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家与中华剧艺社
“皖南事变”后，重庆一批进步的戏剧界人士在中共南方局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组织了“中华剧艺社”。剧社共有三十多人，演员不少是全国有影响的名角，如秦怡、张逸生、金淑云、李伟、刘沧浪等，演出了一批像《屈原》《天国春秋》之类的抗日救亡话剧，与国民党的“攘内安外”政策对着干。他们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欢迎，却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憎恨，为了避免中华剧艺社遭受伤害，周恩来通过南方局布置地下党动员进步力量，对剧社给以保护和协助，他们离开陪都重庆，于1943年夏季先到内江、自贡、五通桥、沪州、乐山等地巡回公演，1944年初到达成都。
中华剧艺社的社长叫应云卫，是一直跟着共产党走的无党派民主人士，也是戏剧界有名的活动家。他的社会关系多，人缘好，办法也多，活动能力很强，应付地方上的三教九流和各种恶势力，有一定经验。可是在重庆那个极端恶劣复杂的环境里，他既要决定剧目的编排、演出和演员的生活安排，又要对付来自外来的一切干扰阻拦，虽然八面玲珑，随机应变，也时时感到力不从心，好在他有一个很好的前台主任沈硕甫做他的助手。所谓“前台”，就是应付外部交际，在那样一个复杂的社会里，“前台”既要应付军、警、宪三个方面的所谓“检查”，还要对付地方上那些歪头瞪眼拍着胸脯的“兄弟伙”，还有那些一要戏票就摸“炮”的“好汉”……今天的观众难以想象，一个前台主任要用多大的耐心，要赔上多少笑脸，要付出怎样的辛劳才能够应付下来，以至于这个沈硕甫，后来竟累死在重庆的临江码头。
应云卫来到成都，要想打开局面，首先就要找到一个像沈硕甫这样的前台主任，何况据当地一些进步人士的分析，成都的情况在某些方面比重庆更复杂：重庆作为抗战的陪都，蒋介石毕竟要考虑国际国内的影响，特别是中共代表团在重庆，还办有一份敢说敢当的《新华日报》，动不动就在报纸上揭露批评，国民党也不能不装点门面、顾点面子，对于进步力量不敢公开镇压，不过捣乱而已。成都就不一样了，既有阻挠抗日的国民党，又有专横跋扈的地方军阀，还有势力强大的袍哥大爷，他们掌红吃黑，什么事情都敢做。前不久一个外来剧团来成都公演进步话剧《游民三千万》，成都的警备司令看了戏下来，就要拉剧团的当家花旦去陪酒。这些抗日剧团，早已经不是川西坝子上那些走村串镇的民间戏班子，都是些有血气的年轻人，当然要拒绝他，于是这位司令就一拍桌子，说这个剧有问题，攻击了“最高领导”，扬言要把剧团的人统统逮捕，逼得这个剧团连夜起身离开了成都。这件事情使得遇事不惊不诧的应云卫，也有些踌躇了。
有人向应云卫建议：成都市长陈离比较开明，特别是市政府秘书长刘弄潮，是个老革命，找到他们，可能会有办法。于是应云卫去找到陈离，陈离说：“你们不怕辛苦，千里而来唤醒民众，宣传抗日，这是好事，应当支持，有什么具体要求，请找刘秘书长商量。”刘弄潮听了应云卫一席话说：“你们现在需要一个能应付各种局面的前台主任，我可以给你们介绍一个人。此人头脑清楚，思想进步，不图名利，不摆架子，对人诚恳，乐于助人，是一个埋头苦干的实干家。从前在地方部队中，做过团长以上的官，前不久，又帮我把一个藏污纳垢的中山公园搞得来如花似锦，干干净净，井井有条，颇得各方好评。他这个人爱做公益事业，若是愿意，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刘弄潮说的，就是我父亲。父亲接到这个差事，征得陈于彤的同意后，就到剧社的驻地“三益公”剧院，找到应云卫商量。他们在茶馆内谈了半天，谈得很投机，父亲表示不要任何报酬，尽力把工作做好，应云卫当然很高兴。时事艰难，此时的父亲已经被这样的艰难磨去了孩子般的天真，为了党的工作也为了自己能够站稳脚跟，也学会了小心谨慎，应酬交际。他当上前台主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刘弄潮，请他用市政府的名义，开了几封介绍信，说明中华剧艺社是集中了全国有名的明星演员，来成都公演话剧，宣传抗日报国，请予大力支持。父亲和应云卫带着介绍信，分别走访党、政、军、警等有关机关，应云卫久跑江湖，能说会道，特别介绍了在重庆演出时，各方政要对他们的好评和支持，算是给官僚们“拿顺了言语”。随后，父亲又去访拜了各路袍哥码头，各个堂口的大爷舵把子，还专门摆了席桌招待他们，请他们给所属的兄弟伙打个招呼，不要来找麻烦。正式公演前，剧社专门演了一场不卖票的大戏《天国春秋》，招待各有关方面的头面人物，正式公演后，每场都有招待票分送有关部门，还留有十张观摩座上最好的戏票，以备要人临时要来，这类票子有时在开幕前五分钟才敢卖出，有时一直留着到最后，宁肯空着位置也不敢卖。父亲在每场演出前一个钟头，除特殊情况，一般都亲临现场，直到演出结束，以便处理临时发生事故。在父亲任职的一年多，小的问题虽时有发生，但没有出现大的麻烦，应云卫及其剧团人员都感到十分满意。
剧社很穷，为了演出的服装道具，总是精打细算，因陋就简，每到演出新剧，就把旧剧的景片涂涂抹抹，改头换面，将就使用，就连那些名演员，也只是有几个够零用的津贴。父亲在中华剧艺社工作的这一段时间，不但没要一分钱报酬，连饭也没在剧社吃过一次，为了对外交际，还时常自己垫钱请客。剧社在成都，一直都是自己开伙食，我直接负责把煤质最好的炭送去，分文不取。直到他们离开成都为止，粗略估计至少也在两百包以上。(https://www.daowen.com)
宁君从孩子剧团出来后，一直想到剧团工作，现在听说中华剧艺社来了成都，就由彭县赶回来找到父亲，要去演戏。父亲二话没说，带她去见应云卫，应云卫一看她的基本条件不错，又听说是孩子剧团的娃娃兵，就笑了，说：“你来我当然欢迎，别说看在孩子剧团的分上，就看在你们林家父子大力相助，我要知恩不报，也太对不起人了。不过我事先要打个招呼：这里很苦哦。”应云卫问了宁君的名字，想了想说：“我给你改个名字，叫‘宁静’，好不好？”
就这样，大名鼎鼎的中华剧艺社，多了一个名叫宁静的年轻演员。
剧社的演员，不少是全国有影响的名角，宁君初去，还有个适应过程，剧团对她也有个认识过程，不管从演技和经验来说，她还要从头学起，只要有上台的机会她就心满意足。在《天国春秋》《棠棣之花》《孔雀胆》等剧目中，她扮的都是丫头、侍女，有时一场戏说几句台词，有时一句话都不说。一段时间下来，应云卫和其他演员对她印象都不错，认为她基本条件好，演戏认真、肯学习、有培养前途，应云卫多次许诺，今后给她更多的演出机会。
剧社在成都的近两年中，演出了很多进步名剧，其中有夏衍的《离离草》和《上海屋檐下》，有夏衍、宋之的等人以应云卫为原型创作的《戏剧春秋》和《草木皆兵》，还有曹禺著名三部曲《北京人》《雷雨》和《日出》，周彦的《李香君》，沈浮的《金玉满堂》和《天国春秋》，还有郭沫若的《屈原》《孔雀胆》《棠棣之花》……演出的既是名剧，又是由秦怡这样的名演员来演，成都人口口相传，奔走相告，一时间名声大震。这下子国民党那边慌了，为了抵消中华剧艺社的影响，他们也在成都最热闹的地段春熙路“大舞台”剧场，组织演出了鸳鸯蝴蝶派的戏剧《秋海棠》和《野玫瑰》，唱起了对台戏。从现在的眼光看来，这些鸳鸯蝴蝶派的戏剧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沦陷区一部分人的生活，没有什么特别不好。可是当时正是1944年，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都进入了关键的转折阶段：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美、英、苏三国首脑举行了德黑兰会议，决定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美、英、中三国已经发表了《开罗宣言》，商讨了联合对日作战和日本战败后的处理问题，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开辟了声势浩大的游击战争，抗日敌后根据地已经具备可以阻止日军的规模进攻的实力……人们被不断传来的好消息所鼓舞，一扫几年来积压在心头的阴霾，群情激奋，关心战局，对于中华剧艺社演出的这些鼓舞斗志且社会意义深刻的戏剧大加赞赏，而对那些兵临城下还畏缩在安乐窝里的小男小女，大都嗤之以鼻。现在两边摆起了擂台，新闻界趁机大做文章，各派人物纷纷登台，你来我往，各自褒贬，把个成都的戏剧舞台，炒得热闹非常。中华剧艺社在成都的一年多里，是川西地区话剧运动的鼎盛时期，至今一些健在的观众还时不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津津乐道地回味当年演出的盛况。
抗战胜利后，中华剧艺社才离开了成都，去了重庆，然后回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