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陪诗伯坐监牢
为了生计，父亲在万县开了一家叫作“茂林”的旅馆，地点就在靠近杨家街口码头的河边上，旅馆不算大，只有十个房间，住的多是沿江上下过往的客商。父亲不在，我开了个房间，躺在床上等他。
快到中午了，父亲才回来，一见我这么快就来了，当然很高兴，下午就带我去监狱。我带上云阳的特产桃片糕，父亲又在街上买了几盒“华福牌”的纸烟。路上我问父亲对陈联诗怎么称呼，他说：“我已经替你想好了，就叫诗伯吧。她不是一般的女人，而是女中之豪杰，女中之丈夫，这样比起伯娘之类俗气的称呼，更要贴切一些。”
和中国所有的监狱一样，万县的监狱也设在县政府内。万县还没有公共汽车，只有黄包车，很贵，我们到什么地方，都是步行。从杨家街口到县政府，要走半个钟头，我们进了县政府的大门往左拐，就到了女监，父亲站在门口咳嗽一声，一个女犯人就来到了风洞口。我一看，这人不过三十岁左右，穿一件青丝绒的旗袍，一头发亮的头发梳理得纹丝不乱，漆一样黑的一字眉下，有一双极有神的眼睛。她微笑着看着我，既庄重典雅，又和蔼亲切，我再也忍不住了，急步走了过去，大喊一声：“诗伯！”
她看着我，笑出了声来，说是先礼吗？什么时候来的？
我来不及说话，忙把带来的东西递了进去，她接过东西，打开那盒纸烟，抽出一支递给父亲，自己也拿出一支，又从管狱婆那里要了火柴点燃了，然后将火柴与一把扫帚一起，递给了父亲，让父亲就着这把扫帚在门外坐了下来，然后开始说话。我看着这一切，觉得诗伯怎么不像是在坐监，而是像在自己家里做着抹屋扫地之类的家务事一样，那样的从容不迫，那样的有条不紊，居然没有一点沮丧的情绪。
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就是从这一刻开始，我就把自己的一生，与诗伯和她的一家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诗伯已经在监狱里关了好久了。她是接受四川地下党领导人车耀先的指派去苏联学习军事，路过万县的时候被捕的。这个时候，红军已经远去陕北，整个四川地下党正处于白色恐怖中，廖伯父牺牲以后，诗伯也受到敌人的追捕，到处贴着通缉她的布告，于是她将从前在华蓥山区常用的“陈玉屏”这个名字，改成了只有不多的几个人知道的陈联诗。与她同行的有个姓汪的联络员，还有个姓刘的老太婆，诗伯听从车耀先的嘱咐，一路上都不大出面，一切都由老汪去办理。他们由重庆到万县的时候，天色已经不早了，由老汪带着去找一个姓熊的老板开的旅馆，准备暂住一夜，第二天再买票去宜昌。谁知道旅馆找到了，迎出来的却是一个不认识的账房先生，说是与熊老板是极好的朋友，现在熊老板离开了万县，旅馆已经转让给了他们在经营。老汪很谨慎，想另外找个地方，账房先生却热情地再三挽留，诗伯被说得动了心，决定就在此住上一夜，明天买好票就起程。安顿下来之后，刘老太婆要去看一个亲戚，老汪忙着去买船票，诗伯留在旅馆里休息。
真是无巧不成书，我的父亲，就是这家旅馆老板。(https://www.daowen.com)
父亲回到旅馆，一看账簿上登记着一个叫陈联诗的客人，禁不住喜出望外，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楼上诗伯的房间门口，砰砰地打着门，大声喊着：“诗姐！诗姐是你吗？”这个时候，诗伯正想上床躺会儿，听见喊声吓了一跳，连忙把门打开，一看是我父亲。两个人都很高兴，父亲尤其高兴，像个孩子似的开怀大笑，拉着诗伯的手紧紧不放，接着又是拿烟又是泡茶，还亲自下楼去打来了洗脸水，两个人坐下来，亲亲热热说起了离别以后的情况。
没过多久，楼下传来喧嚷声，父亲出去看了看，说是宪兵查号来了。在那个时候，只要来了宪兵，肯定不是查杀人放火或者是嫖赌吸毒等刑事犯，而是查所谓的“异党分子”。说话间，那些全副武装的宪兵就已经上楼，他们径直来到了诗伯的房间，问起了姓名职业，从何处来到何处去之类的问题，诗伯都早有准备，对答如流，宪兵找不到什么疑点，就叫打开行李检查。诗伯自己的行李里，除了一些换洗衣服和随身用品，就是几封去宜昌教书的介绍信，宪兵们搜不出什么，又打开刘老太婆的行李口袋，在一些旧衣服中翻来翻去，最后从一双老太婆穿的尖尖鞋里抖出了个小纸包，里面有十几颗鸦片烟丸子。诗伯解释说随行的刘老太婆吃鸦片，怕一路上不好找烟馆，就带了这么些烟泡子自己吃用的。那些宪兵好像是冲着什么目标来的，一副不达目的不死心的样子，拿起那些鸦片丸子，一定要诗伯跟他们走。
父亲一直在帮着诗伯说话，愿意以自己的性命和旅馆为诗伯担保，他还恳请宪兵队对于诗伯是否吸食或者是贩卖鸦片的事情进行调查，调查期间让诗伯住在自己的旅馆里，保证随叫随到。可是宪兵们根本不听，最后还是把诗伯带走了。
幸好审讯诗伯的那个宪兵营长，是诗伯当年在梁山教书时一个学生的家长，他证明了诗伯的教师身份，本来这件事情就应该了结了。可是抓人容易放人难，宪兵队以那些鸦片烟丸子为由，把诗伯转到地方上，由县政府处理。就这样，诗伯在这个地方监狱里已经关了三个月了，还没有被提审过一次。而老汪和那个刘老太婆一听到诗伯被抓了，连忙转移到另外的一家旅馆。刘老太婆第二天就搭了条黄鱼船去了宜昌，老汪等了几天，见诗伯一时没有出来的希望，只得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诗伯为什么一到万县就被捕，很有可能是被特务盯上了。诗伯早就上了特务的黑名单，她的行动一直都受到特务的监视。这次由重庆到万县，她在船上就怀疑有人在跟踪，因此她的这次被捕，很可能是特务所为。
我自然是不愿意回云阳了，成天与父亲一起往监狱里跑，每次去都要带上诗伯需要的东西和食品，其中总少不了鸡呀肉的，尤其是纸烟。这个时候，诗伯抽烟特别厉害，有时候一天要抽上两包，父亲本来是不抽烟的，因为要陪着诗伯说话，也学着抽上了。不久我到了《万州日报》去当校对，虽然每月只有八块钱的薪水，但是由报馆供应伙食。我几乎把所有的薪水都拿来为诗伯花销，觉得有机会为她服务，简直是一种荣幸。
万县是一个抗日浪潮高涨的地方。早在头一年北京“一二·九”运动之时，省立万县师范的学生就紧随着提出了“四川的学生，亦是战场上的学生，愿以热血和头颅来换取领土的完整”这样激越的口号，就在诗伯入狱的这段时间，又传来了成都人民反对日本当局在蓉设立领事馆、打死两个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成都事件”，这个事件与其后蒋介石政府对日本当局的妥协政策，以及蒋介石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主张，不断激起国民的愤慨，把四川的抗日运动一浪接着一浪地推向了高潮。在赶走杨森之后，万县成了刘湘的天下，刘湘这个时候，已经当上了四川的省主席，他在积极帮助蒋介石“赶”走了红军之后，又面临着蒋介石势力大举入川、并对他的部队及整个川军进行分化收买的威胁。这样的局势不但引起了他的不满，还引起了四川各界的抗议，以张澜为首的川内名流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组织集会，主张抵制中央军入川，让四川人自己来治理四川，还呼吁团结抗日，反对打内战。于是在“抗日将军”冯玉祥和共产党的争取下，刘湘决定把从前的反共方针改为“抗日、反蒋、联共、建川”，对共产党积极抗日的活动便暗中支持。
《万州日报》的社长，就是刘湘的警备区的司令刘光瑜，报社里面有着一大批主张抗日的进步人士，在这样的氛围中耳闻目染，本来就激进的我更加活跃，晚上在报馆里当校对，白天出去做“见习访员”（即见习记者），写文章，还要抽出些时间到诗伯那里，向她报告“最新消息”。我把那些登载有好文章的报纸杂志通通给诗伯送去，还把打听来的国内国际形势、特别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的情况，讲给她听。诗伯很关心这些，听得聚精会神，常常被我的情绪所感染，多次感慨地说：“我要不是在这里坐监，一定要把华蓥山上的游击队员们带出川去抗日了。”诗伯很喜欢我的性格和工作热情，由我想到她自己的两个孩子，常常触景生情地对父亲说：“先礼这孩子很懂事的，有出息。也不知道我的那两个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她的一儿一女，在重庆由一个叫曾三姐的女人照顾，诗伯让父亲代她向重庆的曾三姐写信，询问孩子们的情况，还叮嘱父亲千万不要暴露她目前的处境，以免三姐和孩子们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