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战：一份职业报告

人们常常认为——而且，更经常的是想当然地认为——“社会空间”这一观念（它当然孕育在社会学家的头脑中——否则，又是哪儿呢？）来源于自然的“客观”空间经验内所构成的概念的隐喻置换。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我们现在倾向于把距离称为是“客观的”，而且通过将它与赤道的长度，而不是与人体部位的大小、身体的敏捷度或其居民的交感或反感相比较来测度距离。可是，早在那非人格性和非实体性化身被称为仪表的金属标尺存放在塞夫尔供众人顶礼膜拜以前，距离却是以人体和人际关系来衡量的。

伟大的社会历史学家维托尔德·库拉比其他任何学者更透彻地论证，不仅从普罗塔哥拉哲学沉思衍化而来的玄妙意义来说，而且从非常世俗的字面意义和完全非哲学的方式而言，人体自远古以来就是“万物的度量衡”。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直至最近现代性的兴起，人类就用身体——脚、手、或肘；用产品——篮子或罐钵；用活动——譬如，把田地分成若干“摩根”，一摩根即一个人从早到晚可耕犁完的一块田地——来度量世界。(https://www.daowen.com)

然而，用手抓的一把与另一把是不一样的，一篮子与另一篮子也是不一样多的。“人格化的”和“常规化的”（praxeomorphic）度量衡必定是与它们所指称的人体和人类实践活动一样五花八门，不可预料。因此，当权者想千篇一律地对待更众多的臣民，向他们强行征收“同样”的苛捐杂税时，总是会困难重重。这样，就必须想方设法避免和消除多样性和偶然性所带来的冲击。办法就在于强行实施标准的和有约束力的距离测量——无论是表面还是体积——而同时禁止其他一切地方性、团体或个人性的操作。

然而，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客观地”测量空间。在可能测量前，我们必须首先清楚地知道到底要测量什么。假如要测量的是空间（或认为空间是可测量之物），我们得首先有“距离”的概念——而这一概念在渊源上是寄生于物或人的“近”和“远”与某些物或人比另一些物或人更“亲近”于某人这样的经验之间的区别之上的。埃德蒙·利奇从迪尔凯姆和莫斯的分类社会起源说中获取灵感，翔实地引证了空间的普遍归类、亲密性分类与区别对待家禽、饲养场牲畜和野兽间惊人的平行性。①家、饲养场、田野和“天涯海角”这些范畴似乎是以与一方面是家禽、饲养场、牲畜、猎物和“野兽”这些范畴，另一方面是兄弟姐妹、表兄堂弟、邻居和异族或“外国人”这些范畴非常相似——实际上是完全相同的——原则而凸显在大众化的世界地图上的。

正如克洛德·莱维-斯特劳斯所示，禁止乱伦——这隐含着对在身体上和肉体上“天生地”无差别的个人作出人为的、概念上的区分——是文明的首要（也是本质的）举动。同时，这将永远地把分隔、区分和分类——它们反映了人类实践和受实践束缚的概念的区别，它们并不是“自然”本身的属性，而是人类活动和思维的属性——嵌入了“自然世界”。现代国家所面临的必须统一目前受它直接统治的空间这一任务也不例外。它在于将空间类别（范畴）和区分从国家政权所不能控制的人类实践中挣脱开来。总而言之，这一任务就是用国家的行政实务来替代其他一切地方性的分散的实务，并以国家的行政实务作为一切空间测量和分隔的惟一和普遍具有约束力的基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