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局长到犯人
1932年的冬天，红四方面军势如破竹地进入四川，很快就占领了四川北部的通（江）南（江）巴（中）各地，并继续向着川东北各地进发。四川以刘湘为首的军阀组成了六路大军前往川东北各地，企图阻止红军的进攻。刘湘的第三师师长王陵基，以前在他的防区内杀了不少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仅在1927年的“三三一惨案”中，就残酷杀害了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杨闇公及许多共产党的领导人，还有大量的革命群众，人们把他比作阎王殿里的“王灵官”。这次王陵基任第五路剿匪总指挥，亲自率领三十个正规军团和地方上的保安团，驻防在万县、垫江、大竹一带，以防红军的进攻，不久就从前线得到消息，说是红四方面军已经逼近开县的杨柳关，王陵基管辖的云阳、万县、开县、奉节、大竹、巫山等下川东各地面临着被红军占领的危险。于是王陵基一面故伎重施，下令各地搜刮地皮，筹集“防堵费”，同时又令各地设置“防堵指挥部”，利用地方民团去堵红军。这时云阳是一个姓李的人当县长，马上召开紧急会议，成立由县及各区团练局长及父亲组成的六人防堵指挥部，负责全县的防堵事务。在这个指挥部中，其他的五人都是现役民团官员，只有我父亲是“编外”，其原因不仅仅是父亲曾经当过团练局长，而且其他的五个人都曾经是他的部下，更因为只有父亲是正规军事学校的毕业生，打过仗，见过大世面，有着实在的军事指挥才能。
我父亲虽然不是共产党，可是因为自己仕途上的坎坷，对共产党已经有了好感，加上他在政治军事学校学习的时候，朱德、陈毅都是他的老师，父亲本人还参加过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现在要他来打共产党，他当然不愿意，再说蒋介石和上百万的四川军阀队伍都被共产党打败了，他有什么天大的本事去与红军对抗？所以他拒不接受县长的委任。
可是他的几个好朋友，比如陶訚[1]、赵唯[2]等人却主动来与父亲商量，要他接下这份差事。他们说：“你老兄要看清楚：与红军打仗，是蒋介石和军阀的事情，你的任务不过‘防堵’而已。防不住堵不住怎么办？跑呗，撤呗，至于怎么跑怎么撤，到时候我们再商量。你看看‘指挥部’里的那几个人，尤其是那个团练局长马仲云，是个坏家伙，你要是不去，让他们去折腾，不知道要借此机会刮掉多少地皮，老百姓更要遭殃。”
父亲听了这些朋友的话，觉得有道理，于是就去见了县长，说自己同意参加“防堵”，只不过有个建议：“共产党的红军兵强马壮，要靠现在这些民团去防堵，无异于是用鸡蛋去碰石头。所以呢，要抓紧组织几个义勇中队，人员由我去招募，枪支可以在民间募集一些，政府再补贴一些，军费嘛，请县长上报请示，将准备上缴的三万元‘防堵费’留下来，作为成立义勇队的费用。”
县长正在着急，一听这么好的建议，连声说：“好好好，姜还是老的辣，就照你说的去办，成立的义勇队的队长由你来定，连同全县的民团一起，都交给你统一负责指挥！”
防堵指挥部设在农坝乡一个叫作窄口子的地方，乡长湛廷举，与父亲和赵唯都是老朋友，父亲就在这里成立了“义勇队”的一个中队，由赵唯任队长，队员由湛廷举和赵唯负责挑选。这一带本来就是他们的天下，一声号召，农民纷纷响应，一下子就招到了三百多个青壮年。接着又在汤溪河沿岸的云安场、南溪和小江等几个乡镇成立了“义勇队”的另外两个中队，分别由陈佑平、付良向任队长，枪支弹药除了由乡公所、地主家和民间筹借之外，还由县里补充了一部分。
就这样，除了团练局掌握的那部分人马之外，有一半以上的中队掌握在进步力量的手里，父亲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新成立的义勇队上，常常在湛廷举家里同赵唯、陈佑平他们商量有关事宜，对团练局掌握的那几个中队很少过问，只是开会的时候了解些情况。可是就连父亲也没有料到，一个非常机密的行动计划正在紧张进行。
谭林[3]、赵唯和陶訚他们这几个父亲的好朋友，都是真正的共产党，当时直接隶属中共上海中央局领导。现在他们一方面通过父亲在防堵指挥部起作用，一方面暗地派人去通南巴地区与红军联系，待红军从杨柳关进入云阳境内时，里应外合，迎接红军解放云阳。这项计划已经得到中央机关的同意，决定在红军进攻前先行通知，以便统一行动。与此同时，谭林、陶訚等组织地方党员，用“红四方面军政治宣传飞行大队”的名义，在县城散发传单，并在县府、体育馆、县立中学等处写上“欢迎红军解放云阳”“打倒贪官污吏”等大幅标语。
就在他们准备热热闹闹迎接红军的时候，红军突然向北方转移。
整个四川的军政要人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地下党与红军在杨柳关会师的愿望也未能实现，可是他们不甘心，决定组织暴动，“自己解放自己”，于是就在1934年的11月初，成立了云阳县武装暴动指挥部，1935年1月19日晚上九时，他们调动由地下党掌握的武装力量，秘密潜往县城，发动了震惊四川的云阳武装起义。但由于事机不密，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再加上起义队伍配合不当，缺乏有力指挥，起义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很快失败。偌大一个云阳县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中，敌人抓的抓，杀的杀，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英勇牺牲，还有一些人远离家乡，长期在外东躲西藏，过着流亡生活。
父亲的那些共产党朋友们也都走了。许多亲朋好友前来劝告，要父亲躲一躲。一来虽然都知道他是国民党员，但是那些共产党毕竟与他太熟，谁相信他们商量的事情你不知道？二来呢，父亲这些年做了许多得罪人的事情，有人早就想除之而后快，只是苦于没有借口，现在正好抓住他与那些共产党的瓜葛，送他一顶“红帽儿”，让他说不清跑不脱。常言说，好汉不吃眼前亏，还是出去躲一躲的好。(https://www.daowen.com)
可是父亲却不走。他说我林某人一不嫖二不赌，三不抽鸦片，不贪污不受贿，不谋财害命，平生没做亏心事，我躲什么？就让人家去说我与那些共产党都熟吧。父亲说：坏就坏在他们不相信我，要按我看来，他们是热情有余，经验不足，其中又没有懂军事的人才，真可谓秀才造反，成不了大事。这事要是让我来指挥，马仲云（团练局长）的脑袋早已经割下来了，还能够让他像今天这样横行霸道？
若干年以后，当时的这些共产党员们对我说起这件事情，还是说我父亲在这件事情上真是很冤枉的。“你父亲这个人为人很正派，敢说敢为，思想也很进步，要是当时有他这么一个懂军事有经验的人来指挥，那是最好不过的了。可是你父亲不是党员，党内的重要决策我们不敢向他透露，加上他又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万一不注意暴露了党的秘密，那会误了大事情。于是经过研究，决定暴动的事情不让他知道，等到暴动成功后，再把他推出来负责军事指挥。”
尽管这样，一封封捏告信还是送到了县党部和万县专区“清共”委员会，以及刘湘的“剿匪”司令部，说父亲是共产党，云阳暴动的幕后指挥。据说县里党政军的头脑们曾经专门开会研究过，觉得父亲只不过有些“左”，不像是真正的共产党，同时也拿不到确切的证据，决定先暗地里调查了再说。可是上面不同意，说是先抓起来再说，于是在起义失败后不久，父亲就被抓进了监狱。
父亲被关进了大牢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成了云阳县的一大新闻。恨他的那些人额手相庆，说早就应该教训一下这个目中无人的“林疯儿”，要不然谁都拿他没办法。可更多的人愤愤不平，青年学生和教师们来探监的特别多，不仅送来吃的用的，还扬言要去游行请愿，控告有人栽赃陷害，公报私仇。父亲一进大监，典狱官就打招呼，说林局长是因为嫌疑“寄监”，不是定罪服刑，不能像普通犯人那样对待。再加上我父亲当时是袍哥中“义”字号二杆旗的大爷，而监狱里的犯人大都是“下九流”中人，“义”字号的辈分高，于是他一进监，就有人前来拜见，有的叫林大哥，有的叫林局长，他被安排在一个单间小屋里，专门用竹凉板给他搭了一个铺，也算是优待。
父亲进监狱刚刚十天，就搬到监狱外面的一间关押政治犯的小屋子里，这个房间设在离大牢约二十步远的一个巷道内，前面有一道铁门，铁门外面就是典狱官的住所，关在这里的犯人可以在巷道内散步，比起大牢里相对要自由些。后来听说，是因为县党部县政府接到不少群众来信，说父亲是大好人，要求立即释放；还有人说，就算他是“共产党”的嫌疑犯，那也算作政治犯，按照蒋委员长的说法，应该享受“优待”，怎么能够和那些普通的犯人关在一起？再说县里的官员中有不少与父亲是同学和同事，他们都知道父亲不是共产党，也与暴动没有关系，原来打算不了了之，但是上面的命令不能不执行，现在就借着老百姓的这些反映，把他移了出来。这间屋里当时还关着一个政治犯叫李英才，他倒的确当过共产党，只不过后来失掉了关系，在云阳女子师范学校教书，云阳暴动以后，他被人密告，被抓了进来。每天下午五至六点，是探监的时间，李英才的妻子常若英就会来探监。常若英在县女子中学教音乐，人长得很漂亮，而且贤惠温柔，每天下课就来给李英才洗衣服做饭，我也经常买些菜送到监狱，与他们一起做来吃，彼此间相处得很融洽。
常言道祸不单行，偏偏这个时候，我那还在做公安局长的二伯也碰上了麻烦。缘由是南岸一个恶霸的儿子在城里嫖娼，还打伤了人，二伯把他抓来关起，那恶霸就去告我二伯贪污公款，还用贪污来的公款吃鸦片，县里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二伯撤了职。二伯现在无职无权，对父亲的事情也就无能为力，一天就借着探监，来向父亲说起去找我的七姑父唐罗汉帮忙。父亲自然是不同意，说那唐罗汉阴险得很，说不定这件事情就与他有关，他不来下烂药就谢天谢地了，怎么会去帮我说情。
二伯想救父亲心切，就暗地里带上我去了唐家。那唐罗汉果然满口的风凉话：“你们家的这个‘疯儿’，从来都是天不怕地不怕，什么人都敢惹，什么祸事都敢去闯，我说过嘛，久走夜路总要遇到鬼，怎么样，今天总算也尝到坐牢的滋味了吧？”我一听就知道他还在为他的那个张五抱不平，真恨不得上去吐他一泡口水。
二伯恨了我一眼，又对唐罗汉说：“三弟的脾气你是知道的，都是亲戚嘛，你又是他的姐夫哥，何必呕他的气。”唐罗汉一听这话，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什么时候把我当他的姐夫哥了？他到处臊我的皮，处处与我作对，比外人还不如！这种人，我看让他受点夹磨也好，免得他不知道天高地厚。”唐罗汉说着，气呼呼地拿出四十块银圆：“我也不好去看他，你拿这些钱去给他买点吃的用的，叫他好好待在牢里，不要再胡说八道，吃几天苦就会让他出来的。”
我扯扯二伯的衣角，意思是不要他的钱，可是二伯没有理我，接过钱就告辞了。
李英才因为共产党的“嫌疑”太大，被认为是重犯，要单独关押，父亲就被迁移到大监外面的一个角楼上，这里原来是狱丁住的地方，比过去更自由了。还经常有人来帮着我们做饭洗衣打扫清洁，父亲除了看报之外，又让我把他给我的《中山全书》和那些《新青年》杂志拿来，他读后写了一些打油诗，可惜没有记下来。
在坐牢期间，李英才给父亲讲了很多大革命时期和红军长征的故事，也讲了一些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这段监狱生活，使得父亲这个有着正义感的国民党员，对共产党逐步加深了认识，后来成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这倒是令当初如唐罗汉之流想借监狱“改造”他的人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