷的飞来横祸。流动性登上了人人垂涎的价值之列：流动的自由（它永远是一个稀罕而分配不均的商品）迅速成了我们这个晚现代或后现代时期划分社会阶层的主要因素。
不管愿意与否，无论是有意还是无心，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移动着。即使我们原地不动，我们也在移动着：在一个永恒改变的世界中，静止不动并非现实的选择。然而，那一新状况的效果却是大大不同的。我们中的有些人成了名副其实的“全球人”；而有些人却被固定在其“本土”——在这个由“全球人”定调和制定人生游戏规则的世界中，这是一个既不愉快又不能容忍的处境。
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处于本土化，这是被社会剥夺和贬黜的标志。由于公共空间的消除超越了本土化生活的所及，本土正在消却其意义生成和意义转让的能力，而且日益依赖于它们所无法控制的意义给予和阐释活动——全球化了的知识分子的共产主义社会梦想/慰藉，原来也不过如此。
全球化种种过程的一大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循序渐进的空间隔离、分隔和排斥。反映和表达被全球化了的人们经验的新部落和原教旨主义倾向，与广为推崇的高级文化——全球化了的高级文化——“杂交”一样，也是全球化合法的徒子徒孙。人们担忧的一个特殊缘由是日益全球化和超越疆界的精英们和其余的越发“本土化”者之间沟通的不断崩溃。意义和价值生成的中心社会已超越疆界，从本土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然而，这并不适用于此类价值和意义旨在贯穿和领会的人类状况。(https://www.daowen.com)
当今的两极分化以自由流动为中心，呈现出许多侧面。这一新中心对贫与富、游民与定居者、“正常”与反常或违法这种传统的区分作了新的阐释。两极的这种种层面到底是如何相互关联、相互影响，这是本书试图探讨的另一复杂问题。
第一章论述历史上不断变化的时空本质与社会组织的形式和规模间的联系——尤其是当今时/空压缩对全球的和区域的社会和社团的构成造成的种种影响。其中探讨的影响之一就是新型的“在外地主现象”，即全球精英们挣脱了政治和文化权力单位的疆域桎梏而获得的新独立及其随之而来的后者“权力的丧失”。新等级制度的“上层”和“底层”各自所处的两大背景的分隔所造成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当代大都市变化着的空间组织和变化着的“邻里情谊”的意义。
第二章的主题是为争夺阐释和强调共同空间意义的权利而展开的一系列现代战争阶段。据此本章分析了过去的全面城镇规划的冒险周折和当今设计的支离破碎和为排斥他人而大兴土木的倾向。最后，详察了曾经作为最受喜爱的社会控制的现代模式的全景监狱的历史命运，尤其是它目前的非相关性和逐渐的消亡。
第三章阐述政治主权的前景，尤其是阐述处在全球化之中的经济、金融和信息状况的国家社团和更加广泛的区域社团的僭越和自治的前景。人们关注的核心在于制度化决策领域与决策和其实施所必需的资源生产、分配、拨款和调度领域日益扩大的规模间的差距，尤其是全球化对各个国家政府——就绝大部分现代史而言，它们是主要的而且往往是未被替代的有效社会管理中心——的决策力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
第四章评析上述演变的文化后果。我认为其总体效应是人类经验的分裂和分化，而共同的文化标记可以作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阐释。“流动”对新等级制度中的上层人物和底层人物分别具有迥然不同的、完全相反的意义，而人口的主体——在这两极间摇摆的“新中产阶级”——则在那对立中首当其冲，经受着严峻的生存不确定性、焦虑和恐慌。我的论点是必须缓解此种种恐慌和消除恐慌所潜有的不满，这一必要性本身就是进一步分化流动性两大含义的强有力因素。
最后一章探讨那两极分化的各种极值表达式：当今对理想化标准以下的事例所作的刑事化处理倾向和刑事化处理在通过将另类生活，即固定性生活的图景和现实描绘得更加反感作呕来抵消“流动生活”中的苦楚所扮演的角色。全球化过程所带来的无生存保障这一复杂问题往往被简化成一个一目了然、直截了当的“法治”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对“安全”的关注——多半缩减为对人身和个人财产安全的担忧——“大大超出负荷”。人们对当代生存其他至关紧要的方面——无保障和不确定性——忧心忡忡。
本书的论题并非政策宣示。依作者用意，它是一篇讨论性的论文。其中提出了许许多多的问题，但没有悉数提供解答，而且也没有对当今发展倾向的未来后果作出一个完整连贯的预测。然而，正如科尔内留斯·卡斯托里亚迪所言，我们现代文明的当代状况所存在的问题是它已停止了拷问自己。不提出某些问题充满了危险，这比无法回答已进入官方议事日程的问题更加危险；而间错了问题往往有助于将人们的视线从真正重大的议程中转移开来。沉默的代价是以人类受苦受难来偿付的。毕竟，问对了问题就使命运与目标，漂荡与旅行成了天壤之别。对表面上无可非议的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前提提出质疑，这可以说是我们对人类同胞和我们自己的当务之急应尽的义务。首要的一点，本书是一次提问题和激励提问题的演习——当然，它不敢妄自尊大，宣称自己提对了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所有问题都是已经提出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