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云阳

我这次接受的任务还是回到老家云阳，接替在《云阳公报》工作的一位同志，继续占领这个宣传阵地。

《云阳公报》是国民党云阳县党部的机关报，四开的小报，免费分发到县属各级单位，报社设在县党部，只有一个编辑，一个记者，一个校对兼打杂。编辑是一个姓邬的教国文的老师，对国共两党都没有特别的好感或者是恶感，成天只是从别的报纸上剪文章，加上标题，然后编辑画版面，从不写文章。他整天含着叶子烟杆，爱喝酒，每天中午和晚上起码二两，高兴时半斤一斤也不在话下，我时不时也给他送上一两瓶白酒曲酒，所以相处得不错。我是记者，送去的稿子，他加上标题，基本上是照发不误，要是喝酒醉了，就由我代为编辑出刊，当然了，有时候会因为我过于“冒进”，也有些争论，他总是笑着说：“小伙子，稳当点，免得惹麻烦。”县党部的官员们，只管做官，找钱享乐，对这宣传阵地放弃不管，从来没有过问过，加上我们小心谨慎，不给他们以把柄，一直是相安无事。本地新闻，就把县党部和县政府的有关文件拿来照抄照传，对一些下面的地方官员和豪绅恶霸的贪污腐化和吃抽嫖赌等不法行为，时不时也要登上一两条。我们着重的是刊登来自全县的抗日救亡活动，这方面的稿子很多，都是通过共产党内和进步分子组织来的，也没什么麻烦。比较费心思的是国内新闻，除了登载国民党中央社对战事全局的消息外，还常常把新华社的稿件用“又讯”“前线来电”或国外通讯社转登的形式改头换面地刊出来。当时抗日救亡热浪汹涌，前方打胜仗是对全国人民的鼓舞，不管是中央军八路军打胜仗都要登，谁也不敢公开反对。

有一次，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著名抗日将领冯玉祥将军沿江而上，路过云阳，我听到消息及时赶去采访，又请他为《云阳公报》题写了刊头，并连夜赶写了采访记。我把冯玉祥所谈的要点都如实地写进了文章，比如“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都有守土抗战之责”，“不管哪个部队，能打胜仗的就欢迎、就拥护”，“不能守住国土，只打败仗，一退再退的就可耻”，“全国人民要精诚团结，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一致对外，不要打内仗，不要窝里斗”，“那种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可耻行为是民族的败类”……虽然这些言论与当时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无疑是唱反调，但冯将军当时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谁敢说他半个“不”字？我写完了文章，又把请冯将军为《云阳公报》题写的刊头用木刻刻好，忙了一个通宵，第二天县里各界人士和市民们见到冯将军写的刊头和整版的访问记，都奔走相告，我为此事还得到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的表扬，说我不但报道及时，还处事机敏，请大名鼎鼎的冯副委员长为《云阳公报》写了刊头，为我们云阳添了光彩。

1939年5月，我进入了中共云阳县委，不只管一张报纸，还分管全县的青年和宣传工作，真想再接再厉，好好大干一番。可也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开始对全国进步书刊进行查禁，万县著名的生活书店被查封了二百多种书刊，不光是宣传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的书刊，就连翻译的《反杜林论》《列宁传》《斯大林传》《马克思恩格斯通俗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社会科学二十讲》也不准出售，算起来有上万本。我听到消息之后，想到我们云阳离万县还有一段路程，而且进步力量很强，估计禁令到云阳还有一段时间，于是就赶到万县去同生活书店商量，想在云阳搞一次义卖活动来售书，既能造声势，又可收回一定成本。可是后来大家一研究，觉得这样大张旗鼓，会很快招致国民党的注意，再说我们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要尽快地把这些好书传送出去。于是大家把被查封的书刊用竹筐装了二十多筐，运到云阳，通过党员和进步青年，一下就送走了好几千本。果然很快有人去县里告密，说有人在云阳暗地销售共产党的书籍，还没等到清查的人到来，我就将剩下的六七竹篓书刊连同过去订的《新华日报》全部运到云安场老家，藏在楼上，准备形势稍好后再做处理。谁知形势一天天恶化，我随后也被迫离开了云阳。(https://www.daowen.com)

我是个爱书买不起书的人，一旦拥有了这么多的书，真是欢天喜地，爱不释手。在这段时间里，我废寝忘食地翻阅这些书刊，虽然大多是囫囵吞枣，一知半解，但也留下了一些印象。比如《反杜林论》，我硬是一页一页地啃完了，就像小时候背“四书”“五经”那样只记住了一些名词，可是还是觉得兴趣盎然；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情况就不同了，谈的虽然是哲学，但深入浅出，读起来有点像看故事小说，津津有味。

1946年，我家老屋失火，林家半条街全部烧光，这些隐藏在我家楼上的书刊也全部化为灰烬了，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可惜，但散发出去的那些书籍就如星星火种，引导很多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我由工合事务所转到《云阳公报》，的确也做了很多事情，可是县委觉得这项工作限制了我的其他活动，就找另一个同志去代替，想办法调我去了县民众教育馆做馆员。馆里本来设置了三个人员编制，可长期只有馆长一人，这位馆长姓魏，是我父亲的好朋友，他头脑清楚，表面糊涂，对共产党表示好感，对国民党也唯唯诺诺，他从不谈论政治，也不说人长短，见人总是笑脸相迎，对民众教育馆馆长这个职位很满意：他不想借此升官发财，要的只是“馆长”这个社会地位，何况这里工作可多可少，可深可浅，虽没有多大油水，每月吃两个缺空的工资，也够他的交际应酬。他知道我能说会写，有干劲，准能干出点成绩为他讨好上级，所以宁愿少吃一个空额，也同意我来这里工作，只告诉我一点：“稳当些，不要摆祸事。”其他的事一概不管，也用不着我向他请示，一切由我做主，自己只顾在家里烧鸦片，或到他的三朋四友处打打麻将，吃吃喝喝。魏馆长是“抗敌后援会”的委员，可他从来不去开会，每次总是叫我去代理，以后干脆由我取而代之，这对我来说真是如鱼得水，何乐而不为。因为“抗敌后援会”是一个包括各界人士组成的群众组织，也是在全县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领导机构，有些头面人物插进这个机构，无非是表明他们是爱国的，多不愿干实事。我则不然，是只想干事，只要掌握了组织宣传两个部门的实权，很多事情就好办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