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州日报》小访员
我到万县看望诗伯以后，就没有再回云阳去教书，而是去了心仪已久的《万州日报》，找副刊部的编辑方仲华。我没有见过这个人，只是因为投稿，与他有过书信往来，所以见面的时候，双方都不认识。我是在一个大编辑室见到他的，胖胖的，戴着副眼镜，也只有二十多岁，我报上名来，他露出很吃惊的样子，随即很客气地带我到会客室，寒暄过后，我说明今天一是来感谢他对我的帮助，使得我有机会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二是说明自己想到报馆来工作，想请他帮助引见。他很爽快，立即去找总编辑李春雅，介绍了我的情况，李总编表示可以先做校对，试用期每月只有八元钱的工资，在报馆吃饭，问我干不干。方仲华回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只要能够进报馆，不管做什么工作我都愿意，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我回来向父亲谈起这个事情，父亲也很支持，于是决定第二天就去报到，开始工作。
我来到报馆，李总编先找我谈话。起先他很严肃，说了很多校对工作的重大意义之类的话，其中有一条我至今记得很清楚，这就是：有时候因为一字之差，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后来他觉得是不是话说得太重了，就放和缓了些，说我看过你的文章，写得很不错的，年轻嘛，好好干，干出成绩来，还可以提升当编辑记者嘛。其实当时我根本没有想那么多，一是要找个工作，要吃饭，二是我喜欢写作，只要能够进报馆，别的事情以后再说。再说了，那个时候我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凭着自己的一身力气，什么苦吃不下来？
承印报纸的是一家叫瑞华的印刷厂，在万县城的二马路，厂不大，只有两部对开机，没有专门的校对室，只是在印刷机旁边放了一张长桌。每天晚上，我去厂里，印刷厂的工人左手捧着换字盒，右手拿着新闻稿，站在放着字盒的木架前，一边看着稿子，一边熟练地将一个个字钉拣在铅字盒里，一条消息拣完了，油印出来交给我校对，校好了，再交给排字工人改正。这样一连要校上三遍，整版排好了，还要校大样，最后才印刷出版。《万州日报》是对开一大张，共四版，我负责校对地方版和副刊版，一个整版有几十条新闻，我每天要花上四五个钟头守在印刷机旁，常常是快天亮了才回去睡觉。当时万县的电力不足，经常停电，校对只能用煤油灯，熏得我吐出来的痰都是黑的。工作到深夜，既没有夜餐，也没有夜班费，我只好自己掏钱买上一个锅魁（烧饼），就着白开水充饥。寒冷的冬天，接连下雨，路上泥泞，又没有路灯，一次我穿着前年诗伯寄给我的那件呢大衣在漆黑的巷子里行走，一不小心跌倒在地，不但脚上摔出了血，连大衣也糊满了稀泥，把我心疼了好几天。不过除了这样的“偶然事件”，我倒是干得挺快活，什么苦啊累啊全都不在话下。
由于国共已经宣布合作，《万州日报》上的言论版，每天都不是转载《新华日报》的社论，就是转载在全国有影响的报刊的文章，其中好多都是共产党和进步力量办的，比如新华社办的《群众》，救国会办的《救亡日报》，邹韬奋、金仲华等人办的《大众生活》《永生》《抗战》（三日刊）等。当时的《新华日报》在武汉出版，用航空运送版子过来，也要第二天才能够收到，其他的报刊时间也安排得紧，我在这样紧张的工作中读了大量的文章，对于国共两党抗日的主张及态度、国统区贪污腐败的情况、全国人民抗日救亡高涨的热情等等，都有了比较多的了解。校对也是个很细致的工作，由于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很强的责任心，那段时间的校对基本上没出什么错误，我还多次受到主编的表扬。其实我自己心里知道，有两次差点出大事情。一次是排字工人把“国民党”排成了“周民党”，直到出大样的时候才发现；第二次是有个工人在一篇新闻稿中，把“蒋委员长”排成了“将委员长”，虽然我在初校的时候就改过来了，但是工人未做改正，后来看大样的编辑也没有发现，直到开始印刷，我看样报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时候，报纸已经印出了二百多张，幸得及时改正，才没有酿成大错。这个事情认真检查起来，我是没有责任的，所以当班的编辑和那个未做改正的排字工人，对我非常感激。
现在想起来，我非常庆幸自己在那段时间养成的一丝不苟的谨慎的工作作风，以至于几十年以后的“反右”运动中“引蛇出洞”时，我也没有被“引”出来，后来被他们硬“拖”了出来，却因为没有拿到我的任何一点把柄，才得以从轻发落，有幸活到今天，现在想起来，真要感谢那位报馆的总编辑李春雅。
这个李春雅，本来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平生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看报。书报看得多了，就对自己原先的许多看法都有了怀疑，特别是将共产党在根据地的所作所为，与国民党在国统区的挂羊头卖狗肉的胡作非为一对比，就觉得共产党比国民党好，因此《万州日报》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在编辑部里，没有一个国民党员，好几个编辑都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报纸的编辑方针和内容都很进步，使得《万州日报》当时就被人誉为“宣传抗日救亡的火车头”“《新华日报》的翻版”，日销量达到了一万多份，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数字，所以李春雅本人在群众中的威信极高。李春雅本人还在报纸上开了一个特别阵地，叫作《南北极》，由他亲自执笔写稿，长短不论，每天一篇，从不间断。他的胆子大，见到不平的事情就要骂人，这固然是因为他的学生刘光瑜，不仅仅是《万州日报》的社长，还是万县警备区的司令，而且听说这个刘光瑜还是刘湘的侄儿。尽管国民党县党部对于《万州日报》非常不满，却也因为要在刘湘的地盘上吃饭，敢怒而不敢言。
七七事变以后，眼看着国民党军队在前线节节败退，再加上蒋介石继续他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激起了国民尤其是年轻人的不满，听说共产党在延安办起了好几所培养抗日进步青年的学校，大后方的年轻人冒着生命危险，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奔赴延安，《万州日报》每天都有上十近百的青年就这件事情来信来访。李春雅被年轻人的热情深深感动，就与报馆的几个进步编辑商量，决定大家多负担一些工作，空下两个编辑的名额，把薪水全存起来，加上他本人节省下来的工资，用来资助贫苦青年去延安的路费。我决定与刘孟伉的大儿子刘祥纶[2]一起去延安，都已经在李春雅那里领了三十元的路费，后来因为我加入了共产党，大后方需要干部，只得听从党的安排，留了下来，刘祥纶便与他的三叔刘宏达一起去了延安。当时万县地区像他们叔侄俩这样去延安的青年有一百多人，《万州日报》成了最主要的输送站，这些和我一样的年轻人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闯过了国民党的重重关口，历经千难万险，大多都到达了延安。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多数入了党，然后分赴根据地和大后方的各个岗位，新中国成立后大都担任了各个岗位的领导工作。(https://www.daowen.com)
我在报馆做了三个月的校对，又兼见习访员的工作（即见习记者），这是当记者的必经之路，于是我更忙了。按照规定，校对晚上工作之后，白天应该睡觉，可是我白天几乎没有时间休息，既要跑消息，写稿子，又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到了晚上又要去上夜班当校对，还得抽出时间去看诗伯……真是忙得团团转。我分配的线是跑社会新闻，可是因为是小小的访员，不能登大雅之堂，就不能去消息集中的机关采访，只有满街上去跑。好在那个时代，也是个出新闻的时代，加上我又敏感，每天报纸上总有我的两三条稿子，有些不适合写成消息的东西，我就写成小诗、随笔、言论等小文章，送到副刊上去，百分之九十都被采用了。我很少用“林青”这个名字，大都是用诸如“光头”“青青白白”“兰兰红红”这些古里古怪的笔名，其中“光头”用得最多。我写稿子当然也有稿费，可是不多，象征性的几角块把钱，我也不计较，反正看见自己的文章见了报，心里就高兴。
我在副刊上发稿子一直都比较顺利，总起来起码有五六十篇，满以为是因为自己才华横溢，文章写得漂亮，才得到副刊编辑的青睐，直到五十多年以后，才知道其中的奥妙。1989年，我在重庆造纸厂又见到了当年的副刊编辑方仲华（他已经改名为方卓荣），一起谈到在《万州日报》工作的情况。老方说：“第一次接到你的稿子，觉得不但文笔流畅，还写得很细腻，也很有感情，又都是比较进步的内容，所以就给发了。后来发得多了，编辑部主任欧阳克明有些注意，向我问起作者的情况，我把你的来信和稿子给他看了，他拿着稿子仔细地看了半天，拍着我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看这字迹，像是个女孩子写的，很有才华，小伙子你要抓紧点，机会难得啊。’于是我就常常给你写信……”
我听到这里，禁不住恍然大悟：“怪不得你给我写的那些信，都是些溢美之词呢，原来是别有用心啊？”
老方也笑了：“也不完全是别有用心，你的稿子虽然有些稚嫩，发副刊的水平完全是够了。当然了，那个时候我确实也还没有对象，加上欧阳主任的‘点拨’，有点想法也……也很正常嘛。”
我说：“怪不得我到报馆来找你的时候，你看到我一惊一愣的。”
他也笑了，说：“你没有注意到，当时编辑部的人都在笑嘛，他们是在笑我的‘阴谋’破产了呀！”
一对白发苍苍的老人谈起这样的往事，真的很有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