擦皮鞋少将江民声
接待孩子剧团之前，2月之际，我还接待了“擦皮鞋少将”江民声。
江民声，山东汶上人，幼年家境贫寒，年轻时在辽宁一个日本人开设的抚顺煤矿当矿工。在一次罢工事件中，一些矿工被矿警殴打，江民声愤怒之下，打伤了东洋总管，在矿工兄弟的帮助下逃出了抚顺。九一八事变后，江民声加入了后改名为“哈尔滨民众救国自卫军”的“抗日救国会”，还曾经在马占山领导的“抗日义勇军”中做过少将参谋，与日军作战；后来又做过国民党军队的军械处少将参谋。有一次，江民声潜入松花江日本人的军舰军械库偷运枪支，被日本宪兵逮捕入狱，后经友人援救，越狱逃亡北平，再辗转来到上海，在“东北难民救济协会”和“东北民众抗日后援会”工作。这个时候，东北的大批难民逃亡来上海，饥寒交迫，处境非常困难，江民声决心把这些难民组织起来生产自救。他向人借了十五元钱，买了几套擦鞋工具，打着“自救救国——东北难民擦皮鞋抗日”的旗子，到繁华的南京路上带头擦起皮鞋来，因此有了“擦皮鞋少将”的外号。由于边擦鞋边宣传抗日，生意很好，再加上他们把从“东北抗日后援会”领来的《日军在东北暴行画册》进行义卖，买者出于爱国心会拿出比原价高出几倍几十倍价格买走，这样收入就多了。他们除了必需的生活费外，把剩余的钱都捐给“后援会”，救济东北难民，并且按月在报上公布，上海各报也以显著的位置刊载他们的活动情况，这样他们的名声大振，不但去上海各学校讲演，还到杭州、宁波、金华、苏州、无锡等地去宣传，连香港的爱国团体也请他们去演说。
闹到后来，连国民党的特务头子康泽也奉了蒋介石之命，集中黄埔军校的失业军官在江西星子县办了一个特训班，请了这位擦皮鞋少将去做政治教官。江民声知道康泽是想借抗日来笼络人心，但是他也相信只要有点爱国心的人都会接受他的抗日救亡的宣传主张，因此也就答应了。他不谈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是是非非，自称有程咬金的三板斧，即三个主题：一是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矿工的悲惨命运，二是浴血战斗中的东北义勇军，三是抗日救国必须团结一致。他虽文化底子薄，但有一张能说会道的铁嘴，面对这些失业军官，说的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课堂的效果非常好。可是康泽不高兴，认为他是过激的抗日分子，与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相抵触，以后就不要他去讲课了。
南京、上海相继失守后，江民声率领他的擦皮鞋难童辗转到了汉口，在流亡中又增加了一些难童。这时武汉成了国民党的政治中心，中共的八路军办事处也设在这里，对他们的活动也积极支持，《新华日报》对他们的报道特别多，认为这是一支很有力的抗战宣传队伍。江民声认为国家多难，政府无能，他们只能靠自己来自救同时救国，于是就打起“战时流亡青年互助社”的招牌，他任队长，下分队分组，成为一支有数十人的队伍，在江汉两岸摆成长龙，既擦鞋自救，又宣传抗日，并代售多种报刊，组织义卖，献金支援前线。他在活动地区带上贴了封条的募捐箱，一周义卖三天，把募得的钱交给武汉各界义卖募集委员会，并在报上公布，在众多的募捐团体中，他们募得的捐款大都名列前茅。有一次他的两个难童被认为有碍交通，抓进警察局，江民声前去交涉，发现那个分局局长居然也是在特训班听过他讲课的学生。这下子不但接回了难童，以后那些警察还帮着他的宣传活动维持秩序。
武汉失守前，交通十分紧张，由于擦皮鞋少将的知名度，加上招商局员工的帮助，江民声带着这支特殊的队伍，由宜昌乘船来到了万县，他们在万县的活动也搞得轰轰烈烈，《万州日报》做了大量报道。
我回到云阳不久，江民声带了十来个青年和一个姓王的秘书来到云阳，当时正是抗日高潮火热的时候，当局对这位抗日英雄也不敢怠慢，食住问题都有周密的安排。江民声和他的秘书住在当时县城内一个比较漂亮的旅馆里，在云阳的宣传活动由我与他们联系后通过县“抗日救亡后援会”负责安排进行。他们去伤兵医院慰问伤兵，到学校讲演，在街头开展义卖，我都在报上详细报道了他们的宣传活动。一次县党部召开报告会，有各界人士数百人参加，江民声手握一本《日本强占东三省罪行录》，控诉日本在东北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罪行，讲得声泪俱下，在场的不少听众泣不成声，县党部书记长也被感动了，他站起来紧紧握着江民声的手，连声说：“讲得实在太动人，谢谢你！”并带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死难同胞复仇……”的口号，借此把云阳的抗日救亡活动掀起了一个高潮。(https://www.daowen.com)
随后，我又随江民声一行到云安场，江民声住在我的家里，他的队员住在河南学校，除了进行在县城一样的活动外，还组织他们参观了盐场，在河北小学组织了一次讲演，江民声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口才好，语言朴素，感染力强，效果很好。
江民声的云阳之行，应该说是成功的，他满意，我们也满意。只是在他离开云阳前，有些热血青年想随他一起去，被我们劝阻了。因为这些青年有的在校读书，有的在教书，而江民声带领的是一群无职业无家可归的流亡青年，生活无保障，前途未可知，若一起出走，既增加他们的负担，又可能使这些青年未来渺茫（事后不久他的队伍果然被迫解散了），同时我们还发现他的那个姓王的秘书行为不大检点，因此他离开时，我们的态度有些冷淡，他也感到不快。
1939年夏季，我离开云阳去江油时，在忠县偶然见到了江民声，告诉我他回到万县后，情况就变了。国民党中统CC系[1]认为他是“偏激的抗日分子”，是“左倾”人物，让四川省党部通知万县警察局，取缔他带领的流亡青年互助社及擦皮鞋活动，这些流亡青年只好各自东西，他也成了孤家寡人，只好打算到重庆再说。他还感慨地对我说：“还是你们说得对，我的那个秘书老王确实不是个好人，我上了他的当。”我看他有些灰心，还安慰了他一番，后来才知道他到重庆后，由于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阴谋公开化，整个形势大变，江民声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理直气壮地宣传抗日救国了。为了生存和人身安全，他在离重庆不远的县份江津找了个老伴，经常背着一些开明书店出版的教育修养方面的书籍，到内迁到重庆的清华、南开等学校里去贩卖，他的这些书既不为国民党说话，也没有为共产党宣传，所以能活到新中国成立，对他来说，也算是幸运。
1985年，我在重庆白象街一间楼房里见到了他，当时他已经作为统战对象被安排到重庆市文史馆做馆员，每月的薪金也够他和老伴的生活。相见后大家都很高兴，又谈起一些往事，他自信一生没有做过对不起人民的事，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还说过去对共产党不过只有好感而已，现在才清楚地认识到当时未能到解放区，是他终生的憾事。以后我还准备去看望他的，只是因为自己年龄也大了，又常住成都，行动总有些不方便，后来才知道他于1990年去世，享年九十二岁。
【注释】
[1]“CC系”是指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首的在国民党内的一股势力。他们以国民党组织部和中统局为根基，向文化、教育等领域发展势力。CC系分子所组成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为中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前身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