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家乡

告别家乡

唐罗汉早就从县长那里知道了父亲被无罪释放的消息，就在父亲出狱的那天，他派人带了一乘小轿到监狱门口去迎接，待到轿子到达他家门口，他又亲自迎上去，笑盈盈地对父亲说：“受苦了受苦了。”手牵手把父亲迎到家里，连声地说：“不要出门！什么事情都不要想！休息，好好地休息，把身体养好再说！”说着就把父亲引到楼上专门为他准备的房间，吃了饭，洗了澡，换了一身新的衣帽鞋袜，还请来理发师好好地为父亲理了发，让他美美地睡了一夜，第二天中午才起床。

在我的印象中，唐罗汉与父亲始终合不拢，却又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亲戚关系。云阳是个很重亲情的地方，对于父亲来说，唐罗汉做人再不地道，可毕竟是他的姐夫，即使是姐姐不在了，还得看在几个侄儿侄女和母亲的分上，与他保持联系。对于唐罗汉来说呢，父亲虽然事事与他作对，可是他毕竟还是个“长者”，要顾及自己在公众面前的形象，遇到父亲让他难堪的事情，他虽然骨子里恨得咬牙切齿，表面上还是摆出一副“大人不计小人过”的长者风度，显示出自己宽厚的胸怀。再说了，他也知道父亲并不真正是什么“疯儿”，而是穿州过县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人物。父亲当上团练局长的时候，杨森的两个部下白道诚（白驹）和雷忠厚驻扎云阳，因为曾经是父亲的上级，在军队里对父亲就很器重，这时更是有求必应，其中雷忠厚还送了父亲几十条步枪，这些枪支后来转卖给了地方，父亲还因此得到了很大的一笔收入。唐罗汉自己，虽然在云阳当地还有些关系，也不过是个“门槛汉”而已，一出了云阳就束手无策，遇到事情简直就求助无门；再说他自己还想要向外面发展，而我的父亲就是他继续往上爬的阶梯。他应知道父亲很讨厌他，可是也知道父亲是个很重情义的人，到了关键时候，未必就不肯帮忙。

父亲在唐罗汉家里住下，想到自己目前众叛亲离，周围依然一片白色恐怖，许多好朋友都远走他乡，自己虽然被放出来了，可是随时随地都可能又被抓进去，越想越觉得：此地不可久留。

父亲打定主意，就去找他的老同学、县党部的汪书记长。汪书记长倒是很热情，一见面就说：“佩尧兄，你终于出来了，很好很好，大丈夫能屈能伸，受这点委屈算什么。好在问题都弄清楚了，不知道老兄有什么打算？”

父亲先是对他主持公道表示感谢，接着就说想出去走一走。

汪书记长本来拿着父亲就有些为难，现在听他这么一说，正好顺水推舟，便说：“按说像你老兄这样难得的人才，家乡应该是很需要的，可是目前形势混乱，人心惶惶，不安逸你的、对你有误会的人也不少，现在要给你安排一个你自己喜欢的、能够让你发挥才能的工作，一时也有些困难。好在你外面也有些关系，出去走一走，也许会大有作为呢。”(https://www.daowen.com)

就这样，父亲决定远走高飞了。书记长与县长商量，由县政府付给父亲三百元钱，作为他在国民讲习所任职期间的“车马费”（因为国民讲习所主任没有工资，事前讲好了以车马费的名义给予补偿）。唐罗汉看到父亲要出远门，好似卸下一个包袱，去了一块心病，暗地里也很高兴，也大方地拿出了一百五十元钱。父亲对于唐罗汉给的钱，从来都不推辞，也不感谢，如果不给，他反而会伸手去要，就像唐罗汉欠他似的。他认为唐罗汉的钱都是些不义之财，用他的应该。

在我的一再要求下，征得祖母的同意，父亲决定带上我外出漂泊。这些钱除去留给祖母的一百元，余下的就作为我们父子俩寻找工作期间的生活费用。

【注释】

[1]陶訚（1904—1939），又名陶守潜、陶季骞等，云阳县云安镇人。1931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物理系，期间多次组织学生抗日救亡运动。1934年加入共产党并负责了共产党云阳城支部青运和学运工作。1935年1月，与谭林、赵唯等组织发动了云阳工农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转移到上海，进入上海军委特科系统从事秘密工作。

[2]赵唯（1907—1992），本名赵学曾，云阳县农坝乡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建立云阳县第一个中共基层党组织——农坝党支部，1935年1月19日参与指挥云阳县工农武装起义，任副总指挥。曾任中共川东工委委员等职。1947年冬任中国共产党川东民主联军下川东（后改名中国共产党川东游击纵队）纵队司令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云阳县人民政府县长、万县地区副专员等职。

[3]谭林（1910—2015），后名谭右铭，云阳县亲睦乡人，1933年8月由共青团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5年1月19日任云阳工农武装起义总指挥。曾任四川云阳工委书记、云奉边区特委书记。抗日期间，曾加入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山西抗日青年决死四纵队第十总队等，先后任山西新军教导2师1团政治处主任、山东军区独立5师政治部主任等，解放战争期间，曾任山东军区独立5师政治部主任、华东野战军9纵25师政委、华东野战军20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少将军衔，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3年9月后，任四机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1985年离休。2015年2月14日在北京病逝，享年10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