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成都

别了成都

一天，表叔陈于彤叫我把诗伯约到成都郊区茶店子一个茶馆里相会，说有重要事情相谈。我听了心里一动：这些年他虽然和诗伯近在咫尺，也通过我们掌握她的情况，却一直都没有见过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有组织关系，而诗伯的关系一直都没有正式接上。现在他要亲自找诗伯谈话，是不是有了什么“动静”？我回到成都，和诗伯如期来到约定的茶馆。这个茶馆虽然在马路旁边，但是四周都是竹林，吃茶的人不多，很幽静，陈于彤早在那里等候，见我们去了，他起身招呼，沿袭父亲的称呼，喊了声“诗姐您请坐”。诗伯一听这话，眼睛就湿了。

几句寒暄之后，就转入正题。陈于彤对诗伯说：“我们虽未见过面，但我对你和廖玉璧同志的情况都很了解，你们在华蓥山区与敌人进行了多年的武装斗争，对唤醒人民群众打击反动军阀，起了很大的作用。廖玉璧同志牺牲后，我们曾经多次派人与你联系，都没找到你的下落，后来佩尧让你去川北办农场和运军粮的事，都是组织上安排的。这些年，你辛苦了。”

诗伯想起这些年的奔波，长叹了一声，眼泪悄悄流了下来。

陈于彤又说：“现在形势很好，抗日战争已转入战略反攻，胜利指日可待，但是看这样子，国民党是不会同意与我们平分天下的，肯定又要打内战，我们必须要做好准备。组织上考虑到华蓥山区的有利地形，还有你和玉璧同志当年在那一带播下的革命种子，党的声望高，群众基础好，现在希望你回去，利用当年的关系及你和玉璧同志的影响，把群众重新组织起来，做好战斗准备。这也算是组织上正式交给你的任务吧。”

诗伯这些年来为了找党，吃尽了千辛万苦，现在南方局的领导当面向她交代任务，她还有什么价钱可讲？可是整整十年过去了，整个局势都起了很大的变化，具体怎么工作，她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陈于彤说：“这些年来，党在国统区采取了隐蔽精干的政策，停止发展党员，你回去后，对一些像你一样失掉了关系的同志，可保持工作联系，以后再解决党籍问题。至于你自己，这些年来你的周围都是党员，你也一直是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工作，组织关系不用担心，自然会有人来与你接头。”

诗伯回到家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赶紧收拾行装，急着要回家乡。我和宁君都有些担心，可她却满不在乎，说我不过是先行一步，看样子你们随后也会到的。

此时正是1944年秋天，抗战胜利的凯歌，已经隐隐可闻。(https://www.daowen.com)

诗伯走后不久，刘弄潮离开了成都市政府，听说到陆军大学当教官去了。父亲没有了靠山，这个管理员也当不下去了。正在这时，他接到原绵阳粮食供应处长何乃仁来信，说是重庆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需要一个很能干的事业课长，他介绍了父亲的情况，卢作孚已经同意了，要父亲快点去重庆报到。父亲将这情况告诉陈于彤，陈于彤说：“民生公司是四川最大的民族工业，卢作孚又是个目光远大的经济实力派人物，主管着长江航运，你要是到他那里站住了脚，可以做很多事情。”

于是父亲在诗伯离开成都不久，带着梅侠去了重庆。

1945年8月，日本终于投降了，善良的人们为八年全民抗战的胜利欢欣鼓舞，满以为今后就会过上安稳日子。可是在成都、重庆这样的大后方，苛捐杂税反而更重了，以致商店关门，工厂倒闭，百业凋零。我们的炭生意也做不下去了，库存的炭卖不出去，卖出去的煤收不回钱，欠人家的钱也无法偿付，债主逼我们，我们去催买主，天天东跑西跑，收债还债，弄得焦头烂额。

陈于彤说：“做不下去就别做了。现在国民党已经向我们解放区发起了进攻，内战眼看就要打响，我们急需要大批干部去川东一带的农村，做深入的群众工作。你们赶紧也回岳池去，利用宁君父母当年的影响和社会关系，组织和武装群众，准备武装起义。”

就这样，我和宁君带着冰华，于1945年的10月又回到岳池家乡，从此与华蓥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们走后不久，表叔也到了重庆，依然回南方局工作。

【注释】

[1]胡春浦（1913—1983），四川渠县人。1935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投身中央特科，后受中共组织安排进入刘湘川军系统从事情报、军运及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随二十二集团军开赴湖北第二战区，任战区政治特派员办公室中校参谋，回川后由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直接领导，开办企业、结交袍哥、发展统战关系，从事上层统战、情报工作，为中共提供经费。1949年被营救出渣滓洞后，领导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策动川西和平解放，避免成都毁于国共内战炮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