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先生大志气
当时的万县地区，被划为四川的第九行政督察区，父亲为我联系的这个训练班，被命名为四川省第九行政督察区地方建设干部训练班，主要是集训第九行政督察区所属各县的乡、镇长及中小学校长和教师，校址就选在万县的万家坝，父亲是通过云阳县教育局的关系，把我保送进来的。受训的学员中，五十岁以上的人不少，中年人居多，而我是当时年纪最小的学员。
训练完全军事化，人人都像是刚刚入伍的新兵，从立正稍息开始，到正步跑步，耳边成天都是“一二三四”。刚刚开始，还觉得好玩，可是天天都如此这般，我就生厌了。先是装着系鞋带掉队溜号，后来就发展为“头疼”“脚痛”“拉肚子”，请病假，开小差，在寝室里睡觉看小说。训练班每天下午还有一堂政治课，宣传所谓“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领导”（蒋介石）“一个党”（国民党），我毕竟看过很多的进步书籍，又接触过许多的进步老师，还有这么一个进步的父亲，对这些胡说八道不但不感兴趣，还非常反感，所以即使是坐在课堂里，也只顾着看小说甚至是打磕睡。可是偏偏就有人在认真地听，还有人居然在记着笔记，学校还经常来人叫学员去做“个别谈话”，而且叫去的大多是各个县里的镇长、校长和骨干。后来我才知道，被叫去的人都是国民党党员，后来大都被吸收为中统特务。
集训进行三个星期，毕业后，我回到了云阳，被分配在云安镇河南小学祖师庙分校，学校的校长姓周，是重庆高级工程学校毕业的，他家里佃着我家的房子，我小时候拜了他的母亲做干妈，多少有些沽亲带故的，又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让我做了个半席的教员。
云安镇是个产盐区，有上万的工人和家属，还有不少的地方官员、士绅、盐老板和居民，全镇只在汤溪河的河南河北设立了两所小学，而要想读书的学生很多，按照规定每个班不能超过四十名学生，但实际上每个班都超过了六十名，还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学校的老师都是些有经验的老教师，有的已经在这所学校教了二十年的书，十年以上的占了半数，每逢六月、十二月学校放寒暑假的时候，争夺教师职位的所谓“六腊战争”进行得非常激烈。当时全席教员的月薪是二十四块银圆，我这个半席教员虽然工作量比全职还多，却只有十二块，即使这样，我还是要感谢这位校长，因为据说这个学校每期至少要吃两个教员的空缺，给了我这个半席，校长每月就少了十二块的收入，何况我还是一个连初中都没有毕业的大孩子，能够得到这样一份工作，应该说是非常的不容易了。
我所在的分校，是小学三年级的初小班，离本校其实不远，但是因为要上两百多级石梯，好多老师都不愿意到分校来，分校的所有课程，就由我和另外一个姓王的老师包了下来。我教算术和体育，上课要求很严格，学生要是不用心听课，或者与别人说话，做别的什么事情，一经发现不但要罚站，还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认错，要不然就在放学以后扫地，甚至不准回家吃饭。所以在教室里，学生们都怕我，只有我二伯娘的小女儿梅侠，经常扯谎到外面去玩，我恨她一眼，她就向我做鬼脸，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可是出了教室，就是学生们的天下。分校没有球场，只有一个沙坑，用于跳高跳远，学生们常常合伙把我抬起来，往沙坑里扔，叫作“甩死狗”。老教师们开玩笑，说是小娃娃欺负大娃娃，我就是个娃娃头。
王老师常常生病，他的课就由我来代，我刚刚参加工作，浑身有着使不完的劲，再忙也不觉得累。加上我对老教师们也很尊重，不懂的地方就向他们请教，老师们对我的印象都不错，认为我教学认真，积极肯干，加上学生们也很听话，愿意和我一起玩，我当时的心情，确实很愉快。
工作一旦稳定下来，我就开始给光清写信，很快就收到她的一封很长的回信。她说我离开忠县的那天，她非常想来送我，却又不敢来，她怕学校批评，又怕同学们讥讽，还怕社会上的人说三道四，只好悄悄跑到城墙边上，在那里望着江边，等了一个多钟头，才看见我从城门洞走下河坝，在那里等船。她看着我上了趸船，又从趸船上了从江里开过来的轮船，轮船沿长江顺流而下，直到轮船的影子消失在水天尽头。
这封信让我真是感动，我们从此便通信不断。我的信通过李禾芳这条秘密渠道传送给她，她的信却只好直接寄到我的学校里来。有好事的老师看见信封上女孩子的笔迹，就认定了是情书，每当光清有信，就去拿了捏在手里，一定要我买糖去换信。就这样，我每月常常要花上两块钱的糖果钱，剩下的还要交给祖母五块钱，然后才是自己的花销。祖母拿着钱，乐滋滋的只是夸奖，说我和父亲一样，是个孝子儿，其实祖母拿着这些钱也没有自己用，无论是做衣服还是买吃的，全都花在了我的身上。
云安镇就河南河北两所小学，互相都有些来往。河北小学的校长姓魏，叫魏秉权[3]，常常穿着西装，留着“拿破仑”头，人长得很标致，也喜欢打网球，是我父亲最要好的朋友之一。魏秉权被公认为整个云阳县藏书最多的年轻人，思想也很进步，他一当上河北小学的校长，就立志要把这所小学办成全县第一所模范小学，于是到处联络那些朝气勃勃的年轻人去做教师。这些人当中有个女教师叫郭伯英，也是云安镇的人，父亲是个大财主，人称郭二蛮子，住在一所大庄园里，庄园里还修得有碉楼。郭伯英在县城里读书的时候，就是云阳女中著名的校花，也是全县著名的“摩登女士”，唱歌、跳舞、打球、演讲乃至打牌划拳、吸烟喝酒……她样样都会，而且还很精通，她常常与男青年们在一起有说有笑，落落大方，还敢于手牵着手逛大街，进公园，讨论起什么问题来也显得敢说敢当，很有见地，魏秉权一直都很欣赏她，就请她来河北小学教书。其实郭伯英也很欣赏魏秉权的，两个人一拍即合，到后来居然就成了夫妻，这当然是后话了。
魏秉权也来找到我，到他那里去做了教体育课的正式教师，拿全薪。其时正是北京学生的“一二·九”运动之后，抗日救亡浪潮十分高涨，学校利用每天的升旗时间和各种纪念活动，给学生们讲解时事，揭露日寇的侵略罪行，早上出去跑步锻炼的时候，也组织学生唱抗日歌曲，呼抗日的口号。在学校和镇上的许多地方，都有我们学校出的宣传抗日的大墙报和标语口号，学校组织了宣传队、歌咏队、话剧队，到镇上的工人区和居民区，有时候还下到附近的农村去演出，一时间在全镇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而全校的教师则是这些活动的骨干，在他们以及他们培养出来的许多学生中间，好多人后来都成了积极抗日的共产党员。
我不但是这些活动的积极分子，还常常是其中的带头人，由于坎坷的身世以及长期以来与下层民众的接触，使得我的心中对于国家民族的感情比别人更加深厚。除了演讲和口号之外，我常常觉得胸中有好多好多的话要说，要向人倾诉，于是我又拿起了笔，开始写作。由于父亲的熏陶，我也喜欢上了通俗易懂的“打油诗”，我就用这种中国民间流行的诗体，写了一首《拽水工人歌》。小时候在我家附近，常常看见不少的拽水工人，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都驼着背，手上的茧疤就像干裂的泥土。后来我到盐井上去玩，才看到井架上安着无数个木头的滑轮，每个滑轮上有一条好粗的绳子，两端系着拽卤水的木桶，那些拽水工人赤裸着身子，把绳子的一端拴在自己腰上，再用手握着并绳，一下一下地把桶里的盐水拽上来，倒在用竹筒做成的盐槽里。他们拽上一桶水来，就要自己喊出一个数字，旁边的监工记下这些数字，然后照此发给他们工钱。从盐井里拉上来的卤水是有毒的，拽水工人们每个班要工作十个小时，过度的劳累和毒气的熏染，使得他们积劳成疾，常常只能活上四五十岁，就病死了。
这些悲惨的画面从幼年时期就一直积压在我的心底，经过多年的酝酿，终于以诗歌的形式喷发出来，助我写成了这首《拽水工人歌》：
九十六
九十七
拽了半天
只能买两筒米
手被绳磨破了皮
腰被绳勒成了残疾(https://www.daowen.com)
一年四季拽到头
赤身裸体不穿衣
工作时间比从前多
工资反而比从前低
拿从前一样多的钱
买不来和从前一样多的米
婆娘娃儿在屋里饿得叫
怎么办？
还是只能买两筒米
与我同寝室有一个教国文的老师温子白[4]，比我大十多岁，后来我才知道他早在1933年就参加了共产党，只是以后失掉了关系。他给我讲了不少的革命道理，我们算是志同道合，相处得很好，他看了我写的这首《拽水工人歌》，很是欣赏，说是这样的诗歌写出了拽水工人的悲惨命运，有激情，比那些无病呻吟的风花雪月有意义得多了，不但鼓励我就这样写下去，还鼓励我向报社投稿。于是我就将它寄往当时在川东地区影响最大、发行面最广的《万州日报》，不久果然登了出来。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章在当时报纸上发表，高兴得一蹦多高，跑出去买了些花生和卤肉回来，在寝室里与温老师畅饮。这是我第一次喝酒，醉了，睡了一天，幸好当天没有我的课，要不然就出洋相了。随后我接到报社一个姓方的副刊编辑的来信，鼓励我多给《万州日报》写稿，他将尽量给我发表。于是我就把学校生活、抗日救亡活动、工人的贫困痛苦、盐厂老板对工人的残酷剥削等都写成小诗短文，果然都陆续登了出来。从此我一发而不可收拾，写稿成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写了一首与姑父唐罗汉绝交的公开信，把我少年时代在唐罗汉家里的所见所闻全盘端了出来，一共写了四千多字，只是将文章中的唐罗汉化了个名字，他的大名叫唐星甫，我就把其中的“星”字拆开，称他为“日生君”，然后署上了云安人尚不熟悉的“林青”这个笔名，寄往《万州日报》，不久就全文登载了出来，接着又被收在了《万县的一日》这本影响很大的专辑里。文章见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唐罗汉寄去了一张报纸，然后任随这些揭露唐罗汉的“钢鞭”，在云安镇激起轩然大波，闹得沸沸扬扬。据说有好事者拿着报纸去见他，他却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不知道。我从来不看报纸，那些文章大都是编出来的，有什么看头？”这或许是因为我没有指名道姓，他只好哑巴吃黄连，憋在肚子里，或许是因为那些事情他既赖不掉也辩不明，不如装糊涂。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一定知道是我写的。
冬天来了，我突然接到父亲的来信，说陈联诗在万县被捕了，要我放假之后立即去万县。这个消息在我志趣盎然的校园生活中，不啻为一声晴天惊雷。这位第一个让我体会到母爱温暖的好人，怎么可能被捕呢？
我不等考试完毕，第二天就向校长请了假，匆匆赶到万县。
【注释】
[1]陈联诗（1900—1960），又名陈玉屏，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人。华蓥山游击纵队的主要创建者与领导者之一，多次参与并领导华蓥山武装起义。因陈联诗善使双枪，被世人称为“双枪老太婆”。据著名小说《红岩》的领衔作者罗广斌先生说，陈联诗为《红岩》中“双枪老太婆”的原型。
[2]廖玉璧（1902—1935），又名廖永年，四川省岳池县人，陈联诗的丈夫。1925年由共青团转入共产党员。1926年受中共岳池支部派遣参与指挥以军（阀）团（阀）冲突为名义的华蓥山区第一次武装起义，1932年举行迎接红军的华蓥山第二次武装起义，组建华蓥赤卫军（即华蓥游击队），任大队长，1935年因叛徒出卖牺牲。
[3]魏秉权，又名钱东平，云阳县云安镇人。1936年云安镇河北小学校长。1939年入党，曾任中共云安镇特支书记。后赴川南、云南“边纵”从事党的地下武装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任昆明市委宣传部长、云南省人大副主任。
[4]温子白（1911—1989），重庆云阳人。1939年任云安河北小学校长。身份暴露后撤离云阳，迅速转移外地从事革命工作。新中国成立初任龙潭乡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