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表叔
父亲过去在军队里有个好朋友，姓周，后来回到家乡彭县关口镇，当了乡长。彭县的关口镇，离成都一百多里的路程，父亲听我说明情况，当时就给周乡长写了封信，说明我和宁君原在家乡教书，现在来成都找工作，因为一时无法安排，特介绍前来借住一时，请给以照顾。我在父亲处拿了介绍信回来，诗伯和宁君已收拾好行李，我同宁君天黑后就去彭县。
陈于彤和黄纪
宁君已经怀孕，半夜又下起了雨，一路上饥寒交迫，我们坐了一段鸡公车，又走一段路，天亮才进了彭县地界，在路边的一个小摊上吃了些红苕稀饭。好在彭县的关口是个产煤的地方，一路上看见不少空板车前去拉煤炭，我顺便向板车夫打听周乡长。他们一听我们是周乡长的客人，又看到宁君走路很吃力，硬要我们坐上板车，说是搭个顺路。我连忙扶着宁君坐上，然后去帮忙拉车。一个拉前杠的车夫对我说：“莫关系，你也坐上。周乡长在这一带，谁都恭敬，顺便捎个脚，算不了啥。”就这样，直把我们拉到周乡长的门口。
走进周家，他们一家人正在吃早饭，我将父亲的信递了过去，周伯父接过信，匆匆扫了一眼信末的签名，便招呼我们换衣吃饭。他对我说：“你父亲与我不是一般的朋友，而是患难之交，换了金兰帖子的弟兄。你父亲是个正派人，文武双全，心直口快，有勇有谋，朋友有难，挺身而出，很受我们大家的尊重。你们既然来了，就安心住下，无论是一年半载，还是三年五年，只要我有吃的，你们就有吃的。至于工作嘛，以后慢慢商量，在我这一亩三分地面上，只要适合你们的兴趣，什么工作都可以。”
周伯父与父亲的关系，后来从他的言谈中才知道。当年周伯父与父亲同在杨森的部队里共事，周当时是团长，在一次战役中打了败仗，被人密告，说他火线出卖情报，眼看就要被枪毙。此时父亲挺身而出，摆事实，讲道理，说明周伯父肯定是被人诬告，并愿意以性命担保。后来真相大白，周伯父确系冤枉，他虽保住了性命，却也心灰意冷，辞职还乡，不久在地方人士一再举荐下，当上了乡长。他的夫人周伯母三十多岁的年纪，白净肤色，一举一动斯文儒雅，一看就是大户人家走出来的小姐。她的娘家住在成都西玉龙街，父亲和祖父都是成都很有声望的贤达之士，她父亲也曾经在刘湘手下做过参议。周伯父虽然读书不多，却也是知书识礼重义气的人，自从与周伯母结婚后，夫妻俩恩恩爱爱，生活得很幸福，后来虽然在官场上不得志，却因为有这么个贤内助，也乐得回归故里过着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自从当上乡长后，他为人公正，心胸豁达，又见过世面，口碑很好，后来又被选为县参议员，不但在乡里一呼百诺，就是在县里也是说得起话的人物，有些重要事情，县长还要向他请教。
承周乡长帮忙，我们在那里蒙到了一份乡村教师的工作，宁君在那里生下了我们的第一个女儿冰华。
春节到了，学校放假了，宁君也满月了，我们小两口收收拾拾，带着冰华去周家拜年。大家逗了一阵孩子，周伯父就对我们说：“林青啊，我都跟地方上的乡绅和有关人士说好了，等一开春，你们就到场上中心小学来教书，你来做校长。”
我是躲避特务的追捕，才来这里隐蔽的，校长这项工作接触面广，抛头露面的事多，于我不适合。周伯父最终同意我的意见，叫我任教务主任。
这是新修建的一所学校，校内的设备都是新的，校舍很宽敞，寝室也够用，校门外还有一个大坝子，供体育活动和全校开会用。这是一个完全小学，有二百多名学生，高小两个班，初小四个班，除几个班主任外，还有音乐、美术、体育教师，连同校长、教务主任在内，共十来个教职员，另外还有三四个事务员、炊事员、勤杂工。校长姓徐，是原乡长的儿子，高中毕业，性格温和，对人诚恳，很容易相处。那个时候的高中生，算是大大的学问人，他早就想要远走高飞，没想到我却不愿意当校长，他也走不成。他一再向我表态：“本来你当校长很合适，但你一再谦让，那我就挂个名，校内的一切由你做主，你大胆放手去做，我没意见。”谈到教员的聘用问题，他说：“有几个人是各种关系介绍来的，他们也很尽职，不好动。另外还可以增加三个最多四个名额，由你决定好了。”
我立即回到成都，把这些情况告诉父亲，正好遇见表叔陈于彤也在，一听说我可以安排几个机动名额，连忙说：“你一定要把那块阵地保持好，巩固下来，我们现在有很多同志，在城里暴露了，都要向乡下转移。我正在同你父亲商量，你表婶在市一中不能住了，你那里是否可以安排一个教员，让你表婶去？”
表婶姓黄，叫黄纪，广州人，表叔在广州任市文委书记的时候，她是广州的妇女部长，与表叔认识结婚。广州沦陷，她和表叔跟着机关撤退到韶关，生下了大儿子。来彭县的时候，他们又有了一个女儿，这样的时局，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职业掩护确实有些困难，而我那里自然成了最佳的选择。
事情说好了，表叔给了我五元钱，算是给冰华的见面礼，叫我给宁君母女买点吃的用的东西。随后我又到亲戚家去看了诗伯，她正在生病，在病床上，知道了宁君和冰华的情况，又高兴又担心，说病好后就来关口看我们。(https://www.daowen.com)
因要筹备开学的事，第二天清晨我就赶回了关口。
我回到关口没两天，梅侠也来了。一打听，这几年老家的境况越来越糟糕。因为我们在北川办农场的事情没成功，二伯又回到家乡，生活没有着落。他和大伯两口子，再加上个小锋哥都抽鸦片烟，外面没有收入，家内可以变卖的东西都卖光了，祖母去了八姑家，二伯娘带着几个孩子靠卖点零盐，苦苦地撑持着。梅侠初中毕业后，没钱升学，好容易找个小学教员职位，教了一年书就失业了。小锋哥更是走投无路。家里商量了半天，只好让他们结伴来找父亲，寻个出路。父亲把小锋留在中山公园，让梅侠到关口来找我。
正好学校还有一个教员名额，就由梅侠补上了。随后，表叔带着表婶和两个孩子也到关口来了，同来的还有表婶的妹妹黄裳，说是来帮姐姐带孩子的。这样，关口小学我们的人就占了半边天。我有几年的教学经验，表婶是师范专业毕业，教高中的老教师，宁君、梅侠都是娃娃头，同孩子们很合得来，没有多久就赢得了其他教师的信任和好评。环境不同了，由于过去的教训，我们不再标新立异，老老实实地按教科书的内容讲课。
为了在这里站稳脚跟，搞好各方面的关系，表叔还要我去参加当地的袍哥。我去找周伯父，他哈哈一笑，说那有什么问题，我就是义字号袍哥的周大爷嘛。于是我很顺当地成了袍哥中的闲五爷，周伯父从此更把我当自家人，关系又亲近一步。
表叔陈于彤是个老革命，现在由中共南方局派来成都做上层统战和策反工作。可是他在这里的身份，却是一个养病教师，因妻子在这里教书，他来照看妻子孩子，并借此休息的。他不能成天躲在屋里，常到镇上坐茶馆，结交些朋友，做些社会调查。那时坐茶馆的人，除了闲谈摆龙门阵外，也爱打牌，这里的中老年人爱玩玩纸牌，俗称“戳牌”，青年人爱打麻将。我向周伯父介绍表叔是父亲的好朋友，又是亲戚，因此，周伯父也把表叔作为他的客人，以礼相待，也常来茶馆坐坐，陪表叔谈谈天，搓几圈麻将。表叔有时候也一个人去茶馆，坐在桌子边喊：“一缺三！”等人齐了，就打两角钱一掺，也就是两角钱打四圈牌，输完了不再拿出，赢了又可进钱。表叔的牌瘾很大，常常打到深夜才回来，谁也不会想到这样一个“游手好闲”的人，竟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有好几个身份：《华西日报》的编辑记者，某中学的校董和教师，还有就是那个曾经救过命的国民党“军政部上校”。他利用这些身份，经常要外出活动，与安插在国民党军政要员们身边的我党同志接头——比如每周都要去和一个名叫“黎强”的人联系。这个黎强也是岳池人，诗伯的老乡，因为他父亲是地方上一个很有威望的袍哥大爷，组织上将他从延安派回四川，再由表叔策划，帮他打进了国民党中统的核心部门“特委会”，当上掌管情报的主任干事。特委会每周都要举行一次例会，汇总全省“情治机关”——也就是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部门的情报，并由黎强亲自写出简报。这些简报每次都是“一式两份”，一份交给他的上司，另外一份就交给陈于彤，其中那些“情治动向”及被捕人员审讯记录和国民党特务的档案，对于我们尤其重要。表叔拿到手的情报，由表婶和她的妹妹黄裳想办法送出去，他们一家人用两个孩子做掩护，在彭县进进出出，倒也没有露出什么破绽。
有一次，表叔带来一个人，高高大大的，像个北方大汉，却是四川口音，爱开玩笑，表叔叫我喊胡叔叔，后来我才知道他叫胡春浦[1]。这个人很不简单，四川渠县人，长期在国民党党政机关和军队中从事统战和策反工作，曾经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四川大学校长黄季陆的秘书，中统特务怀疑过他，还将他秘密逮捕，黄季陆知道了，勒令特务将其释放出来。后来得知军统又要逮捕胡春浦，黄季陆才找到启民电灯公司经理王彦立（早年有过党的关系），去找他的姑父向传义（当时是四川省参议会议长），让胡春浦穿上国民党军装坐上汽车，一直送往崇庆县桂花场乡长吴南岩家躲避，随后，陈于彤就从桂花场将胡春浦接来关口。
学校已经放了暑假，其他的教师都回家去了，这个学校就成了我们的天下。我陪同陈表叔和胡春浦去彭县境内游山玩水，做下一步打算。
彭县是个物产丰富的山区，大宗的特产就是煤，成都的用煤有一大半都是由彭县运去，其中一部分是由煤窑用板车直运成都的工厂企业用煤大户，另外一部分运到关口，由各商行收购，然后再转卖给行商，运到成都销售。我们所在的关口，是彭县煤炭集散地，附近的海窝子一带，有大小煤窑数十个，所产的油炭和泡炭都以煤质好而著名，油炭多为工厂所用，泡炭为机关、市民、旅馆、菜馆所爱用。当时成都没什么工厂，只有一家火电厂——成都启明电灯公司，供应全市照明用电。这是一家用煤大户，在关口设有一个转运站，专门收购中型以上煤窑生产的油炭，由转运站直接运到成都东门上椒子街电厂，这个转运站资金雄厚，在当地很有声望，而帮助胡春浦逃脱追捕的王彦立，就是启明电灯公司经理，他的姑父向传义，就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彭县不仅仅产煤，海窝子和银厂沟一带还有丰富的铜矿，已经大规模开采，抗战时期大后方造币厂和兵工厂所需铜原料，大都靠这里供给。这一带山上森林密布，流水潺潺，风景优美，每到夏天，川西一带天主教堂的牧师、外国神父都到山上天主教修的别墅中避暑，可是也因为地形复杂，袍哥势力很大，土匪也多，也是走私鸦片烟贩子的集散地，地方帮派势力经常在这一带发生大规模枪战。
几天下来，我们心里有了谱，根据在当地的人事关系，陈于彤与胡春浦共同设想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坐镇关口，以做炭生意做掩护，以海窝子做军事基地，利用地方上的袍哥势力，从外面调来一些懂军事的骨干和武器，再发展一批挖煤工人，建立一支地方武装，掌握成都-彭县这一条交通要道，一旦内战爆发，我们可以在这里发动游击战，面向成都，进可攻退可守。
根据这个计划，我们就采取了积极行动。胡春浦利用王彦立的关系，很快地就当上了启明电灯公司关口转运站的主任，它需煤量大，控制了彭县煤产量的大半，掌握了这个机构，在地方上就成了说得起话的人物。再说了，因为收购量大，收购的价钱就低，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摊子，为自己赚点钱作活动费。我不教书了，调出来做煤炭生意，梅侠来这里记账做会计，当时关口海窝子一带有不少运煤工，他们大都自己养有一头骡马，每天到山上煤厂驮上两箩筐煤炭，约二三百斤，运到关口卖给收煤商，一次可赚五六角钱至一元，辛苦点每天可以运两次。我们在关口镇上租了一楼一底的门面，后面还有一块约一亩大小的煤炭堆积场，把收购到的这些散煤堆积起来，同时再去成都西门上石灰街租了一个门面，约三间铺面，也是一楼一底，由诗伯主持。我们把关口收买的煤装成约一百斤重一筐，用板车运往这里堆放，再到市内各处去推销用煤，讲好价钱后，给用户送去。在一般情况下，每筐煤可以赚一元左右，销路越大，赚钱越多。父亲也常来石灰街，陈于彤到成都时也在这里落脚，这是个新开辟的地方，知道的人很少，我们来去很方便，也很安全。
我常来往于彭县成都之间，负责押运，经常是随着十几辆装满煤炭的板车，由关口、彭县、崇庆、安德堡到成都，这一段是乡村马路，多年没有维修，一路上坑坑包包的，路况很糟糕，每逢上坡下坎，我就帮着工人们拉呀推的。那时候人年轻，也不觉得累，一路与板车工人摆龙门阵，听他们谈一些民间稀奇古怪的传闻，也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家庭情况，增长了不少见识。
煤炭生意能否维持下去，主要是要解决销路问题，诗伯在这方面是内行，只是她一直都是做大生意的，在重庆开服装店，一笔生意就是几千上万，现在要为一包两包煤炭到处去说好话推销，对她来说真是大材小用，何况她病了好长一段时间，正在恢复期，我也不忍心让她抛头露面地东奔西跑。父亲对这项工作更是外行，公园茶馆的用煤当然只要他打个招呼就不成问题，可是每月也只有十包八包的销路，赚不了多少钱，只能够介绍一些关系，由我去跑，所以找销路这个担子就落在我的肩上了。我在关口收炭、装包、押运，到了成都，就带着商行名片马不停蹄地沿街跑，一条街一条街地去找那些旅馆、餐馆。那年月，用户是真正的上帝，不但要煤质好，价钱还要比别家的便宜，先要试用，以后还要每月包送，我常常一天跑了十家二十家，能有一两家成交就算是好收获。我还通过各种关系，找到几家用煤量大一些的工厂，每月能够卖出一两百包煤炭，基本上可保证开支。